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 院召开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临时党组成员刘仰峤主持会议，院长胡乔木、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讲话。院属各单位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为了推动和组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邀请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办公室、教育部、财政部等16个单位的有关领导列席会议。

会议主要是动员制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布置各研究所为做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年、八年规划作准备工作。

胡乔木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计划和八年设想，包括要建立的研究机构，要建立、恢复和充实的学科，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需要撰著的各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培养等。要求“制订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同时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同时要有实际的基础”，要考虑实现规划的措施。同时他要求各研究所要把三年计划和八年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划工作配合起来，“在年内能够尽快、尽早地，在进行一些初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做准备”。他强调社科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都“要跟整个国家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于光远在讲话中传达了1963年毛主席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制订科学技术发展10年规划时的指示：“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制订个规划，也要给点钱”。1963年12月，毛主席还批示要建立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于光远强调，今天我们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该是全面的、长期的规划，三年、八年的规划，还要对23年有个设想，也就是要努力实现毛主席的遗愿。一方面应该对各个门类的哲学、各个门类的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理论、教育学、宗教学、道德学、语言学、民族学等都有所规划；另一方面应该对要研究的课题，写出的著作，编纂的工具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以及建立研究机构和图书资料中心，培养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后勤工作等都要有所规划。制订这个规划必须有雄心壮志，实施这个规划就是要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我国是一个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规模和水平应该同我国的地位相称。

1月12日 科研组织局召集部分科研人员座谈会，座谈建立社会科学电子计算中心问题，会后形成《关于建立“社会科学电子计算中心”的几点意见》。

1月16日 院顾问周扬参加文学研究所规划座谈会并讲话。嗣后形成了《1978～1985年文学学科研究规划》（草案）、《文学研究所（1978～1985）科研规划》和《文学研究所三年（1978～1980）研究工作规划及八年（1978～1985）工作设想》。

1月18日 周扬参加外国文学研究所规划座谈会并讲话。周扬指出，“各国各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研究世界文学的重要性要肯定，这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必要借鉴”，并就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遗产、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等作了阐述。在周扬指导下，集中研究人员的意见，制订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三年和八年科研规划（草案）》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三年到八年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措施和有关制度》。

1月19日 经中央批准，院党组任命刘仰峤为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王仲方和杜干全为副秘书长，宋一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

1月20日 周扬参加世界历史研究所规划座谈会并讲话。世界史所于2月份制订了《世界历史研究所1978年科研计划》。

1月24～26日 副院长邓力群参加民族研究所规划座谈会，不时对座谈中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并于26日发表总结性讲话。3月20～22日召开民族学科规划座谈会，来自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会议，为民族学研究和发展规划建言献策。综合各方面意见分别制订了民族学、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问题理论的1978～1985年研究工作发展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既是全国民族学科研规划，也包括民族研究所的规划。

1月25日～2月1日 我院召开北京地区经济学规划座谈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许涤新致开幕词，院长胡乔木、副院长于光远到会并讲话。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北京市有关部门等90多个单位300多人参加座谈会。

胡乔木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与外国经济外国经济学比较研究、外国经济学研究、关于社会调查以及需要研究的课题和需要撰写的著作、编写的教科书、工具书等，作了长篇讲话，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分析，启发与会者的思路。

嗣后于4月份，分别召开了六个大区的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和专业性规划会议。在此基础上制订了《经济科学三年（1978～1980）、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草案）、《1978～1985年全国经济科学研究机构设置规划》（草案）、《1978～1985年全国大专院校经济学科专业和研究所室设置规划》（草案）和《一百个经济问题》研究计划。

1月28日 邓力群参加情报研究所规划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情报工作要全面，“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好话坏话都要听”，要“大胆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情况，全面才能准确”；“远景规划想得多些、周到些，近期计划要搞得牢靠些”。

1月31日 院党组颁文，任命王平凡、李彦为政治部副主任。

2月20～23日 院召开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副院长邓力群主持座谈会，郭沫若致函，周扬、于光远、夏鼐、翁独健、吕叔湘、丁伟志等发言，顾颉刚、孙冶方、邢方群等作书面发言。院领导和各学科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座谈会。

为了开好座谈会，胡乔木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作布置和思想发动，提出社科院的同志“应该讲得深些”，对“四人帮”篡改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揭发批判，不能只满足于“正确的引证”和由引证进行的演绎，要解放思想，“从事实的分析出发”，提出“当前迫切要解决的建议”。《人民日报》以两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学者们许多精辟言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如夏鼐批判张春桥所谓的“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决定于理论”的谬论，明确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夏鼐的发言，比嗣后“真理标准”大讨论早3个月。

2月21～27日 我院召开北京地区世界经济学规划座谈会。来自科研部门、高等院校、政府部委、银行、新闻、出版等48个单位的有关领导和经济学界知名人士等460多人参加会议。副院长于光远、教育部部长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为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作准备工作的一次座谈会。会后形成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世界经济学科三年（1978～1980年）、八年（1978～1985年）规划设想和建议》（讨论稿）。

2月2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刊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简报》“编者按”说，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说：“如果我们有一百本涉及到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和邓力群、于光远提出了选题一百例。这个“选题”是当时制订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八年规划和制订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参考。

2月25日 我院在京召开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教育科学研究严重落后的情况，强调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就如何研究、研究什么作了阐述。是月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教育机构、大中小学领导和教师的意见，形成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讨论稿）。

3月4日 全院干部群众集会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80周年，副院长邓力群主持大会并讲话，政治部主任宋一平作题为《周总理的关怀永远鼓舞我们胜利前进》的报告。

3月13日 副院长邓力群出席法学规划座谈会并讲话。经过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嗣后形成《法学研究所1978～1985年科研项目计划表》、《法学研究所1980～1985年科研计划表》和对法学学科的《关于1978～1985年法学研究规划的初步设想和建议》。

★周扬出席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并讲话，对要不要研究外国文学、怎样研究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问题作了阐述。5月，又先后到上海、天津、南京、长春、哈尔滨、沈阳、济南、武汉等地征求有关方面领导和广大学者意见，形成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情况》、《1978～1985年外国文学研究规划》（草案）。

3月20日 我院向中宣部呈报《关于创办〈法学研究〉、〈民族语文〉、〈世界经济译丛〉、〈法学译丛〉、〈外国史学〉、〈考古学参考资料〉等刊物的请示》。嗣后于7月3日给中宣部《关于请审批出版〈世界历史〉双月刊的请示》，改3月20日报告《外国史学》为《世界历史》，年内试刊，1979年正式出版。7月19日，再次给中宣部呈报《关于恢复〈经济学译丛〉的请示》，国内发行，1979年1月复刊。8月9日、11日、24日和9月23日、27日及10月12日又分别给中宣部呈报了《关于编译出版〈民族译丛〉的请示》、《关于创办〈经济管理〉杂志的请示》、《关于创办〈方言〉刊物的请示》、《关于〈国内哲学动态〉复刊的请示》、《关于出版〈历史学〉季刊的请示》、《关于出版〈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动态〉的请示》、《关于出版〈世界历史译丛〉、〈世界历史研究动态〉的请示》等。这些“请示”均获批准。上述刊物，或创办，或恢复，相继出版。

4月5日 院颁布《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计划共列重点科研项目431项，其中属于胡乔木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范围的27项。

4月13～18日 《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部分哲学、经济学工作者100多人出席了讨论会。讨论会围绕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若干方法论等核心问题展开，从哲学上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为解放思想，打破理论禁区，推动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月20日 工业经济研究所向院报告该所的方针任务：在院党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深入揭批“四人帮”，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紧密联系工业战线的实际，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研究国外发展工业和管理工业的理论和经验，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工业经济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成为国家工业经济领导机关的一个助手。

4月30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就按劳分配问题发表了重要指示。5月17日胡乔木出席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发表了题为《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5月15日 胡乔木就成立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给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和耿飚副总理报告并获得批准。

5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联署给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报《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胡乔木为总编委会主任，周培源、严济慈、齐燕铭、陈翰笙、于光远、周扬为副主任（后来又增补贝时璋、卢嘉锡、华罗庚、刘瑞龙、吴阶平、沈鸿、宋时伦、张友渔、陈翰伯、武衡、茅以升、姜椿芳、夏征农、钱学森、梅益、裴丽生为副主任）。是年10月7日胡乔木主持召开首次总编委会筹备会议，启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并提出实事求是、客观介绍的编写指导思想。1979年初胡乔木审定了全书编辑方针，并亲自组织总编委会和各分编委会，一代著名专家学者2000多人，汇集在大百科全书的旗帜下，共举大业。胡乔木指出，百科全书“关系到国家学术荣誉”，反映“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水平”，“全书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力求不出错误”，要“由最合适的人撰写最合适的条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

5月25日 经济研究所向院报告该所的方针任务：经济研究所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应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中国的特点。

为使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中国的特点，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研究中国经济通史，包括原始公社经济史，奴隶社会经济史，封建社会经济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史。只有全面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深刻地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作出理论性概括。

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要特别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事物、新问题、新经验，密切同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经济研究所应该同工业、农业、财贸三个专业研究所的任务有所不同，经济研究所应该对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工农业现代化中综合性的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例如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问题、国民经济体系问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问题、经济效果问题、社会劳动生产率问题、消费和人民生活问题、城乡工农关系问题，等等。

5月26日 院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报了《关于重建和新建一些学会的请示》并获得批准。《请示》说，“文化大革命”前曾建立有中国政治学会、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筹备建立中国经济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语言学会，“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学会活动停止了，工作机构解散了，现在需要重建。拟先建立中国法学会、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学会，其他学会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建立。

5月29日 农业经济研究所向院报告该所的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紧密联系实际，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发展，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战线的经验、重要经济问题和政策；研究外国农业现代化和管理农业的理论和经验，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当前着重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要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供资料和建议，成为国家农业经济领导机关的一个参谋和助手。

6月7～10日 我院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就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及如何开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规划会议听取意见。胡乔木、于光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于光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制订一个全面的全国性的规划”，“所有应该研究的学科都应该列入这个规划之中”，首先要制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军事学、外国问题研究等各个学科规划。为了制订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先搞几个比较成熟的学科规划”，如哲、经、文、史、马列；先选几个地方如上海、广东、东北三省；再找几所大学，如北大、人大、经济学院等，先拿出规划，然后召开全国规划预备会议，介绍做法，交流经验。会后各学科继续修订或制订自己的规划。规划包括机构设置、队伍培养、研究课题、物质条件、研究手段现代化建设等。6月10日胡乔木针对大家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讲了话，强调“制订规划要跟当前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要注意地方特点，一方面制订规划一方面执行”，强调“特别需要有拓荒者的勇气”，“敢于坚持真理、攀登高峰，不怕艰险、不怕困难”的精神，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靠自己做出的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获得社会、人民的重视。出席会议的各省（市、区）同志积极建言献策，并对我院各所制订的有关学科规划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6月9日 院通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启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章。

6月12日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主任，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郭沫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郭沫若，1892年11月出生，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号尚武。1913年留学日本，1924年11月回国。他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曾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满腔义愤，奋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8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从事著述，同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女神》被誉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代表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奠基性成果。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不仅使史学研究的基础更加坚实，而且新见迭出，给人以启示和导向。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异的著名学者，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17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宋庆龄等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首都各界代表45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郭沫若遗体告别。

18日下午，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和党政军各部门领导，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群众近2000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遵照郭老生前遗愿，其遗体供医学解剖实验，骨灰撒放在大寨的土地上。

★我院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呈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拟增设新所和拟增编二百人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准备即行成立或积极筹建下列6个研究所：（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2）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3）工业经济研究所；（4）农业经济研究所；（5）财贸和物资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财贸小组和物资总局建议成立）；（6）世界政治研究所。”报告还提出，新闻研究所原系人民日报社的一个机构，人民日报社坚决要求移交我院，新华社也竭力支持。南亚研究所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所由我院和北京大学双重领导。报告提出，增设上述这些研究机构，需要新增人员编制200人。7月15日，李先念批示“拟同意”。邓小平、汪东兴、乌兰夫、纪登奎圈阅同意。

6月13～19日 我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到会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台湾）历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历史系的负责人和历史学界知名学者170多人。与会人员对《历史学三年、八年规划纲要》（讨论稿）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从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研究队伍、研究组织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和修改意见。

与会者认为，摆在史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清除“四人帮”搞的影射史学，改变史学研究工作的落后面貌，把历史研究搞上去，力争在3～8年内逐步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比较完整的史学研究体系，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对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编写出一批有较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内容丰富，材料充实的中国史和世界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专史）、资料书和工具书，使我们的历史科学无愧于我国作为毛泽东思想伟大故乡的地位，无愧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

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说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揭示出历史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历史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要为实现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

历史学发展规划既要有全面安排，又要做到重点突出。历史学中的各门学科都要进行基本建设，而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应列为史学建设的重点。

会议根据3月31日周扬在历史学规划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和广大历史学研究机构、教学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修改、制订了《1978～1985年历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修改稿）和《1978～1985年历史学（中国古代史部分）发展规划设想》（修订草案）、《1978～1985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草案》、《1978～1985年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选题》（初稿）、《1978～1985年世界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及《全国世界史学科3～8年的科研项目》等。

6月20～21日 《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与会者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早就阐明：正是因为把实践标准引进认识论，才奠定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列宁自己也十分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主席更是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把他那部著作题为《实践论》。这表明，实践标准问题，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坚持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与会者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肆意地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假乱真，混淆是非，在理论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例如，他们以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先验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形而上学的“顶峰论”，否定真理是过程的辩证法观点；用把思想、理论放在第一位的所谓“倒过来”的谬论，代替实践第一、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路线，等等。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做辨别真伪、拨乱反正的工作，认真地清算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与会者还指出，对于经典作家的许多内容丰富、深刻的观点，例如，真理是过程；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不但需要逐个地进行正确地深入浅出地解释与发挥，更需要从各个原理的互相联系上加以理解和研究。

新华社和各大报刊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报道。

7月17～24日，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就真理标准问题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160多位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6月24日 院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呈报《关于编辑出版〈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及恢复出版“三套丛书”的请示》并附各书编辑方针及出版计划。中央宣传部批准了这个报告。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出了11集，后来因出版期刊《外国文学评论》，《集刊》不再出版。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出版主要是为了改变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严重缺乏的状况，为了了解世界各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和成果，为了给外国文学研究、教学提供必要的、比较系统的参考资料。选题暂定120种。

“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958～1964年4月已出36种，颇受全国广大读者欢迎。报告建议恢复出版。第一批出180种。

7月28日 院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报《关于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的请示》并获得批准。该《请示》说，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贡献重大的著名学者。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继承他留下的十分丰富和珍贵的遗产，成立《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搜集整理郭沫若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编辑出版《郭沫若文集》。

郭沫若在从事研究工作

《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由周扬任主任，由（以姓氏笔画为序）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任白戈、成仿吾、齐燕铭、张光年、李一氓、李初黎、沙汀、茅盾、茅以升、宗白华、林默涵、侯外庐、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禺任委员。

11月14日，院党组再次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报《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筹建郭沫若纪念馆的请示》，建议将“《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改为“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增补刘大年、胡愈之、林林、郑伯奇、魏传统为委员；建议以郭沫若故居为馆址筹建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铜像

1981年4月21日，院党委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送《关于郭沫若著作出版编辑工作的请示》。《请示》说，为包括郭沫若各方面著作，原定《文集》改为《全集》。先收郭沫若生前手定的集子，已经发表但未经集印的文稿，搜集复印，经研究后再陆续收入。日记、书信、翻译，将来再考虑。《全集》拟分为文学（22卷）、历史（8卷）、考古（8卷）三编，分别由人民文学、人民、科学三家出版社负责出版。此外，郭沫若纪念馆（或故居）归郭著编委会筹备，由石西民分工负责。该《请示》获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1982年1月28日，中央书记处同意把郭沫若生前住地（北京前海西街18号院）建成“郭沫若故居”。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故居”命名仪式举行，胡乔木、周扬等出席。邓颖超、成仿吾、李一氓为故居题写了匾额。

1988年6月12日，经中央批准，郭沫若铜像揭幕及故居开放仪式举行。王震、方毅、胡乔木、胡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国家副主席王震为郭沫若铜像揭幕。同日，“郭沫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1994年7月，经报请中央批准，“郭沫若故居”改名为“郭沫若纪念馆”。郭平英任馆长。

截至2006年底，《郭沫若全集》实际出版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其中文学编、历史编合计约1000万字。

《郭沫若全集》

8月2～25日 应我院邀请，以宫川寅夫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一行9人来华考察访问。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乌鲁木齐、吐鲁番、太原、大同、西安、兰州等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我院院长胡乔木在京会见了代表团。

8月17日 我院颁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科研人员定职与升职问题的暂行办法》。

8月19日 我院给中央宣传部并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请示》。8月21日，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予以批准。1978年正式招生，原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50名，全国报考人数多达5433人，经国家计委和教育部批准择优录取了448人。至2006年共招生24届博士生，26届硕士生，培养博士生2087名，硕士生3649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生人数示意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实行“集中管理，按所设系”的管理体制。研究生院历任院长有：周扬、温济泽、胡绳、江流、浦山、方克立、李铁映、武寅、刘迎秋。

8月24日 院党组颁布《院党组和各研究所联席会议条例》。条例规定每周三上午为联席会议时间，各学科片轮流参加会议。会议由院党组书记或副书记主持，听取各所工作汇报，研究各所提交院党组解决的重要问题。自1978年9月开始执行。

8月31日～9月23日 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并访问意大利。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后首次组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代表团由许涤新、夏鼐、钱钟书、丁伟志组成。几位学者分别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们的演讲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9月4～21日 瑞典语言学家、前驻联合国大使贡纳·雅林应我院邀请来华考察访问。19日，耿飚副总理会见了雅林。

9月9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为党组副书记；刘仰峤为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宋一平为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周扬、许涤新、宦乡为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为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齐燕铭、陈翰笙为院顾问。

9月11～27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院和教育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周扬、宦乡和教育部副部长刘西尧出席会议并讲话。于光远对会议作总结报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预备会召开

为了组织和协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我院成立了规划联络局，成立了有教育部同志参加的规划办公室，协助院领导专司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做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召开此次“规划会议预备会”。

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的有关讲话、指示，明确了制订规划的指导思想和要求。胡乔木作了长篇讲话，深入阐述“关于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号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实际出发，破除余悸心态，“奋发努力，勇往直前”。他对如何制订社会科学规划、规划的内容、规划要达到的目标、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等作了阐发。周扬作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是发展社会科学的客观要求”，“是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和需要”，强调要批判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影响，打破“禁区”，为社会科学研究和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廓清道路。宦乡作了《三个世界的经济形势鸟瞰》的报告，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苏联、第三世界的经济形势和各类国家的政治态度，为规划工作打开眼界，扩大视野。于光远从五个方面对预备会议作了总结：（1）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2）关于规划的重大项目和主要措施；（3）关于学科规划；（4）关于地方规划和高等院校规划；（5）关于这次会议后的工作。于光远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一贯的、坚定的、明确的指导思想”，“早已不再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了”。“我们进行讨论和研究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怎样才算做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要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探讨走向真理的道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要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是不是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真正做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分水岭”。

关于规划的重大项目和主要措施，于光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提交会议讨论的“《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中，提出了25个重大项目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这些重大项目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就是根据前面所说的总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我们制订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规划，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为了完成研究任务需要进行的工作也很多，而我们的基础薄弱，力量有限，这样就必须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保证重点。我们把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特别密切的重大项目，放在优先的地位。同时，我们把主要学科的一些基础项目也列入了重大项目之中。这是因为这些项目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基本知识的训练，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要保证重点，所以只能选择特别重要的基础项目”。“《初步设想》提出的主要措施，是根据整个研究过程的主要环节提出来的”，包括研究队伍的组织、人才培养、图书资料、情报调研、研究成果的应用，等等，分别作了阐述。

总结报告指出学科的规划、各省市的规划和高等院校的规划是全国规划的基础。以下学科：（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哲学（暂时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3）经济学，（4）政治学，（5）军事学，（6）法学，（7）教育学（包括教育心理学），（8）历史学（包括世界历史研究），（9）民族学，（10）宗教学（包括世界宗教研究），（11）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研究），（12）艺术（包括外国艺术研究），（13）科学学，（14）语言学（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外国语言研究、文字学），（15）民俗学，（16）考古学，（17）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包括人口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等），（18）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研究，（19）新闻学，（20）档案学，（21）图书馆学，（22）博物馆学等，原则上都要分别制订发展规划。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规划之后，就积极去实施这样的规划，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修改和补充规划。待实施二三年之后，即在1980年或1981年，根据当时的需要，再把规划重新修订一次。于光远说，这次会议对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四个学科规划作了介绍，并进行了讨论，会后要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各学科规划都必须注意：一要有比较高的思想性；二要体现不同学科的特点；三要是扎实的、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

对地方规划和高等院校规划，于光远强调：“只有把地方规划、高等院校规划的工作做好”，“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才能落实”。“地方规划应该是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规划”，“既包括地方研究机构的规划，也包括高等院校和地方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规划”，“包括省一级研究机构的规划，也包括省辖市、地区以及某些基层研究机构的规划”。在规划中，“要考虑为了实现这个规划而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

总结报告最后对会议后的工作作了布置，于光远说，“从今年年初开始……对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作了初步调查，召开了一系列学科规划座谈会、讨论会，制订了一部分学科规划草案，并且在此基础上搞出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对各地和高等院校制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而且各学科、各地方、各高等院校进度也有快有慢，工作做得有多有少”。“预备会”之后，要根据会议精神，继续制订或修订各学科、各地方、各高等院校的发展规划；本着“抓规划，促当前”的方针，在修改、制订规划的同时，要恢复、建立研究机构，要建立学会、研究会，要聚集力量开展研究工作，要创办学术刊物，活跃学术空气。

到1979年7月，形成了《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和《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综合意见》等文件。1982年10月6～14日，我院和中央宣传部在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我院院长马洪作了《做好规划工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的报告。会议形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中央1982年11月22日4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纪要》。

9月28日 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学术委员会，刘大年为主任委员，李新、戴逸为副主任委员。

10月3～17日 应我院邀请，南斯拉夫著名法学家、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法院院长约万·卓尔杰维奇教授及夫人、秘书一行3人对我国进行访问。17日，纪登奎副总理会见卓尔杰维奇一行。

10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文章深入分析当时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主张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文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0月18日 院党组任命温济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此前，院党组任命的所局级主要领导干部还有：1月31日，任命杜敬为行政管理局局长；3月15日，任命邢方群为院办公室主任；4月20日，任命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局长，唐恺为外事局局长，许立群为哲学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为宗教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为经济研究所所长，夏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吕叔湘为语言研究所所长，鲍正鹄为情报研究所所长，刘大年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沙汀为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马洪为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为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0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请示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报，发表学术水平较高和确有创见的论文，必要时以小量篇幅报道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发行。主要任务是向国外介绍我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10月 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编辑的甲骨文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经过近20年的编撰，陆续出版。1978年10月开始出版，到1983年全部出齐，共13册。该书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特别奖，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等多种奖励。

《甲骨文合集》

11月6日 院颁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条例阐明学术委员会是研究所学术上的权威组织，并对它的职责、组成、活动、任期作了明确规定。

11月11日 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学术委员会，冯至为主任委员，杨周翰、叶水夫为副主任委员。

11月23日～1979年1月23日 以副院长宦乡为团长、经济研究所顾问孙冶方为副团长的我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访问。12月28日，宦乡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签订1979年两院学术交流计划。

12月10～19日 由我院宗教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发起的首次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中国无神论史的目的和意义、对象和范围、历史分期、划分无神论同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同有神论者的标准、农民起义中的异端神学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会上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通过选举成立了理事会，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当选为理事长。全国各地30多个单位的40多人参加会议。

12月14日 国家建设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成立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报告指出，该所受国家建设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双重领导，以国家建设委员会为主，办公地点在国家建设委员会。所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兼任。

12月27日 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学术委员会，刘思慕为主任委员，吴于廑、纳忠、朱庭光为副主任委员。

★应印度历史学大会秘书长阿里教授和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拉蒂菲的邀请，由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为团长的我院代表团一行4人，前往印度海德拉巴参加印度史学大会第39届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