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

中央办公厅关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件

此前，4月5日，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给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呈报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变名称问题的请示》，建议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汪东兴，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陈锡联、吴德、陈永贵圈阅批准。

11月22日，国务院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和套印。

5月13日 院临时领导小组向党中央呈报《关于〈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复刊的请示》。9月9日中央批准复刊。10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复刊，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复刊。《世界文学》前身为《译文》，1936年由鲁迅先生创办，1959年1月改名为《世界文学》，1966年停刊。1977年恢复出版，1978年国内公开发行。

“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办有国内外发行学术刊物10种，国内发行学术刊物7种，内部发行刊物12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部被迫停刊。到1977年底已批准恢复出版国内外发行刊物7种，国内发行刊物2种，内部发行刊物8种。

5月25日 我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丁声树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会见以澳大利亚教育部首席助理秘书休斯为团长的澳大利亚语言教学考察团。

6月9日 院召开全院党员大会，院领导胡乔木就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全院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滔天罪行，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讲话强调，“‘四人帮’是一小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中央早已明确指出，凡是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必须一件件、一桩桩彻底查清楚，决不能含混了事，留下隐患”。

6月10日 院临时领导小组决定由王仲方负责《现代汉语词典》审订组工作。《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8年，先后由吕叔湘和丁声树任主编，出过“试印本”和“试用本”送审稿，经审定后于1978年正式出版。

7月21日 我院向耿飚等领导报送文学研究所编印的《“四人帮”资料汇集》、《“四人帮”资料汇集续编》。资料对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7月23日 院临时领导小组率领全院职工游行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下午召开全院庆祝大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刘仰峤代表临时领导小组讲话。

7月24日 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我院文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所长何其芳在京逝世。

《何其芳文集》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1912年2月5日出生，四川万县人。1938年8月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文学系主任，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1947年两次被派往重庆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和书记处书记。1953年创建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著有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日记》、《星火集》，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和主持编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等，辑有《何其芳文集》（6卷）、《何其芳全集》（8卷）。

8月21日 院临时领导小组率领全院职工游行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下午召开全院庆祝大会，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十一大代表林修德讲话。

8月29日 应我院邀请，瑞士伯尔尼大学考古学教授，前瑞士人文科学协会主席邦迪来华进行为期4周的访问。

9月10日 全院干部群众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代表临时领导小组讲话。

9月19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关于汇编出版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地震历史资料的汇编工作，将于1978年基本完成，1979年公开出版。我院近代史研究所黎澍任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主任。

9月19～22日 纪念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由林修德、吴亮平、刘导生、许立群、孙耕夫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主持了会议，耿飚、朱穆之、王殊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首都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宣传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共190多人出席座谈会。

9月27日～10月28日 应我院邀请，以历史学家井上清为团长的日本社会科学工作者友好参观团一行9人，在我国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华期间，王震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10月19日～11月3日 经济研究所在山东泰安召开《政治经济学简明辞典》编写工作会议。会议由许涤新主持，通过了《政治经济学简明辞典》编写的几项试行规定。来自全国各省市38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宣传、出版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75人参加会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许涤新主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辞典》于1980年3月至198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

10月30日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

此前，于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联署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的请示》。10月30日方毅批示“拟同意”，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王震、谷牧同志圈阅批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组，成立于1957年10月，隶属于历史研究第二所。1960年2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调整科学院三个历史所组织机构的请示》，历史研究第一所和第二所合并为“中国历史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组独立为研究室。1975年8月改名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78年1月10日两院发文，自1978年1月1日起整建制划归中国科学院。

11月10日 我院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

《设想》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现状，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的摧残，远远落后于党和人民的需要，同我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多年来研究成果很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一本专门著作；还没有写出一本系统地完整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著作、研究性专著极少，郭沫若、范文澜主编的两部中国通史没有写完，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各种专门史著作也几乎都是空白。现有的队伍很小，与苏联、美国、日本差距很大。苏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仅仅历史、哲学、经济、语文、法律五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就有159000人，光研究中国的就有10000多人。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250000人，日本有129000人，朝鲜社会科学院也有6000人。我们不但人力薄弱，而且物质条件很差。《设想》提出1978～1980年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发展打好基础，1981～1985年之间研究工作应该有个大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科学院真正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繁荣我国学术文化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要把缺门的学科和薄弱的学科填补和充实起来，建设和造就一支比较齐全的、有战斗力的、水平较高的、力量比较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时大力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和大量充实图书资料和设备，开展多方面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拿出一大批有分量的成果，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以满足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为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二部分阐述方针、任务，并根据方针、任务提出今后三年的重点研究课题。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研究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结和研究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和问题，在各个具体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题研究方面，写出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专门著作，培养和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根据上述总的方针和任务，分别从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和现代修正主义方面，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编写各门学科的基本著作方面，研究外国方面和工具书方面列出了三年重点研究项目。

第三部分提出为了适应要求，今后三年除充实现有研究所之外，需要陆续建立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业务辅助机构，要大量扩充研究队伍。《设想》提出筹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亚洲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欧研究所、东欧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经济数学方法研究所等14个研究所，并扩大充实现有的情报研究所，使之成为了解和研究外国社会科学动向的中心。要建立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出版社、印刷厂、学术活动厅。在已恢复出刊的刊物的基础上，一两年内陆续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刊物，三五年内再创办几种新的刊物，设立各刊物的编辑部。在队伍方面，《设想》提出三年内拟从2199人增加至9200人。

第四部分讲科研用房、生活用房和科研经费。

11月18日 我院向国务院报送法学研究所提出的《对1975年宪法的一些修改意见》。

11月23日 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财政部国外业务局、外经部六局在京联合召开世界经济界关于外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讨论会，讨论日、美、苏、联邦德国等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今后发展趋势。25日，院领导于光远到会并讲话。

11月26日 中央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力群、于光远为副院长。以胡乔木为院长的首届院领导，工作卓有成就。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发展时期，不仅全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机构和科研工作，而且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同志主持制订了社科院科研工作的方针任务，明确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外历史和现状，研究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特别着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通过科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当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并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他先后于1977～1978年和1980年，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研究所，制订了《三年（1978～1980）规划和八年（1978～1985）设想》、《1978～1985年科研规划》、《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1978～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5年规划和1986～1990年设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在他任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了一批研究部门经济和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研究机构由原来的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增至32个研究所、2个研究中心；创建了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主办的公开发行刊物由原来的10多种增加到80多种；职工人数由不足2200人增加到5000多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任院长时间：1977.11～1982.5.13）

胡乔木同志还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动争取中央宣传部领导，联合教育部，领导主持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12月20日 院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副院长邓力群主持会议，院长胡乔木传达了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邓小平、李先念在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部分指示精神并作重要讲话。副院长于光远和院临时党组的全体成员出席了大会。

胡乔木说，华国锋同志重申了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方针政策，既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手软，又要注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查清问题，又要稳定大局。这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全体党员必须高度重视，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

胡乔木说，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在听取我和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也作了重要指示，两位副主席指示的精神同华国锋同志讲话的精神，完全一致，指示我们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十分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后来90%以上转变好了，全国都有这种情况，要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几个人，问题就容易解决。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揭批“四人帮”，是长期的斗争，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社会科学院在过去一年中运动和业务都有一些成绩。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批判文章，揭发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在学部犯下的罪行。运动一定要进行到底，这是党中央的根本方针。抓纲治国，在社会科学院就是抓纲治院，揭批“四人帮”是一切工作的纲，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纲。社会科学战线，是被“四人帮”破坏极其严重的战线，不把“四人帮”的各种反动思想的流毒彻底肃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在全国是如此，在社会科学院也是这样。路线是非，一定要分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确定几个前提。一要把揭批的重点放在“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后。对这个问题，华国锋同志讲过多次，不应该有动摇。二要首先分清敌我，在分清敌我的前提下分清路线是非。10年的账包括“批林批孔”以来的账，要算到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头上，不允许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头上。否则，前提错了，就分不清路线是非，就变成纠缠历史旧账，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不符合揭批查的大方向。

胡乔木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很大一部分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全国工业、农业上去了，自然科学也上去了，社会科学怎么办？所有的同志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用实际行动来答复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进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这对社会科学院来说，是特别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华国锋同志多次讲到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清算“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彻底清除它的流毒和影响。希望1978年社会科学院出现一大批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应当把这放在我们任务中的第一项。整个业务部门，各研究所一定要创造出优良的成绩，向党向人民献礼。全院党员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忠心耿耿，雷厉风行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希望经过这次传达，所有党员的言论和行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违背中央指示、破坏团结、破坏纪律的现象继续发生。1977年就要结束了，要把缺下的课补好，要制订三年科研规划，八年工作设想。规划一经制订，就要千方百计地完成。

院党组还用5个半天的时间集中召开各所党总支和直属党支部委员和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一步学习讨论华国锋主席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对社科院的指示，学习胡乔木院长传达后的讲话。26日邓力群代表院党组作了会议总结，要求全院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团结在中央指示精神上，打好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社科院的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

12月23日 中央任命周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2月26日 院召开全院人员大会，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八十四周年。院长胡乔木主持会议并讲话，副院长于光远作了《实现毛主席遗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讲话。副院长邓力群、院顾问周扬、院临时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出席了大会。

12月28日 院批准《中国语文》编委会由吕叔湘等9人组成。吕叔湘为主编。

12月 院公布《1977年科研工作的初步总结和对1978年各所科研规划的初步意见》。总结中说，我院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有的文章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整理了一批揭批“四人帮”的资料，为从政治上和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上揭批“四人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各门学科的科学研究上，也做了一定的工作，编写了一些专著、小册子和工具书，翻译了一些外国著作和整理了一批资料。其中已经交稿或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二册，《中国通史续编》宋史部分，《沙俄侵华史》一、二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现代汉语词典》，《鲁迅手册》，《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刊物方面，除继续出版《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外，重新恢复出版了《世界文学》（内部发行）。积极筹备复刊《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四个刊物。还出版了一些动态性的内部刊物。

《意见》要求，对揭批“四人帮”的问题，要列出一批题目，采取有力措施，争取明年拿出一批有分量、有水平、从马列主义根本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好文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也要列出一批专题项目，提出需要填补的空白学科和要加强的薄弱学科，组织力量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争取早日拿出一批成果。

还对一些所的计划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历史研究所，建议侯外庐主编一部《中国思想史》；

经济研究所，建议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早日上马；

哲学研究所，建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早日上马，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也应该搞；

外国文学研究所，建议继续组织出版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古典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名著）；

世界经济研究所，应该有美国工农业和日本工业发展速度的研究项目；

语言研究所，应该有汉语语法的专著，还应该有古汉语方面的著作，帮助读者读懂古文，继续编写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辞源、成语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