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特别的刑罚执行制度，无疑是我国对世界刑事法学的一大贡献，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现行《刑法》都对死缓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死缓制度诞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死缓这一我国独创的刑罚执行制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死缓对严格控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死缓使原来应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判决和执行有了一定期限的缓冲，使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并不是决定的死刑，而是有一定的伸缩余地，在“死”中增加了“生”的因素。其次，死缓对体现区别对待政策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死缓制度中，充分体现出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应根据不同情况，判处不同的刑罚，有的必须立即处死，有的不需要立即处死，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最后，死缓制度对促进犯罪分子改造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死缓作为从属死刑的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犯罪分子最后的也是最严厉的警告。死缓的特点就在于判处死刑却又不立即执行，而是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给犯罪分子以最后的机会，或生或死，做出抉择。这就是说，死缓最后的处理结果完全取决于犯罪分子本人，犯罪分子只有认罪服法，认真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抗拒改造，执迷不悟，只能是咎由自取，死路一条。11372683

从称谓角度考察，死缓制度最早可以追及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死刑缓刑”制度。1930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85号决议，即《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惩办帝国主义者的办法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载有四种刑罚，分别是：（1）罚款；（2）没收财产；（3）监禁和苦役；（4）非常刑罚（死刑）。其中对“非常刑罚（死刑）”又强调“但得缓刑若干时间，暂时监禁”（《决议》第二条）。《决议》之所以决定对帝国主义者（外国商人教士等）判处死刑，当然是因为他们“企图领导当地反动残余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或者响应进攻红军之国民党地主的武装”；同时，对帝国主义者判处死刑但暂时监禁，还具有特别的功效：与国民党各地政府所抓捕的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等相交换。该《决议》具体要求说：“反革命犯罪之外人，受监禁处分或非常刑罚（死刑）处分而缓刑者，可以依‘交换俘虏’的惯例，向国民党各地政府（南京、上海、南昌、武汉等）或帝国主义政府（如上海工部局政府、香港英督府）提出释放之条件，即指明国民党政府应将某监狱中之革命‘罪犯’（共产党员，赤色工会会员等）释放，限期妥送至苏维埃区域后，则苏维埃政府将释放反革命罪犯外人某某一名或某某等若干名。此等罪犯罪名应即更公布电达外界”（《决议》第三条）。

毛泽东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创造性设置死缓这一刑罚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