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 院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党组书记、院长胡乔木作题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中心转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的报告。

报告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第二部分为“社会科学院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胡乔木说：“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像全党全国工作一样，也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时，要进行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全面达到现代化水平。”“三大革命斗争要以生产为中心，在社会科学院，就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心”。胡乔木指出：“我们经过1977、1978年的运动，摘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头上的完全错误的帽子，恢复了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名誉；查清了在社会科学院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对于干部中间的悬案进行了复查，多年的悬案已基本解决；调整了各所的领导，在各个支部、室、组进行了完全民主的选举。我们的工作也经过这些运动得到推动，全院基本上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就为把全院工作的中心从揭批“四人帮”转移到科研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证全院工作中心向科研转移，胡乔木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研究所党的领导体制问题：“总的说，目前要实行并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在目前时期，是适宜的。可是党委要注意到领导科学研究这个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要进行很好的分析。首先，毛主席并不是仅仅讲外行领导内行，同时还讲过，外行要努力学习和精通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为着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所长究竟有什么权，有什么责任，党委有什么权，负什么责任，都要弄清楚。在党委的领导下，真正发挥所长和学术委员会在管理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使科研计划能够很好地完成，使学术水平能够大大提高，教育党员在上述这些方面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那么党委领导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完成得很好。”“今后党委要进一步研究在新条件下的工作方式，实事求是地划清楚自己的领域、活动范围，不要按照主观任意性把什么东西包括不该管、不能管的事都统到党委那里去。自己不懂的不能下判断的问题，硬要通过自己，才能够生效、合法，那样做就会妨碍科研事业的发展。”胡乔木提出：“希望院内有一部分科学家能逐步担负起‘双肩挑’的领导责任。党的工作人员，现在还是外行的，下决心逐步变成内行；已经成为内行的，要努力成为专家学者；经过努力实在不能成为内行的，也要想法学会从各方面帮助内行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新的转变，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同全院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千方百计地把科学事业搞上去。哪一个单位领导得好，归根到底，就是看他领导的研究所科学研究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还是没有”。

1月8～11日 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小组邀请国务院各经济部委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就我国经济科学发展规划问题听取意见。座谈会分别由我院副院长许涤新和经济所所长董辅礽主持，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于光远着重谈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经济研究的任务问题。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主要阐述了对转移的理解和认识、怎样才能转移得好、转移后怎样把工作做好等内容。关于经济研究的任务，他提出经济科学、经济研究要大显身手。要解放思想，大胆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材料去“求证”、去研究。他还建议加强我院各经济研究所与各经济部委有关部门的联系，虚实结合，交流经验。

与会同志对我院经济研究所拟定的经济科学三年、八年规划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规划应加强针对性、突出当前主要和紧迫问题等意见，而且提了许多具体补充和修改建议。

3月1～10日，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许涤新主持，于光远作了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3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原则通过了我院经济所提交的经济科学三年、八年规划草案。

1月15～25日 胡乔木院长应邀参加日本学士院100周年庆祝活动，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胡乔木对日本的访问，进一步拓宽了两国学术界交流的渠道，推动了中日学术交流活动。是年，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周扬分别率团先后于4月和6月访问日本；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我院中日友好学者代表团访日；12月，以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薛葆鼎为团长、经叔平为顾问的我院中小企业考察团访问日本，该团回国后提交了《日本中小企业考察报告》，提出了“大中小企业必须是综合的科学的有机结合，在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要形成纵横交织的多层次的网状组织，才能使中小企业朝着经济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观点；朱绍文应邀赴日参加东京大学经济系大河内研究室同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应我院邀请来访的日本学术团组或著名学者络绎不绝，其中主要有：以国学院大学教授小林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经济研究者访华团，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吉川幸太郎为团长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代表团，以著名经济评论家竹内宏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学者访华团，以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都留重人为团长的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以会长有泽广巳为团长的日本人文社会交流协会代表团，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焯忠夫为团长的日本民族学者代表团，以东京大学前校长加藤一郎为团长的日本人类环境问题访华团，以及日本著名法学家一园一亿、著名作家井上靖、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等。

2月10～22日 由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校、科研机构130人参加了会议。梅益、陈荒煤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陈荒煤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突破禁区，解放思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双百”方针问题；第三个问题，关于理论研究问题。他说：“我们应该通过实践，从四个方面来检验我们的文学运动。（1）要看这个文学运动的方向、思想路线是不是对头，也就是说有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2）要从创作方面来看，看我们的文学创作是不是繁荣，是不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3）应该从文艺理论方面看，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是不是活跃，能不能够指导、促进和发展我们的文学运动，指导创作，是不是真正百家争鸣，促进艺术的繁荣，对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不是有所丰富，有所发展，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4）应该从队伍方面来检验，我们的文学运动究竟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现在重新强调提出‘双百’方针问题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繁荣创作、活跃理论，也因为这是写文学史、总结30年经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总结贯彻‘双百’方针的经验”。“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规律，特别要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阐明它有什么特殊贡献，特殊的成就，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理论工作必须担负起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我建议这次规划会议要改变研究工作中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现象，要填补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空白，从理论上解决文学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

会议期间，许觉民对文学学科规划草案作了说明；贾芝、毛星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设想发表了意见。经过讨论，代表们对规划包括前言、项目等，都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大部分单位分别认定了承担项目。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还初步落实了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具体分工，并确定年内先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作为国庆30周年的献礼。

2月12～22日 全国宗教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80个单位的12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主持，梅益到会并讲话。他对制订规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抓重点项目，要把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课题放在优先地位，首先要批判林彪、“四人帮”愚弄群众的特殊形式的新宗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障碍；二是要总结社会主义时期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经验，进行重点调查和理论探讨，要解放思想，敢于提出意见。

与会同志对世界宗教研究所提交的1979～1985年宗教研究规划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正，并初步落实了任务分工。

会议一致决定成立中国宗教学学会，并通过了《中国宗教学学会章程》。会议选出由56人组成的学会理事会，推举出常务理事21人，赵朴初为名誉理事长，任继愈为理事长，丁光训、张杰、肖贤法、罗竹风、赵复三为副理事长。

2月16日 经济研究所组成学术委员会，许涤新为主任委员，陈岱孙、孙冶方、董辅礽为副主任委员。

1979年内，相继建立学术委员会的研究所还有：

3月14日，考古研究所，委员12人，夏鼐为主任委员，裴文中、王仲殊为副主任委员；

3月31日，世界经济研究所，委员18人，主任委员为钱俊瑞，副主任委员为薛暮桥、杨西孟、仇启华；

4月23日，民族研究所，委员22人，主任委员为牙含章，副主任委员为白寿彝、费孝通、傅懋勣、翁独健；

4月24日，南亚研究所，委员11人，主任委员为季羡林，副主任委员为王藻、黄心川；

5月4日，历史研究所，委员21人，主任委员为侯外庐，副主任委员为尹达、白寿彝；

5月22日，新闻研究所，委员9人，主任委员为安岗，副主任委员为戴邦；

6月4日，哲学研究所，委员23人，主任委员为许立群，副主任委员为孙耕夫、贺麟、汪子嵩、李奇；

6月5日，工业经济研究所，委员23人，主任委员为马洪，副主任委员为梅行、马宾、薛葆鼎；文学研究所，委员19人，主任委员为沙汀，副主任委员为陈荒煤、余冠英、王朝闻；

7月26日，情报研究所，委员13人，主任委员为杨承芳，副主任委员为赵复三、孙方；

8月2日，世界宗教研究所，委员10人，主任委员为任继愈，副主任委员为季羡林、赵复三；

9月25日，农业经济研究所，委员20人，主任委员为詹武，副主任委员为王耕今、蔡子伟、从子明、梁昌武；

10月19日，法学研究所，委员16人，主任委员为孙亚明，副主任委员为王仲方、解铁光、王铁崖、王叔文；

10月31日，财贸研究所，委员17人，主任委员为刘明夫，副主任委员为姜君辰、许毅；

11月9日，语言研究所，委员15人，主任委员为吕叔湘，副主任委员为王力、丁声树、李荣；

12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委员13人，主任委员为于光远，副主任委员为王惠德、廖盖隆。

3月5～26日 应我院邀请，以副院长莱恩·辛格·班格德尔为团长的尼泊尔皇家学院代表团一行7人来华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会见了代表团。

3月8日 副院长邓力群主持召开院务会议，讨论筹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列所）问题。鉴于中央已于1978年批准成立马列所，而且筹建该所的条件已经成熟，会议决定由于光远负责该所的筹建工作。1980年1月30日，经中央批准，于光远兼任马列所所长，郭敬任顾问。在此之前，1979年8月7日，中央组织部决定任命王惠德兼任马列所第二所长。

3月13日～4月10日 应第十届太平洋地区贸易发展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校长J.G.克劳福特和该校副校长D.A.洛等邀请，以秘书长刘仰峤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一行7人赴澳大利亚进行访问。代表团成员、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参加了第十届太平洋地区贸易和发展会议并提交了论文。澳大利亚政府和学术界对我代表团的访问十分重视，政府副总理安东尼、外交部长皮科克、教育部长凯瑞克、反对党领袖海登，以及代表团所到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理或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3月15～18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举行社会学座谈会。会议由我院副秘书长梅益主持，院长胡乔木、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先后讲话。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即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采取这么一种办法、步骤，这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他表示完全赞成成立社会学研究会，同时建议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办社会学研究生班，还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社会学研究所。17日，会议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费孝通被推选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清、林耀华、雷洁琼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为顾问。18日，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社会学研究所的决定和在大专院校设立社会学系的建议。

1980年1月18日，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我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该所首任所长为费孝通。

3月21～31日 我院法学研究所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法学规划会议。会议由法学所副所长韩幽桐主持，院副秘书长王仲方发表讲话。来自全国法学研究机构，高校政法院系，京、津、沪政法部门和宣传部门等46个单位的129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了《全国法学研究（1979～1985）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3月23日～4月2日 我院历史所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全国140多个单位的281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历史所副所长梁寒冰致开幕词，我院副秘书长梅益、《历史研究》总编辑黎澍、四川省省委副书记杜心源发表讲话。

3月24日 经济研究所于祖尧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主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改革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进行了探讨。这篇文章是我院学者最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题发表的探索性论文。

4月3～12日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117位代表出席会议。著名考古学家于省吾、商承祚、裴文中、胡厚宣、张政烺、王振铎、常书鸿、宿白、安志敏、邹衡、俞伟超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4月3～5日召开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会议由夏鼐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章泽致贺词，梅益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话，安志敏代表考古研究所对《1978～1985年考古研究工作八年规划纲要》（讨论稿）作了说明。4月6～12日举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致开幕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尔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梅益先后致贺词。中国考古学会筹委会召集人夏鼐作了题为《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筹委会成员裴文中对学会的章程草案作了说明。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宣读和收到论文82篇。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由64人组成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推选夏鼐为理事长，裴文中、尹达、苏秉琦为副理事长，王仲殊为秘书长。

4月9日 中共中央批准武光任我院党组副书记、院第一秘书长；宋一平任院第二秘书长；许立群、孙冶方、杨述任院顾问。

4月16日～5月16日 副院长宦乡率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第一个访美代表团。

7月5日，代表团向院党组提交了访问美国情况的报告。报告包括八个部分：（1）关于美苏关系：（2）关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势；（3）关于近10年来美国电子技术、科技各部门和管理科学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况；（4）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5）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没落；（6）一月访问的总印象；（7）关于美国社会科学；（8）中美社会科学交流问题。关于美国社会科学部分，报告说：“我们总的印象是科学理论贫乏。在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理论上却极不发达，甚至没有像西欧、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关于中美社会科学交流，报告说：“美方对我国社会科学总的估价较低，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开始，但对学术交流十分积极。”“中美社会科学交流有对我有利方面，又存在复杂斗争。现在交流已经开始，亟需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加强计划性，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规定合理的资料保密范围及解密条例等，方能适应工作需要”。

4月17～24日 我院世界历史所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会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主持，院顾问陈翰笙就编写世界通史问题做了发言，副院长邓力群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者、承担规划项目单位的代表及部分高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共54人出席会议。

4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我院经济研究所刘国光、赵人伟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出批示。批示说：“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理论文章，也是个标兵文章。在更多的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作最大的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文章的观点是长了一点，能否同作者商量一下，压缩一点，并把标题改得醒目一点，在理论动态上发表？首都的理论界也还没有组织起来，这件事也要采取有力措施。”

《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原载4月20日我院编印的内部刊物《未定稿》第20期，分为三个部分：（1）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2）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3）关于在利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的问题。

5月2～9日 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文科高校和有关部门的代表260多人参加了会议。

5月4日，副院长周扬在会上作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报告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报告分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报告提出，为了健康地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从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于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看不惯或者反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另一种错误倾向是，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律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报告强调：“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副院长周扬

《周扬集》

5月9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梅益任院党组副书记，马洪任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黎澍、温济泽、赵烽（女）任院党组成员。

5月25日～6月2日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在南京联合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260人出席会议，收到论文210多篇。会议还首次邀请日本、英国等7个国家的10名学者参加讨论。会议重点讨论了洪秀全早期思想评价、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太平天国的政体和政权性质等。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参加了研讨会。

6月4日 我院向国务院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1979年增加编制的请示》。请示提出“今年计划新建和筹建10个研究所，其中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所、计量经济研究所，以及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等”，要开展一些空白学科“如人口理论，港、澳、台经济，秘密宗教、原始宗教等”的研究，要“重点补充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人员，要求增加人员编制1000人。报送此请示之前，根据中编委要求，我院于5月13日先报中央宣传部审批。5月23日，王仲方批：“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三年内，由1978年的3000人增加到5000人，小平、先念同志已批准这个计划。1979年增加1000人，即在此计划之内。”5月26日，胡耀邦同志批示“同意”。

6月5～27日 应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邀请，以副院长周扬为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为副团长，任继愈、黎澍、唐弢、贺麟等著名学者参加的我院代表团访问日本。

6月11～29日 应我院邀请，由英国牛津大学英联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率领的英国农村考察团一行6人对我国进行访问考察，副院长宦乡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6月21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6月18～23日 以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学术联合会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第53届年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派团出席大会并行使会员国代表权。

7月11～20日 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实际工作部门的100多个单位17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马洪以及外经贸部副部长汪道涵、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分别就当前做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有关问题和世界经济形势问题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修改和补充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确定并落实了研究的重点课题和承担单位，同时对有关科研机构设置、科研队伍培养和图书资料建设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落实意见和具体措施。20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纪要》。《纪要》包括综述和会议协商讨论的六个问题：（1）关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任务问题；（2）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3）关于研究机构和领导体制的问题；（4）关于科研队伍的建设问题；（5）关于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的问题；（6）关于图书资料工作的问题。

8月23日 院发布通报，宣布成立院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为宦乡，秘书长为赵复三，副秘书长为王光美。

★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副院长于光远到会并讲话，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金岳霖、邢贲思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会上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

8月27日～9月1日 以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贺麟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席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13届国际黑格尔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两个学术报告，这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国际黑格尔大会。

9月3～9日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等参加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出席该会议。王明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报告。

10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第86期刊发王明《建议开展道教学术的研究》一文。王明在文中说：“这是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前两次，中国没有参加，我们出席这次会议，深感各国研究中国道教人数之多、学术空气之浓厚，远非我国所及。日本国内研究道教的专家很多，法国是欧洲研究道教的一个中心，他们在大学里设有道教研究讲座。美国、英国、荷兰、瑞士和西德等国研究道教的学者也相当多。但是作为道教发源地的我国，显然相形见绌。新中国成立前，研究道教的人数就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增加。大学里一向没有道教史的课程。由于高等教育部门和学术机关长期不重视此项研究，社会上也不予注意，以致个别业余研究者不敢声张，原来对道教有些研究的人也不得不改途易辙，另谋出路。所以迄今对道教有研究者不过寥寥几人，而且年逾花甲，将近古稀。如不再积极设法，及时采取措施，培养新人，势将中断，更谈不上与国际研究组织进行学术交流。”为此，王明教授建议：（1）在北京成立道教学会；（2）选择几所有条件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开设中国道教史的课程；（3）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加以培养；（4）调查并招聘社会上一些闲散的对道教有研究能力的人员，加强道教研究力量。

9月5日 我院向国务院呈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公开招考研究人员的请示》。《请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广开才路，拟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并从中选拔一部分出国深造，以充实我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队伍。”此件于9月10日和11日分获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据此，我院成立了“招考研究人员工作办公室”，于1980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公开招考。全国报考人员共4359人，其中报考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的602人，报考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的3757人，实际录取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39名，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446名。在全部560名录用研究人员中，我院录用130名，地方录用430名。

9月10日 院发布通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张友渔任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石西民任院副秘书长；王光美任外事局局长。

9月25日 中日两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座谈会。于光远、许涤新、宦乡、马洪、陈翰笙、钱俊瑞、陈岱孙、汪道涵、刘明夫、苏绍智、董辅礽、朱绍文、王刚及日方都留重人、伊东光晴、宇泽弘文参加了座谈。

9月 为庆祝建国30周年，院举行系列学术讨论会，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30年来的成就与经验教训，研究各学科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机构，部分高校的研究人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宣传理论工作者约300人参加了会议。

10月5～11日 由我院、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我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黎澍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主旨报告。报告说：“30年来，我国社会科学有过空前的发展，也遭受过林彪、‘四人帮’和陈伯达之流长时间的破坏。最近几年经过恢复和整顿，又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并且有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从这个曲折的过程清楚地看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违抗的。”整个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1）社会科学的空前发展；（2）大破坏带来的教训；（3）重点转移和社会科学的新前景。报告强调指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也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三年来思想理论方面拨乱反正的艰苦历程，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反映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并不精通。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正是为了用正确的态度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便精通它，应用它。我们不但要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尤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创立他们的理论的，并且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这种学习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比较快地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把社会科学的水平提高一步。这种学习和研究也必然会使我们切实地感到有必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懂得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10月6～20日 应我院邀请，以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爵士为团长的英国学术院代表团一行9人访问我国。8日，副院长宦乡会见了代表团。11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团。

1979年10月11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的英国学术院代表团

10月8～16日 应我院邀请，以会长有泽广巳为团长的日本人文社会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11人访问我国。王震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10月8～26日 应我院邀请，以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经济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讲学。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经济代表团。13日，副院长宦乡与代表团进行了工作会谈。同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会见了代表团。

10月15～21日 历史研究所在天津召开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会议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寒冰致开幕词，梅益到会并发表讲话。著名学者陈翰笙、季羡林、夏鼐、翁独健等8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推选包尔汉为名誉理事长，任继愈等11人为名誉理事，陈翰笙为理事长。

10月17日 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洪谦任名誉理事长，杜任之为理事长，汝信、熊伟、夏基松为副理事长。该学会挂靠我院哲学所。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武光、宋一平为我院副院长，免去武光院第一秘书长、宋一平第二秘书长职务；任命梅益为院秘书长。

10月31日～11月11日 以巴特贝达为团长的法国社会科学代表团一行12人访问我国，与我院落实1980～1981年两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项目。11月11日，薄一波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11月1～21日 应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和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的邀请，胡乔木院长访问罗、南两国。访问期间，11月7日，胡乔木院长与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院长米赫尼亚·乔治乌签订了两院合作和交流协定。1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南联邦主席团委员巴卡里奇会见了胡乔木。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就其整理成《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南联邦主席团委员巴卡里奇同胡乔木的谈话》。《谈话》介绍了南共联盟的基本情况和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强调“南欢迎中国进入国际舞台，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世界的重大问题无法解决。苏联希望中国封闭，南欢迎中国开放。南中应加强合作，特别是在不结盟运动方面。”回国后，12月19日，胡乔木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建议将这一《谈话》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办公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外文出版局、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国社会科学院。

11月11日～12月1日 以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韩幽桐为团长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奥地利，实地考察奥地利的司法制度，同奥司法界的高级官员、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1月28日，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会见了代表团。12月12日，代表团向院党组报送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奥地利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在法学方面与奥地利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几点意见。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吕振羽为我院顾问。

12月10日 为适应蓬勃发展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需要，我院颁布实施《关于外事交往中的几项规定》、《关于接待外国学者的试行规定》、《关于外宾接待工作的规定》、《关于出国访问、考察、讲学、参加国际会议的试行规定》、《关于临时出国人员基本服装处理办法》、《关于外国赠送的个人消费品和零星物品的处理办法》、《关于出国人员机场迎送的规定》。

12月12～15日 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起草亚洲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专家会议，并建议将我国唐都长安列入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会议初步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将长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研究对象之一。12月30日，夏鼐向院领导报送了《出席“起草亚洲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专家会议”的汇报》，建议将此项工作交考古研究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