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2日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我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第三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民族语文工作的经验；探讨民族语文工作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修改、落实民族语文重点研究规划。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到会并发表讲话。

1月3日 经中央批准，于光远兼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月5日 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请示》。《请示》在回顾和介绍了文改会历史和现状后建议：

（一）恢复和加强原有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主要是国家文字改革工作的研究、计划和审议机构。除了原有13名委员以外，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建议再增补马大猷等10人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由董纯才任主任委员，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叶籁士任副主任委员。倪海曙任秘书长。委员会是议事机构，不是行政机构，名义上仍直属国务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亦即代行领导之职。

（二）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一个人数不多的办事机构，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提出和执行工作规划、调查研究、审查科研报告，编辑资料和处理国内外联系事务等。有关文字改革其他方面的具体行政工作（包括工作机构），如推广普通话和推广已经批准的简化字等，分别移交教育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和其他有关部门。

对文字改革现有办事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今后任务的需要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的决定，负责整顿改组。

3月25日，《国务院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发出。《通知》说：“为了加强文字改革的研究和审议工作，国务院决定增补马大猷、王竹溪、朱德熙、陈翰伯、张友渔、张志公、周有光、钱伟长、倪海曙、曾世英10人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由董纯才任主任委员，倪海曙为秘书长。委员会仍直属国务院，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接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和执行工作规划、调查研究、审查科研成果，编辑资料和处理国内外联系事务等。有关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包括推广工作的机构），划归教育部管理。”

1月5～12日 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写组和辽宁社会科学院在沈阳市联合召开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管理讨论会。会议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发展前途和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会并讲话。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做报告。

1月18日 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我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后与数量经济研究所合并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3月29日～4月7日 应我院邀请，以主席维拉柯尔塔为团长的菲律宾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一行14人来访。这是东盟国家第一个社会科学家访华团。康世恩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3月 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选举冯至为该院国外院士。

4月8～12日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谷城主持开幕式，我院副院长张友渔致开幕词，院长胡乔木发表讲话。胡乔木对历史学的作用、目前史学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说：“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种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一向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从来不说也不可能说‘人民为政治服务’。那样说就颠倒了主从关系，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的需要才是目的。科学也是人民的需要。当然，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段，要追求一种真理就发展起来一种科学。”“我在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几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院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助手。所谓做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不需要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所以需要助手，是因为这个助手，能够用他以科学家的良心和毕生的心血从事研究而取得的科学成果，贡献给党和政府，并且通过党和政府，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历史。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我想，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科学和政治的关系。这样做，我们就既不会对不起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也不会对不起我们所献身的社会主义政治。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为学会主席团主席。

4月15日～5月6日 应我院邀请，以察赫尔教授为团长的西德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社会科学代表团一行9人，来华参观访问。薄一波副总理会见了该代表团。

4月21日 经中央批准，梅益任副院长。

4月21～28日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会看望了参加会议的顾问和理事，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我院副院长于光远、顾问陈翰笙，上海市委副书记陈锦华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在会上作了题为《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向世界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报告，并提交了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总论》（初稿）。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8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钱俊瑞当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滕维藻等10人为副会长，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为秘书长。

5月19日 经中央批准，杨克任院副秘书长。

5月28日～6月5日 院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5月28日，院党组书记、院长胡乔木发表讲话，阐述了我院的根本任务和党的工作。关于我院的任务，他说：“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其次，它要探讨当代主要的社会科学问题，努力作出解答。”“第三，它还要总结和普及前人的以及当代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关于党的工作，他宣布，经中央批准，我院将撤销院党组，成立院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党的委员会，这个党的委员会作为院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对全院的党的工作负责任”。他说，院党委有两方面的任务，它领导全院党的工作，也领导全院的业务。“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工作的领导，党组决定采取这样一个制度，成立社会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和社会科学院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学者组成”。“这样，党的委员会不讨论在学术研究工作里面的具体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由院务委员会去解决。但是最重要的原则问题，要先经过党的委员会讨论通过。”

5月29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宋一平代表院党组作题为《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五个部分：我院三年来党的工作的简要回顾；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努力成为有党性、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培养大批科研人才是我院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改进党的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我院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报告说：“我们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院党委是全院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全院重大问题，由院党委讨论决定。院党委选举产生常委会，主持经常工作。常委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全院工作将通过三个系统分别进行：一是科研工作，由院长、副院长负责，定期召开院务委员会或各所正副所长会议，讨论和解决全院的科研重大问题，同时，还打算把全院各所按照不同的性质分成几个片，由副院长分别建立经常联系，讨论该片共同性的科研方针和学术问题；二是党的建设以及党内的人事工作，由专职分工的党委副书记负责，并根据党委决定，定期召开各所专职的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会议，讨论和解决党务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三是行政后勤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负责，定期召开各所的行政、后勤工作会议。各研究所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由所长、专职书记或副书记、行政副所长以及他们的相应机构分别管理三个方面的工作，逐步把全院的科研、党务、后勤工作指挥系统建立和健全起来。院党委成立之后，撤销院政治部，建立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办公室等机构，选举产生院纪律检查委员会。院设立人事局。”

6月5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邓力群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大会闭幕前发表讲话，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并对代表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做了回答。他还指出：“1977年11月11日，乔木、光远和我三个人到社会科学院报到，到现在是两年半的时间。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同1977年11月的社会科学院相比，面貌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关于解放思想问题，邓力群说：“解放思想，有个前提，必须把前人已经搜集了的材料，前人已经达到了的水平，都能够掌握。我自己多多少少做过一点材料整理、研究工作，有这样一种体会：你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要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说点新意见，就必须把已经有的材料，已经有的见解，应有尽有地占有过来。没有这个前提，你当然可以发表一点意见，但是，这种意见，或者是不符合实际的，或者自以为有了新的发现，是一个新的见解，实际上人家早已经说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说过了。从这点上来讲，我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解放思想，还是差得很远。”“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同志用上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真知灼见，不然的话，不可能有创见。要做这样的工作，就必须摆脱一些框框，就必须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也就是说必须解放思想，破除一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在这一要求上，我们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恐怕只能够说是刚开步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社会科学院确实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我说我们还要清醒一点，要有点自知之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领唱的是中央，我们不过是伴唱，如果认为我们社会科学院是领唱的，我看这个牛皮吹不得”。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于6月5日选举产生了由胡乔木、梅益、马洪等40余人组成的第一届院党委会。6月12日，新选出的院党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胡乔木任院党委第一书记；梅益、宦乡、马洪、彭达彰为院党委书记；胡乔木、邓力群、梅益、于光远、宦乡、马洪、武光、彭达彰、杨克、杜干全、温济泽、赵烽（女）、孙耕夫、李彦、王亚琳为院党委常委。7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选举结果。

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5年规划和1986～1990年设想》拟出。《设想》由六个部分组成：（1）目标和任务；（2）组织机构；（3）职工人数；（4）基本建设；（5）物资设备；（6）社会科学事业费计划。其中，在目标和任务部分提出：“为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提高我国社会科学水平，今后10年着重进行下列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人口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苏联、东欧、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研究；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的研究。”

★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编辑部和全国总工会、中央电视台于5月下旬联合举办“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讲座”，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

6月17～24日 由我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发起召开的全国伦理学讨论会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会议围绕“共产主义道德与四个现代化”这一中心，探讨了伦理学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会上成立了中国伦理学学会，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冯定任名誉会长，李奇任会长，周原冰、周辅成、罗国杰任副会长。

7月6日 由我院哲学研究所筹备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京召开，副院长周扬到会并讲话，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科研出版单位的美学理论工作者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推选周扬任名誉会长，朱光潜任会长，王朝闻、蔡仪、李泽厚为副会长，齐一为秘书长。

7月12日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宦乡向胡乔木并院党委呈送了《关于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报告》。《报告》就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提出如下设想：“以现有的世经和世政两所为基础，先成立6个研究所，立即搭起架子，开始工作。在人员配备上力求精干，逐渐增加，宁缺毋滥。”《报告》提出的具体方案是：（1）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由世经和世政两所的有关室、组合并而成，以综合研究为主，如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国际经济新秩序、能源问题，等等。（2）苏联东欧研究所，人员由世经、世政两所有关室、组和个别从其他单位调配的人组成。（3）美国研究所。（4）日本研究所。（5）西欧研究所。（6）东南亚研究所。除以上研究所外，2至5年内再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增设以下5个研究所：（1）西亚北非研究所（西欧所成立后可视条件暂设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小组，时机成熟时再另行建所）；（2）拉丁美洲研究所（可先在美国所内调配人员进行研究和筹备建所）；（3）非洲研究所；（4）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前，有关国际法的研究以及人才的招收和培训，暂时设在法学研究所内）；（5）图书资料中心。

这个《报告》得到了胡乔木和院党组的支持。同年8月11日，我院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报告》。当年11月28日，国家编制委员会向我院发出《关于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及苏联东欧研究所等6个研究所增加编制问题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所。编制要严格控制，要求增加的120人，先在你院编制空额中调剂，明年需要增加人员时，再研究解决。”与此同时，宦乡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与中联部的领导同志经过磋商，达成了将该部所属的三个研究所，即苏联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我院的协议。1980年12月19日，我院和中联部共同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中联部三个研究所划归社会科学院建制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为了加强对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便于对外进行学术交流，拟将中联部所属的苏联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上述三所“自1981年1月1日起，全建制（包括业务、人事和行政管理）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上述三个研究所原计划编制500人（苏联所200人，拉美、西亚非所各150人），目前共有370人”。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而为我院筹建中的国际学科片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

1981年5月，世界经济研究所与原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国际关系史组等合并组成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原世界政治研究所的美国组、日本组、西欧组为基础分别组建了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原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苏联组并入从中联部划来的苏联所，并改称苏联东欧研究所。关于国务院业已批准建立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所，由于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与美、日、西欧研究所同时组建，当时先在新建成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内设立了一个亚太研究室。1988年该室与从北京大学划归我院的南亚研究所合并组成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这样，迄至1981年5月，国际学科片基本建成。当时的国际学科片下辖7个研究所，即：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所、拉美所、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共800余人。

7月17日 院顾问、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吕振羽逝世，享年80岁。

吕振羽，1901年2月27日生，湖南邵阳人。1926年7月于湖南大学工科毕业，1927年9月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3月回国，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9年11月任我院顾问。

吕振羽的学术著述丰硕，以研究史学为主，前期曾涉猎经济学等。其代表性作品有：《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上）》、《中日问题批判》、《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史论集》、《中国历史讲座》等。

7月21日 院党委向中央组织部并中央书记处呈报《关于我院成立院务委员会的请示》。《请示》说：为了进行对全院学术工作和学术行政工作的领导，我院拟成立院务委员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式业务领导机关。院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和其他在学术界有领导地位的人员组成，以院长为主任。委员人选，除院长、副院长外，大抵以原有学部委员为基础，略有增减，共提出25人，已经我院党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现将名单报告如下：

院务委员会主任：胡乔木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洪、于光远、尹达、邓力群、冯至、刘大年、孙冶方、吕叔湘、许涤新、任继愈、陈翰笙、周扬、武光、张友渔、金岳霖、季羡林、侯外庐、胡乔木、费孝通、宦乡、夏鼐、钱钟书、钱俊瑞、梅益、傅懋勣。

8月29日 院团委筹委会召开全院团员大会，选举成立共青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委员会，汪小熙当选为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团委工作。

9月27日 院顾问杨述逝世，享年67岁。

10月25日，杨述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彭真、王震、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廖承志、黄华和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北京市委送了花圈。胡耀邦、彭真、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廖承志、黄华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我院党委第一书记、院长胡乔木主持，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于光远致悼词。

10月6日 经中央批准，彭达彰兼任院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0月9日 根据国家计委意见，我院发出《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综合性意见》。《意见》分为三个部分：（1）研究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2）科研队伍的增长问题；（3）经费和基建问题。其中，在研究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上，提出：①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当成为地方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为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主要通过提供扎扎实实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来实现。②在确定发展方向时，要注意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充分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特点。③在确定研究项目时，要切实根据主客观条件，不要贪多求全，尽量避免重复和一般化。④搜集研究和编纂地方志应当成为地方科研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用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陆续编写新的地方史志。⑤由于各地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不平衡，各地科研机构的规模和学科布局不应强求一律，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从实际出发，有的可以办成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机构，有的可以包含几门学科，有的可以是单科的。⑥在建立、扩充和发展研究机构时，要考虑本身和当地人才情况，特别是有无研究骨干力量。⑦为了给科研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保证以有限外汇购回的外文资料发挥作用，可以考虑在几个省、市之间建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外文资料的编译机构。⑧从全国布局着眼，根据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地方规划提出的要求，以及多年来历史形成的实际情况，建议在一些地方建立或加强建设一些研究机构：台湾研究所（福建）；西藏研究所（西藏或同青海合办）；蒙古研究所（内蒙）；远东西伯利亚研究所（黑龙江）；中亚、西亚研究所（新疆）；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研究所（宁夏）；日本研究所（吉林）；朝鲜研究所（吉林）；东南亚研究所（云南）；印度支那研究所（广西）；华侨研究所（广东、福建）；石窟文化研究所（甘肃、山西、陕西）；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所（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旅游经济研究所（上海、浙江、广西、陕西）。

10月20～26日 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我院副院长武光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以及如何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理事会，我院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秋浦当选为会长。

10月21～27日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在武汉举行，北京大学教授王力任名誉会长，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任会长。

10月26日～11月1日 中美在京联合召开“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中美双方共30位专家参加了会议。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宦乡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10月 从7月至10月，院党委组织20多位院、所、局领导和科研人员认真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每隔一周或两周讨论一次。这次讨论，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指导我院各项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1月10～23日 应我院邀请，以理事会主席福蒂埃为团长的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代表团访华。该团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现状，探讨开展学术交流的前景。15日，代表团与我院签订了中加交流学者协议，我院副院长张友渔主持了签字仪式。

11月12日 经中央批准，院任命黄照为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同年，经中央批准任命的所局级主要领导干部还有：1月3日，任命黎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7月19日，任命郭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8月18日，任命黎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10月6日，任命王亚琳、米成顺为院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任命王亚琳为院党委组织部长、李彦为宣传部长，任命赵烽（女）为人事局局长，任命鲍正鹄为科研计划局局长，任命陈道为规划联络局局长，任命费孝通为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任命贾芝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任命侯外庐为历史研究所所长、马建民为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王平凡为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吴介民为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刘大年为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赵忠信为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王仲殊为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孙耕夫为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许涤新为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钱俊瑞为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马洪为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詹武为农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刘明夫为财贸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贾皋为语言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严雄克为民族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李言为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杨承芳为情报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戴邦兼任新闻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阎文康为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免去许立群兼任的哲学研究所所长、杜敬的行政管理局局长职务。

11月22日～12月5日 以校长斯塔芬·海尔姆费里德为团长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代表团访华。11月24日，我院院长胡乔木和斯塔芬·海尔姆费里德校长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我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相互交流协议。

12月4日 由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召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副院长于光远到会讲话。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机构的300多人出席。

12月5日 经国务院批准，我院建立青少年研究所。

12月5～15日 我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和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辩证法讨论会，副院长于光远为大会作了报告。来自各省市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高校的10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2月24～28日 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我院副院长张友渔致开幕词，院党委第一书记、院长胡乔木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胡乔木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目前，我们人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研究到，建议首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其他的重要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制度问题。同时要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希望政治学会提倡认真的科学研究，不要以制造舆论为主，而要帮助国家、帮助人民、帮助党提出积极的建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一致推举钱端升、邓初民为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李铁铮等为顾问；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张友渔当选为会长。

12月25日 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逝世，享年87岁。

《古史辨》

顾颉刚，1893年5月出生于苏州，江苏吴县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攻读哲学，1920年毕业。1954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不久即出任毛泽东主席交办的点校《资治通鉴》的总校，出色完成了任务。1959年后，集中精力于《尚书》研究，撰写《大诰译证》，指导《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的写作。1971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恢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委托顾颉刚总其成。1975年和1977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先后点校完成。

顾颉刚是我国现代史学“古史辨学派”的创始者，其学术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

1915年在北京大学预科病休期间，他编撰成《清代学术考》20册，胡适对他的评价是：“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到了。”

1923年他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发表在胡适办的《读书杂志》第9期，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论点。郭沫若对此的评价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未充足以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胡绳说：“由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命题曾经在历史学者中引起过很多争论。我以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的思潮的一个侧面。”1926～1941年，他把有关古史论战双方的文章汇集编成《古史辨》1～7册，收入论文350篇，计325万字。顾颉刚为清除伪学而进行的“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顾颉刚在研究《尚书》之《禹贡》时，发现其问题太多，必须进行历史地理的研究，遂于1934年和其弟子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1935年成立“禹贡学会”。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侵略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他怀着“沧海未全归禹贡”的痛苦心情，由历史地理转其重心于边疆史地与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禹贡》半月刊至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刊，共出刊七卷81期，发表论文近千篇，另出10个专号。此举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汇总，创建了我国历史地理这门重要新学科，并培养了这一新学科的第一代人才。

顾颉刚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