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这一概念，因为新制度主义的急速走红，几乎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和解释的焦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和阐述制度安排之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Dimaggio and Powell，1991：3）。以至于有人这样评论，“90年代，我们人人都是‘新制度主义者’（Neo-institutionalists）”（McFarland，1991：262）。对制度的关注，曾经是古典社会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Durkheim那里，社会学是“研究制度的科学”（Science of Institutions）（Durkheim，1950）；同样，Weber的一个评论者认为，制度之于Weber概念体系的中心地位，犹如竞争之于经济学的地位（L.M.Lachmann，1971：68）。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Parsons的功能主义崩溃之后，功利主义的、以行动者利益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支配了社会学领域，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论是其代表。晚近新制度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兴起，是打破后者概念霸权的一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古典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复兴”。

本书研究关注的是文化因素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制度形成中发挥作用，有鉴于此，以下的理论回顾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重点。但在此之前，我会简单地讨论几乎对文化不置一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几乎完全以文化统摄一切的“文化主义”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