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2014年年中在北京举行，在亚洲局势瞬息万变、东亚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中美战略互动格外引人注目。

美国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2011年公布“亚洲再平衡”战略，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不仅造成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还打破了地区战略均衡，加剧了中国与部分邻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日本近日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即将访问澳大利亚兜售建立针对中国的“菱形”围堵，越南宣称就海洋争端做好战争准备，菲律宾早就在蠢蠢欲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都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

在上述情况下，中美如何利用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重要的平台，进行战略互动，并深入思考21世纪中美作为上升和守成大国的相处之道，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是对中美两国的严峻考验。

一，认清两国的历史重任，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至关重要。战略是管方向的。21世纪中美关系如何处理，是对抗还是合作，是相互尊重还是互相猜忌，是协力应对全球挑战还是“分道扬镳”、互相拆台，是双方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无法回避。考虑到两国的体量和全球影响力，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将是21世纪世界的未来。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的初衷就是基于上述考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现实，中美意识到两国了解各自战略意图、协调对重大问题的立场，不仅是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双方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挑战的基础。

然而近几年形势发展不如人意。中美关系矛盾和摩擦不断，而且随着力量消长变化，两国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增大。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6月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正式倡议，中美努力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不仅着眼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具全球视野，希望中美两国走出一条21世纪的大国和平相处之道，以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社会。对此，美国也做了积极回应。应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两国元首已经确定，关键在于落实和行动。

二，“亚洲再平衡”战略和“新型大国关系”存在战略取向的矛盾，需要美方三思而后行。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战略的提出凸显中美两国战略思路的差异。战略思路出了错，就有可能作出误判，采取的政策也会固化错误战略，使两国渐行渐远。

“亚洲再平衡”战略固化冷战思维，出发点是对抗与遏制；“新型大国关系”希望化解矛盾，和平竞争，和平共处，寻求合作共赢。

中美存在不同的战略利益取向，政策重点也有分歧，但中美建交35年来，双方始终有个共识：中美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已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合作伙伴。

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就体现了这一思路。中美共识远大于分歧。冷战思维说到底是文化、思想上的惯性思维，见不得别人发展比自己好。为维持优势，用军事、经济等手段打压对方是本能的冲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主要军事资源调集到中国周边和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增强与盟友的联系，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外交上借助日、越、菲等构筑对中国的“篱笆式”围困。虽没有直接和中国对抗，但再平衡战略动作的指向都与中国有关。

“新型大国关系”则提倡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这不是怕事，而是希望通过协商、协调谈判解决问题，至少可以缓解矛盾，并通过利益融合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地区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条件。

中美作为全球大国，需要培养和鼓励自我克制、相互理解的战略思维，为增进双方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战略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出现利益和认知分歧时，双方要以换位思考方式来理解对方立场，以谨慎和建设性态度处理分歧，特别是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重大关切，更应“三思而后行”，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中美逐步培育互信对改善双边关系十分重要，要为此制定机制，创造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脚下”，首先要学会管控危机。

美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提出中美平行采取“战略再保证”措施，来逐步培育互信。其观点得到不少中美学者赞同。

这种互信不仅包含增加信心、信任和信赖多重内涵，更强调行动的累积。所谓累积就是双方不断“平行”，而不是相互为前提采取实际行动，来显示愿意走互信和合作的道路。譬如中美在中东、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就十分宽广。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排放大国。美国在开采页岩油气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美就此加强合作，全球能源格局将向稳定、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有分歧，甚至有重大分歧是常态，管控分歧和危机、培育互信也应该成为常态化行动。

要学会“把分歧装进箱子”，有效管控，以免影响大局。要开展持续有效的“战略再保证”互动，来培育正能量，抵消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核心是双方确保尊重对方的“底线”或者核心利益，采取措施让对方放心自己的战略意图，追求一家利益最大化不可取。你的利益最大化了，别人的利益呢？你追求绝对安全，别人的安全就不考虑了？

四，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还可以向国际社会作战略宣示。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和壮大，也愿意和平竞争；双方无意建立在世界和亚太分割势力范围的G2，而将在重大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努力推动形成均衡、合理、公正的国际和地区格局；构建有助于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安全”、排他安全的地区军事安全架构；致力加强双边分歧管控，强化危机管理能力。

仅仅做战略宣示是不够的。要以实际行动来说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是真的，不是放空炮。尤其涉及中国海洋权益争端时，美国不要“鼓励”少数国家借机闹事，给地区国家带来“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造成地区安全局势的混乱。双方要确保各国有一定的“舒适度”，堵塞一些国家闹事的空间。

日本、越南、菲律宾都想从中美争吵中“渔利”，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给他们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希望借美国之力，改变现状，推翻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千万不要错配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些事短期看似乎符合美国对付中国的目标，但最后一定会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还有美国竭力推动的TPP只有12国，在制定新的贸易投资规则时排挤地区最大经济体中国，到头来只会拆区域合作的台。

今天的亚洲不是冷战时期的亚洲，更不是一战或二战之前的亚洲。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希望得到中美在亚洲的合作红利，那就是通过建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的安全、经济合作框架促进亚洲各国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不能欺负小国，但小国也不能兴风作浪，欺负大国。

中美各领域利益深度融合，中国尊重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从未想过要把美国从亚洲排挤出去。美方同样应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五，中美战略互动要有利于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有助于实现“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多赢目标。

中国领导人2013年在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与亚太国家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目的就是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建设新的区域治理机制与体系做顶层设计。

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其中一项措施，将对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作出贡献。

有人炒作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搞G2。这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别有用心。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参与和支持，二十国集团（G20）为什么近年来能有不俗的表现，中国为什么坚定支持G20发挥全球治理主要平台作用，就是因为G20代表性广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基本平衡。主要经济体也都包括在内。G2既不现实，也做不到。中国早就明确表示不赞成。这并不表明中美合作不重要，恰恰相反，中美合作对于解决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亚洲的特殊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亚洲事务哪一家说了也不算。一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治理需要“亚洲精神”，那就是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和平相处，共同创造“亚洲奇迹”。

这些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世界变小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种种迹象表明，现有国际秩序出了问题。如何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大家都认可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要从全球和区域治理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中美两国在重建国际秩序中是关键，要起引领、带头作用。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继“韬光养晦”政策和“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政策后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三者的核心是一致的：中国要做新型大国，在实现自身和平崛起中，打破“大国争霸”逻辑，维持世界和平。当然，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一家说了不算，还取决于美国和其他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大国的战略互动中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