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于年内超过美国。这种说法有多大可信度且不说，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热议升温，“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

一些西方人士断言，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并未使中国走上“公开、民主”的道路，西方在现有国际秩序内“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破灭，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将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美国必须坚决捍卫它和盟友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些人认为，转折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主要观点包括：①中国拒绝西方民主和人权概念，视美国为竞争者和潜在敌手；②中国外交政策完全从自身利益考虑，罔顾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标准和责任；③中国认为美国制度失败、债台高筑、政府失灵，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④中国实力和军力同时上升，将寻求更多权力，从而引发冲突；⑤中俄走近并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包括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

美国人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有以下长期战略：以能源独立为基础的强大、不断增长的经济；富有活力和有效的民主体系；有盟友支持的耐心的外交；出现危机时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力量。

历史上国际秩序之争往往发生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不断接近之际，而且大多以战争形式解决。那么中美怎么办？两国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走出一条21世纪的大国和平竞争、和平相处之道？这对中美两国是严峻的历史考验，其结果将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历经波折，从共同应对战略敌手，到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互补共同发展，从潜在竞争对手，到应对全球挑战、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35载风和雨，合则两利斗俱伤。当前，中美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砝码更大，责任更重。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两国历史难题指明了方向，双方也有初步的共识。11月中旬中国主办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再次见面，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商谈。目前两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沟通与讨论正逐步深入，许多理论问题有待厘清，“骨架上要有肉”，这一关系才能成型，最后能否实现将有赖于中美在众多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和实践。

中美关系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要素早已存在，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改革全球治理机制、解决全球性挑战已经结成共同利益体。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毋庸置疑，中美政治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不同，有矛盾，有猜忌，甚至有冲突，也是正常的，毫不奇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是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说来容易做来难，需要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需要缜密的战略谋划与正确理论的指导。尤其要清楚认识以下几点。

一，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说法有何关联？

回顾近几年中美关系定位的轨迹，不难看出双方都有纠结。定位决定思路，思路引导战略和方针政策。美方长期以来奉行“战略模糊”，将中国放在“非敌非友”的框子里，对华政策辩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际政策也因此常常左右摇摆。两国因为缺乏信任，时常将日益增长的经贸往来看成“定海神针”就很能说明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一直在寻求中美关系新的定位。这种努力通常是在两国关系发生危机的背景下，双方希望摆脱危机、改善关系的表现。举几个例子，1997年，中美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背景是：1996年，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陷入低谷；1997年，中美围绕人权、贸易、军售、香港等问题矛盾再次集中爆发。2001年10月，中美确认致力于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否认上述“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因人权、对台军售、“撞机事件”等问题再次“自由落体”式下降。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以“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定位两国关系，但随后却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等两国关系于2010年陷入低谷。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跳出了两国一些固有矛盾的窠臼，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寻求大国和平相处之道，不仅着眼于两国的利益，更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美关系已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这是最关键的新历史条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此，其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这个历史考验不可谓不大！

二，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之沿革与重构，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

首先，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势在必行，也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必然路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这与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有内在联系。现在国际国内问题界限已经模糊，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都既是国内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需要全球合作，需要通过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来寻求全球性解决办法。中美作为大国，合作空间和潜力很大。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中国身处全球治理的中心，如不主动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就会停留在“被治理”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换个角度看，全球治理离开中国的参与，也将是不完整的，难以真正落实。这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国际合作方面，中美的交锋与合作使两国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再看中美经济失衡问题，这既说明中美关系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也说明中美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来加强双边关系，增进互信。

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中国资金回流美国是近二三十年中美经济的主要特征，确实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故有中美利益共同体一说。现在两国和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尤其2008年危机以后，双方意识到各自都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和增长点。这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目前中美年贸易额已超50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逾1000亿美元。中美正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都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正确步伐。现在是中国的步子快，美国慢一些，这主要受美国国内政治体制弊端的制约。

最后，中美加强全球治理的协调与合作，既可以引领国际社会的团结协作，推动国际新秩序构建，还可消除其他国家对“G2”的疑虑。

三，中美相处要顺利、平稳，需要避开或搁置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稳步推进战略互信和长期合作，做大合作“蛋糕”。

中国国家利益随着实力增强日益向全球拓展，与美国既得利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但这同时也使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粮食危机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的紧张局势和矛盾，与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有密切关联，也是引发近来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然而即使在中美摩擦集中、矛盾突出的亚洲，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恰恰是中美的根本利益所在。

习近平主席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既有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顶层设计的考虑，也为中美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中方完全可以针锋相对，“平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落入“你一拳我一脚”的“囚犯陷阱”恶性循环。

中美和周边国家一起做大合作的“蛋糕”，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不仅互信可以加强，地区紧张局势可以缓解，还可以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说到底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是为了各国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利益。

中美不可能事事看法一致，做事步调一致。中美关系敏感问题短期内也不可能解决。双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在直面地缘政治分歧的同时，有时搁置争议，把敏感问题放一放可能就是最好的出路。不要老想着用自己那一套标准和要求去改变对方、改造对方，因为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政之道。

美国现在尤其需要放弃利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国来“平衡”、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离岸平衡”战略，回到与中国协商、对话的轨道。中国不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和存在，希望美国“投桃报李”，采取同样的做法。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是步“死棋”，万万走不得！

目前，中美已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等60多个对话机制，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2014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可喜成果，特别是双方对中美所处国际环境有一定的共识难能可贵。2014年11月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中美元首将再次聚首，商谈两国关系、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相信双方将在增信释疑的基础上，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石。

中美有必要向世界表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而是21世纪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理应成为两国外交战略的“新常态”。

四，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更是世界各国的事，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民主化十分重要，中美要带好这个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自然有特指中美关系的含义。然而，世界上称得上大国的何止中美两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光靠中美是不够的，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必须包括所有大国以及欧盟等区域组织。从有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角度看，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目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大国关系的表述是：“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俄演讲中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领导人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着眼点从中美扩展至所有大国，无疑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路径选择。

中美因其综合国力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体量和地位，确实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大国利益相互交融，关系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可以说任何大国关系都有全球影响。中国否定“G2”设想，是因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根本上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也无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表现为两国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特别是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中俄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双边范畴，为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