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 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委员、诺曼基金会副主席舍费尔等一行3人应我院邀请来华访问。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会见了舍费尔一行。

1月6～15日 我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在沈阳联合召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讨论会，共有160多人参加会议，副院长于光远、许涤新出席会议。

1月22日 全院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梅益、孙冶方、宦乡、王光美、于光远、董辅礽6人为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候选人；选举王平凡、彭达彰等20人为出席国家机关党代会的代表。

1月14～28日 院、所领导集中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号文件。23日，胡乔木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讲了话。会议期间，邓力群、于光远分别讲话。

2月8～22日 受教育部委托，我院和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培训班，旨在为有关重点大学和社会学研究所培养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专门人才。

同年5月25日～7月30日，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办了社会学讲习班。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重点研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学的论述，老区调查研究工作，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社区分析，应用人类学等课程。梅益、范若愚、于光远、马洪等应邀为讲习班讲课。

3月23～28日 由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联合发起，香港新鸿基公司协助召开的世界经济讨论会在杭州举行，来自25个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方由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美方由米勒教授共同出任大会主席。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等著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4月10日～5月25日 由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和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发挥地区优势研究班在京举办。国家计委、科委和我院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我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武衡、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农业部部长何康等在研究班上发表了讲话。于光远在讲话中指出：“这个研究班是第一个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研究班。这两年我们办了不少关于企业管理的学习班，而关于国民经济管理有关学习班似乎还没有办过，更不要说是研究班了。我认为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微观经济问题固然重要，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不会比微观经济问题差。因此也要提高认识，也要培养干部。国民经济管理的问题可能比企业管理问题更复杂些，所以第一个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班’是研究班，恐怕不是偶然的。”

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究班。研究班结束后，随即举行了国土经济学术讨论会。

4月13日 我院向国务院外事组呈送《关于通过学术活动开展人民外交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说：我院自1977年5月建院以来，胡乔木和院党委十分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加强了工作。有鉴于国际上学术活动同民间外交相互渗透、密切结合的传统，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配合外交斗争，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两年来的初步实践看，社会科学领域的对外活动，不仅交流了学术，加深了我们对世界学术水平的了解，开始弥补了一些我们学术中的缺门，而且可以适当地配合外交、外经工作，宣传我方政策，争取社会舆论，成为人民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汇报提纲》还提出了几个亟须解决的问题：（1）对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亟须统一认识，给以充分重视；（2）队伍量小质弱，远远不能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3）缺乏统一领导、全面部署、长远规划；（4）通气不够。

4月14日 院职工业余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首批学员186名，另有旁听生57名。院职工业余大学校长由温济泽兼任。

4月16～25日 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我院副院长马洪、四川省委书记何郝炬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试点企业的代表共350人参加了会议。

4月25日 语言研究所拟定办所方针任务如下：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研究专业机构，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努力，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而努力。主要任务是研究汉语的现状和历史，为解决汉语规范化各方面的问题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开展语言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通过研究工作，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语言学队伍。

4月30日 我院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总局向国务院报送《关于继续编纂出版国家大地图集的请示》。《请示》说：国家大地图集具有百科全书性质，根据目前情况可先按国家普通地图集、国家自然地图集、国家农业地图集、国家能源地图集和国家历史地图集等五卷编纂出版（后增补国家经济地图集）。鉴于普通地图集是其他各卷图集的基础，拟先行一步。其中，编纂历史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主编，拟从1982年开始编稿，1985年完成。在《请示》所附的中国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名单中，我院副院长张友渔为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傅懋勣为《中国国家地图集》编委会委员。

该《请示》获国务院批准。1981年5月列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同年12月23～24日，国家地图集总编纂委员会召开会议，我院副院长张友渔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尹达、谭其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主编。

1982年12月14～16日，张友渔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编纂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和职权，讨论了编纂方案，初步确定了图组和承担拟目的单位。1983年3月16～17日在浙江召开《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二次编委会，增补谭其骧、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独健为编委会副主任，通过了“编纂条例”，初步确定为18个图组。1984年8月12～19日在包头召开第三次编委会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图组的调整和图组序列，以及各图组组长人员调整，并对“编纂条例”作了修订。1992年2月26日编委会主任张友渔逝世，同年8月28日编委会副主任谭其骧逝世。继任主任汝信，于1993年11月16日在京主持召开第九次编委会，讨论《图集》第一册设计工作和“前言”。1994年王忍之接任编委会主任后，在1999年10月26～27日由其主持召开的第十一次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对《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图稿 墨样图和文字稿进行了审核验收。会议认为第一册有较高学术水平。到2007年，编委会的大多数专家已作古，编纂工作尚在进行着。

5月10日 世界历史研究所拟定《关于世界历史所方针任务的意见（修改稿）》，提出该所的性质与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以世界范围的历史演变为统一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研究所。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于世界历史重要课题的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进程及其规律。着重研究和科学评价世界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革、政治运动、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阐明各种社会形态的兴衰更替及其历史条件，分析比较历史上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总结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世界历史所应该以自身的科研成果，并通过与国内外世界史科研教学机构和学者的合作交流，促进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和队伍的建设。

5月14日 中央通知，千家驹任我院顾问。

5月15日 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由马洪、于光远等29人组成院学位委员会，副院长宦乡任主任。

5月17日～6月13日 美籍华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应我院邀请来访。胡乔木院长三次会见赵元任先生。6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会见了赵元任及其家属。

5月18日～6月2日 应我院邀请，以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会长有泽广巳为顾问、副会长桑原武夫为团长的该会第二次访华团一行11人对我国进行访问和交流。19日，我院副院长宦乡与日方进行座谈并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京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薄一波、廖承志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5月20～28日 院党委召开一届二次全会，党委书记梅益代表院党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我院贯彻党的调整方针的几项决定》、《关于改善我院科研领导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改进和加强我院思想政治工作》三个文件。

《关于我院贯彻党的调整方针的几项决定》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院的科研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全院所一级的研究机构，由原来的15个发展到31个；职工由原来的2000人发展到4500余人；建立了研究生院和社会科学出版社，恢复和创办了各种刊物、内部资料90种。此外，在我院的推动和赞助下，全国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各种学会、研究会100多个。我院科研事业的发展，对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但是，随着近几年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也面临着不少困难。根据中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我院在今后两三年内，应对各项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主要抓好以下10项工作：（1）要研究改革现行的科研领导体制；（2）要调整所一级的领导班子，整顿院部机关；（3）现有的科研机构，也要进行整顿；（4）整顿队伍；（5）对现有的刊物要进行整顿，以提高刊物的质量；（6）今后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必须贯彻国务院提出的“少而精”的原则；（7）整顿各种学会、研究会；（8）整顿财经制度，加强财务管理；（9）加强基本建设；（10）后勤部门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牢固树立为科研服务的思想。

《关于改善我院科研领导的几点意见》说：在目前情况下，党委决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院长办公会议，会议由分工抓科研工作的副院长主持，作为我院科研领导体制确定前的过渡办法。根据这个决定，准备采取以下改善科研领导的几项措施。（1）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院各研究所按照性质相近的学科分成七大片，各片由分工负责的副院长、副秘书长分别联系：哲学片，包括哲学所、马列所、世界宗教所、技术经济所，由于光远负责；经济片，包括经济所、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财贸所、基建所，由马洪、许涤新负责；文学、语言片，包括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少数民族文学所、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由梅益负责；历史片，包括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现代史室、世界史所、地震史料编委会，暂由梅益兼管；政法片，包括法学所、政治学所，由张友渔负责；民族、社会学片，包括民族所、社会学所、青少年所、新闻所，由石西民负责；国际问题片，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所、拉美所、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南亚所、情报所，由宦乡负责。此外，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由彭达彰、于光远、石西民分管。（2）根据我院当前的情况，1981年科研工作着重抓好：①组织有关研究所撰写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或专著，争取在“七一”前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②在审批各所1981年科研计划的基础上，提出院级40个重点项目，并及时了解工作进度，帮助解决一些问题；③加强学术动态的调查研究；④帮助一些研究所明确所的方针任务，并解决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⑤加强科研管理力度，下半年要逐步建立和健全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⑥做好科研成果的评定工作，以端正学风，提高研究工作质量；⑦积极研究解决老专家、中青年科研人员和各级业务领导干部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⑧改善科研条件。

《关于改进和加强我院思想政治工作》说：“当前，要不断统一这样一个认识：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以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院党的组织必须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以下九条措施：（1）院、所两级党委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努力做到用主要时间和精力抓思想政治工作；（2）各所党委要充分发挥主动性；（3）每个研究所要选择一个支部作重点，大力摸索支部工作的经验；（4）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深入到科研过程中去，改变目前思想政治工作与科研工作结合不紧的状况；（5）做好非党知识分子和老专家的工作；（6）搞好每周1/6时间的政治、理论学习；（7）1981年下半年召开全院职工代表大会，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要表扬好人好事，发挥全院职工的积极性，改进各方面的工作；（8）改进干部作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9）加强青年工作。

5月22日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向院党委呈送《关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方针任务的意见》，提出该所的方针和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系统地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战略性问题，在这方面努力作出成果。当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坚持“双百”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日常科研工作中，努力做到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研究相结合；对国外的研究与对国内情况的了解相结合；并发扬创新精神，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

5月25～31日 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共同发起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3个民族130多位专家和史学工作者以及新闻、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等。

5月30日 我院党委与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国家档案局党组共同向王任重、胡乔木、朱穆之呈送《关于建议成立地方志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我们认为，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由于体制和人力的关系，不论在全国，还是在地方，由某一部门单独承担这一任务，都是有困难的。为此，我们建议：（1）成立全国性专门机构，负责编修地方志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可否考虑由中央宣传部牵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召集全国政协、国家档案局及有关方面人士开会共同协商，成立一个全国的地方志小组。（2）各省、市、自治区，地、州、市、县，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由各级党委或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吸收地方史学部门、政协、档案馆等有关部门和一些退休、离职的老同志参加。（3）为了促进编修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予以支持，并适当解决所需经费、编制和办公用房。”

同年7月25日～8月5日，全国地方志协会成立大会暨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我院秘书长梅益出席了会议。

6月18日 敦煌学专家常书鸿就成立敦煌文献文物整理研究委员会等问题致信胡乔木、王任重。信中说：“我国敦煌学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虽有进展，但多偏重于艺术方面，而对于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宗教、文学、民族关系等至关重要的敦煌学则有所不足。我们在1979年、1980年相继访问日本、西德，亲见国外对敦煌学兴趣有增无减，即深有所感。愚见认为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工作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日本则早有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之设，法国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之下设置敦煌资料研究组织，故此人才辈出，著述与时俱增，执世界敦煌学研究之牛耳。有识之士，莫不视为我中国学者之辱。因思1978年方毅同志亲临敦煌视察后即向党中央建议加强敦煌研究，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均先后批示同意，足见中央领导高瞻远瞩，惜因种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我为此曾提过一些对加强敦煌工作的想法，1976年向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提过，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第三次会议上，常书鸿、孙次升、杨澄中等先后提出过成立‘敦煌学院’或‘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中心’提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今商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同志，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同志，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同志等专家们的同意，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敦煌文献文物整理研究委员会’以领导开展我国敦煌学研究工作。”随信附有《关于成立敦煌文献文物整理研究委员会的建议书》和《敦煌文献文物整理研究委员会章程（草案）》。此信受到胡乔木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对推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6月19日 苏联东欧研究所向院报送《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提出办所方针任务如下：苏东所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密切联系实际，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对外政策、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着重对其方针、政策、路线、理论、政治经济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和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在研究工作中，要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到实际情况的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现状研究与系统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6月24～26日 我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召开海洋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许涤新副院长参加了会议。

7月27日～8月29日 我院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发展战略讲习班，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戴维·约翰逊教授等11名学者分批来京授课。全国各地80多人参加了讲习班。

8月28日～9月7日 由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农业部畜牧总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次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180多位代表与会。我院副院长许涤新到会并作了题为《森林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学术报告。

8月 武光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央通知免去其我院副院长、院党委常委职务。

9月2日 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政治学协会参加国际政治学协会事》的请示。该请示说：中国政治学协会成立于1980年12月，是我国政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他们经过与国际政治学协会联系后，提出拟参加国际政治学协会，作为其“集体会员”。“考虑到我国政治学界需要了解国际政治学界的情况并建立联系，我参加国际政治学协会后财政义务很小（如我国学者出席国际协会召开的工作和学术会议的旅费和生活费等），在不发生‘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前提下，拟同意中国政治学协会参加国际政治学协会，作为其集体会员。”9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批示同意。

9月4日 秘书长梅益主持我院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关于《中意两国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协议会谈纪要》的签字仪式，外事局副局长王平代表我院在《纪要》上签字。

9月9日 由我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柏耶尔教授、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教授做了报告。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9月17～25日 我院文学研究所和鲁迅研究学会、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我院副院长周扬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报告。周扬在报告中强调：“我们要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联系今天的实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鲁迅从事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出于一片爱祖国，爱人民，力图改革社会的热忱，而又保持着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也必须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办事，尤其在长期受封建迷信统治的中国，更需要科学的武器。”报告最后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大大地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生气蓬勃的。”“我们坚信，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里，一个崭新的东方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一定会到来。”

9月21日 研究生院举行1978年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首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共455人。

9月26日～11月5日 应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皇家文学历史和文物学院及西德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分别邀请，以副院长宦乡为团长的我院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瑞典和西德。访问期间，代表团代表我院与瑞典、西德有关机构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

9月 我院副院长宦乡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80年代社会科学的任务与挑战”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对发展社会科学的三点看法。“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要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努力作出贡献。”他说，展望世界未来，最有生气、有希望的还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困难诚然很多，但是，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历史的进步，相信人类的光明未来，相信人民的力量。正是依靠这个信心，我们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赢得民族独立；同样，也将赢得国家的发展。社会科学知识是我们的有用武器。“第二，我们要努力使社会科学本国化。为使社会科学服务于各国的发展，我们就要把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过程，将使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般原理更加丰富，同样也将成为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第三，促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交流。到现在为止，国际学术交流往往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这种交流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如何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怎样使社会科学本国化，为本国发展服务，加快社会科学的进展，在这些方面，我们彼此交流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很年轻，我们愿学习一切国家的社会科学成就，特别希望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因此，我们热切希望有这样的交流机会，并愿尽我们力所能及，支持这样的交流活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我院申请硕士学位的全部学科和专业，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的25人中有20人通过评议，我院另有15人由评议组直接提名通过。

10月6～15日 由我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桂林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它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我院党委常委温济泽、孙耕夫等出席了会议。

10月8～12日 由我院哲学研究所和全国伦理学会举办的全国伦理学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召开。此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共产主义道德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伦理学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及道德教育工作者13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

10月12～15日 我院主管的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80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42位来自日本、朝鲜、罗马尼亚、美国、英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10月21～23日，我院中国近代史学者代表团在团长胡绳的率领下，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10月19日～11月1日 应我院邀请，由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学校长萨尔梅隆博士率领的墨西哥社会科学考察团一行4人访问我国。该团是墨西哥政府派出访华的第一个社会科学考察团。

10月27～30日 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在北京召开。我院副院长许涤新、张友渔，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韩幽桐，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史学片科研图书资料楼

10月28日 院党委常委会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关于严格政治纪律的几条具体规定》。30日，我院党委向中央书记处报送《院党委常委关于思想领导涣散软弱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党委常委认为，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院所两级的坚强而又精干的领导班子，振作精神，加强科研领导，带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为了克服目前领导上软弱涣散的状况，院党委常委会拟采取如下措施：（1）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3）要依照质量第一和精简的精神对刊物和学术活动加强管理；（4）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准备在近期内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研究和总结，以加强党对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领导和管理；（5）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6）建立党委生活会制度。

10月 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院第一座科研图书资料楼——史学片一号楼竣工并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11000多平方米。

11月10日 中央批准赵复三任院副秘书长。

11月20日 院党委常委会向胡耀邦总书记呈送《书面汇报》。《书面汇报》要点是：（1）社会科学院四年来有很大发展，研究所、科研人员和刊物都比学部时期增长一倍，已出版和付印的专著也比学部20多年出版专著的总和多一倍。（2）当前急务是整顿和充实院、所两级班子。（3）科研工作要侧重为现实服务。（4）要尽快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此外，《书面汇报》还提请总书记考虑以下几个关于全国性社会科学事业的问题：（1）可否在国务院设立一个像自然科学的科委那样的、统一管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职能机构？如科委能兼任最好。（2）是否有必要成立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即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社联）？（3）制订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问题，在1978年开过预备会议之后一直没有落实，可否在1982年召开全国规划会议。（4）培养高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是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战略措施。

11月23～30日 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我院副院长于光远受聘为名誉理事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武衡、刘大年等被聘为顾问。

11月30日 经中央批准，张黎群任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同年6月，胡青坡任语言研究所党委书记，免去贾皋的语言研究所党委书记职务。

11月 由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部负责编辑的《考古学集刊》（年刊），通过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该刊的宗旨是：通过发表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资料性论文，丰富考古资料，促进考古学的发展。

12月2日 院召开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会议，各所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所长和科研处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加强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交流科研管理的经验，部署1981年科研工作总结和制订1982年科研计划。副院长宦乡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科研管理不但是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它本身是有客观规律的。现在国际上科研管理已经形成为一门带有综合性的新学科，正在方兴未艾。它要研究科学发展的政策，还要研究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科研人才的成长规律，要研究科研组织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等。因此，要做好科研管理工作，不但需要有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有科研管理的知识，把科研管理工作当作单纯行政事务工作是不对的。”他强调：“为了提高我院的科研管理水平，必须加强我院的科研管理队伍。科研管理人员，包括各级业务领导和专业科研管理人员，同各学科的研究人员一样，也是科研队伍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科研管理工作者要参与科研工作的决策，确定研究所、室的方向任务，拟订科研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拟订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及时解决科研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科研管理工作者是我们各条科研战线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参谋。一个好的科研管理工作者除了要有较深的专业学识以外，还应该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广泛的知识，较强的组织能力。科研管理队伍的优劣和科研管理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科研单位出人才、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今天，要进行科研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协作和配合。许多科研项目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如果没有精明强干的科研管理工作者，要想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12月9～16日 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昆明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学术讨论会。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主持了会议。

12月15～23日 我院经济研究所在京举办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各地各研究单位的200多位代表出席了讨论会。我院副院长许涤新主持了会议。

12月21日 中央批准骆耕漠任我院顾问。

12月31日～1982年1月5日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杂志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来自北京和其他16个省、市的专家学者170多人出席了会议。我院副院长于光远、马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

12月 经院领导批准，由我院语言研究所与日本、澳大利亚合作编制《太平洋地区语言地图集》，李荣、熊正辉等负责具体工作。该项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进行的。

★拉丁美洲研究所提出办所方针任务如下：拉丁美洲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拉丁美洲综合研究机构。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拉丁美洲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对外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努力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在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以及动静结合等项原则，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亚非洲研究所提出办所方针任务如下：西亚非洲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学科范围内着重研究西亚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现状的一个地区性的综合研究所。它的研究方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这一地区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各种基本问题和目前苏美两霸全球争夺在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等重大战略问题。主要任务是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并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提供对外决策的参考或咨询性的材料；同时，要对这一地区有关国家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情况，积累比较完整的资料，逐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探索，积极为西亚非洲学科中国学派的建设取得进展并有所建树，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