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现代管理，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传统思维？

管理是人类的一种特定行为，而人们的行为必然会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先从三个中外行为比较的事例讲起。

第一个事例，一个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的美国人曾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已有5003年的历史”。作为中国人听后都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为什么是5003年？向他讨教，他说，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我来这已经3年了，所以你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应该是5003年。这位美国人的计算太“精确”了！这就是我们与外国人的思维差异。

第二个事例，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故事。一栋国际公寓失火了，按常理，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把最重要的东西抢救出来。实际情况是，犹太人抓起钱袋子就跑，法国人把情人抱了出来，中国人是把老母亲背出来……各国人们的不同行为反映出他们的思维定势很不一样。

第三个事例，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三个女孩子在海边玩耍，她们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日本。一阵风来，都戴着帽子穿着裙子的女孩们，反应各不相同。有个女孩用手紧紧按住头上的帽子，不让它被风刮走；另一个女孩两手用劲压住自己的裙子，不让风掀起来；还有一个女孩一手按帽子，一手压裙子，两手抓。大家猜猜，这三个女孩分别会是哪个国家的呢？只顾帽子的是美国女孩，只抓裙子的是日本女孩，而两手抓的是中国女孩，钱财与礼仪同等重要啊。

下面我们再从另一组图像和数据，看看一个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西方人（德国人）所描绘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与碰撞：

1.表达个人观点：中国人总喜欢拐弯抹角，一个中国人如果像外国人那样直来直去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会被认为“没有城府”，“直肠子”是要吃亏的。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总令他们费解。

2.生活方式：西方人经常独来独往，生活很独立，因为地广人稀，他们习惯一种独立冷清的生活。我前年去了新西兰，当地风光很美，居民很少。我问一位朋友会感到孤单吗，他说不会啊，有个老同学住得很近，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听了哑然，这在广州太不可想象了。人们笑称在新西兰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我们中国人口多，街上到处都是人潮，生活方式也是喜欢热闹的，喜欢抱团活动，被戏称为“穷山穷水穷热闹”。

3.守时问题：中国人通常没欧美人那么守时。我们的准时是以时间区间算的。我以前到省里开会，规格挺高的，下午三点的会往往三点零五分开始，也算是准时的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果我们的会风习惯都如此，人们就会想，我何必那么早去呢？不如走时间成本节约的路线。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迟到，结果会议开始的时间就会越拖越后。当然，现在开会的风气已经有了很大转变。而西方人讲究守时，德国人尤其厉害，他们的准时是讲时间点，而不会像我们一样是有弹性的区间。

4.人际关系：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西方人是三三两两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要复杂得多，人与人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公司上班，千万不要随便说人是非，这里面谁与谁的人际关系说不清楚。

5.对待愤怒的方式：西方人是表里如一的，心里愤怒，脸上的表情自然也愤怒。而中国人很多时候会掩饰、压抑内心的真实情绪，心里再恼火，脸上还是要保持微笑。这叫“喜怒不形于色。”

6.排队问题：西方人排队比较守规矩，排成近似直线形的队伍。中国人排队不那么讲次序，有时乱得像个马蜂窝，看不出队伍的头尾。

7.周日的街景：在西方，周末街上的人流也许比工作日还少，而我们国内周末就像过节了，街头巷尾都是人。像广州上下九路、北京路这些商业区，大家应该很有体会。

8.聚会：西方人在聚会中多是三三两两的交流，而中国人更喜欢的是大聚会，所有人围坐一起交流。

9.在餐厅里：低声交谈是西方人的习惯，而声浪很大，猜拳喝酒、说笑聊天的情景在中餐馆里则太常见了。

10.旅游：西方人更多的是用眼睛欣赏，用心感受。而我们国人更热衷于把所见到的一切都拍照录影，有顺口溜是这么说的：“上了车子就睡觉，到了景点就拍照，回到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到此一游嘛！”

11.处理问题：西方人直接对着问题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执行。中国人会绕着弯来，有时把问题都绕过去了。

12.三餐：只有中午一餐西方人习惯吃得丰盛、热量大，其余两餐都是便捷简约吃法。我们三餐都是热气腾腾的，都是丰盛正餐。

13.时尚：西方人用筷子匙羹，我们用刀叉，反过来了。

14.交通工具：现时西方很多人放弃开小车，乐于骑自行车或走路出行，而我们国人正在狂热地追求人人开上小车，以车代步。

15.老人的生活：你可能常能看见一个西方老人牵着他的宠物犬在散步，但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情形恐怕是老人牵着个小孩在走，都在带孙子辈。

16.对待孩子的态度：在西方，孩子是家庭成员中的一位，用他们的宗教话语来说，孩子是上帝暂时让父母托管的一个恩赐。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物品，如果家长打骂责罚自己的子女，孩子可以报警的，如果劝阻无效，家长的监护权就会被剥夺，孩子转由国家福利机构抚养。而在中国，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所有的长辈都围着孩子转。打骂自己的孩子，也是正常的。

17.自我意识：中国人讲究做人要低调不张扬，要夹着尾巴做人，把自我意识放在很低的位置上，比如与别人干杯时，酒杯都要放得比别人低一点以示尊敬对方。而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很强。

18.领导：西方人认为领导只比自己高一头，高一小截而已。中国人的领导是地位超然、高高在上的，下属对领导都是仰望敬畏的心态。

这些中西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与他们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MBA教育中有这样的说法——“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行动”，强调既要了解本国与国外的差异，又要立足于本土的情况做事。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了解与国外的差异，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从思维方式比较出发，可以破译不同民族行为的“密码”，因此，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思维，对学习当今的管理学是十分必要的。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结构由四个层面构成：

1.表层：器物文化。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如美国的可口可乐与中国的王老吉。器物文化往往最先最直接发生碰撞，而这种碰撞不讲阶级、不讲主义，只以品质好坏论高低。

2.浅层：行为文化。如一校之校风，一个公司的员工习惯行为等，都是行为文化的反映。

3.中层：制度文化。制度约束行为，如国家出台了不少新的公费消费制度来制约奢侈浪费的吃喝之风。

4.深层：思想文化。这是最核心的层面，起决定性作用，依次决定和影响着外面三圈的文化层。从管理学的角度说，一个公司的思想文化，就是该公司的核心动力。比如华为，它的企业精神是“狼文化”，狼嗅觉灵敏对市场很敏感，狼是团队精神，狼是主动出击。思想决定着制度，华为公司里就有一个床垫制度，员工在办公室里常年备有床垫，加班就睡床垫。

思维方式属于思想文化，处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对思维进行研究。

要认识中国传统思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参照系，通过比较可以更直观地认识到我们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拿什么作参照系，与什么作对比呢？跟外国比，尤其跟西方、跟欧美比，而且是跟欧美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作比照。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德崛起，随后美国崛起，从此，它们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首先我们应明确，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著名历史学者刘长林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他在其《中国系统思维》一书中说：“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取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做民族的思维方式。”

对中国传统思维，我们还要做一些简明的界定和说明：一是从范围上，主要指汉民族。我由于自身的兴趣和工作需要，多次去过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地区的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差异是巨大的。我们讲中国传统思维，很难把各个少数民族极具个性的文化思维方式都涵盖进来。因此，主要还是指汉民族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二是从时间上，主要指古代及近代；三是从层次上，主要包括经典文化与世俗文化；四是从适用上，体现为概率性，也就是70%以上的统计概率，这点很重要。有一次我给MBA学生上课，有位学员很高大很壮，我问他是否北方人，结果他是广州本地人；而另一次，我将一位个头比较矮小的男孩子错认为本地人，其实他是山东人。——这两次我的判断都失误了。但如果让一百个广州人和一百个山东人分两群站在一起，让我们进行判断的话，我们犯错的几率就很低，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正确区分出来，这就是概率的体现。以前有过一场大学生辩论赛，辩题是“大学生谈恋爱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双方在辩论中都做了具体举例，正方举例说，某班有两同学谈恋爱激发了学习动力，后来双双考上研究生，因此，是利大于弊；而反方则举例说，某班有两同学沉溺于谈恋爱，后来双双毕不了业，因此，是弊大于利。双方各说各话，有理又有据，但都说服不了人。其实，要是懂得从方法论上引进统计概率，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现代西方哲学就特别讲究概率和概率真理论。

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六大基本特征：

特征一：整体性——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有机整体思维。中国传统哲学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与”、“我物相渗”等学说。中国人把宇宙看成一个由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部分组成的，并且是各部分相互联系、有机进化而成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人与自然、心理与物理、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而西方思维着力于对“万物一体”的宇宙进行分割，并作个别研究，如同剥洋葱。举例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道衍生出万物，万物又归于道，宇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大系统。庄子也讲“我物相渗”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再看儒家提倡的“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生，是把个人修身养性，管理好一个家庭、宗族，到治理好一方水土，再到安抚天下黎民百姓，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个人与群体，小家与大国，都是相通的。而《孙子兵法》中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点明了战争能否取胜也是一个整体条件的综合结果。正是由于国人强调整体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整体到局部，由全局到细节的思维逻辑非常突出，这与西方正好相反。例如时间观念：中国人的表述顺序是年月日，西方则是日月年。地理方位：中国由大到小，西方则从小到大。做事逻辑：中国强调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大道理上先说清楚；而西方人则先做好每一件小事，再进行归纳总结。中国人倾向于“集体本位”、和谐主义，西方人则倾向于“个人本位”、个人英雄主义。论述问题：中国人先总后分，西方人是先分后总；中国先务“虚”后务“实”，西方人则先务“实”后务“虚”。

特征二：类推性——重直觉、轻实测的直观类推思维。国人善用类比，将自身的观察、经验（包括社会、自然的、心理的各种现象）外推，以认识另一事物。这属于一种直觉思维，其特点是综合性、非实测性、非逻辑性。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是用煎小鱼的经验来譬喻治国之道。儒家讲“家国同构”，君臣父子、家与国，是可以相互比拟的关系，一国如同一个大家族，君主是父亲；一个家族也如同一个小国，父亲为君主。因此，我们传统文化把当政者称为“父母官”，就不难理解了。又如佛教禅宗的“顿悟成佛”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民谚中也处处充满类推思维：“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等，都是从熟悉的自然界现象推论出做人的道理，很生动直观。还有民间流传的一些说法，如吃什么补什么，吃猪脑补脑，脚扭了吃猪蹄补……这些其实没有严谨的科学依据，但普通老百姓深信不疑并且代代口口相传。在这种类推思维中，“天人感应”的说法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尤其深远。中国文化中的“天人感应”之说是指：人世间将有什么大变更，大自然都会有所表现，给人们预告一下，吉有佳兆，凶有恶兆。比如民间把1976年唐山大地震与同年政治三巨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相继逝世联系起来。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地区发生了几百年来罕见的大地震，震级在七级以上，波及十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死亡人数二十四万以上，七十余万人受伤。灾区现场情况惨烈，损失巨大。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后，毛泽东主席永远告别了红尘。就在当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因此，人们把唐山大地震这场大灾难看作是大自然对我们国家社会大变动的预兆和感应。在日常生活语言中，我们也有大量从类推得来的词汇，如用人身体的某些部分来做比喻类推：耳目、口舌、手足、心腹、心肝、胃口、情同手足、唇亡齿寒、心心相印、口蜜腹剑……

特征三：模糊性——富于弹性、确定性弱的模糊思维。由于前两个特征，整体性和类推性，重综合、重类推，缺乏精确的实测实证以及严密的逻辑分析，必然导致思维的模糊性。缺乏定量化的分析，必然也是模糊的。中国人的语言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不确定性、非定量性，即使用数字表达也多为不精确的数字。一个美国人认为“中国文明已有5003年的历史”，我们觉得好笑，但别人的精确更加对比出我们思维的模糊。还有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如约会、开会，这些都是重要场合了，而我们的时间准确性还是以一个区间算，很少能坚持准确到点。这跟我们传统农业社会的背景有关。假如我是一个有几十年农耕经验的老农，什么时候稻子熟了该收割了，我就很有发言权。稻谷的颜色要黄到什么程度才叫熟了，这些都是不用作量化分析的，凭老经验大概地把握就足够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如吃什么补什么，有没有效果很难说，这种思维定式却根深蒂固代代传下来。

特征四：辩证性——重视两极相通转化的辩证思维。国人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两极，且两极相通并相互转化。西方传统思维侧重于形式逻辑（如“A是A”）；中国传统思维侧重于辩证思维（“A是A，也是非A”）。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人的思维是很灵活辩证地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对立面。如道家阴阳学说，深刻广泛地影响了中医学说。再看日常生活语言：物极必反、时来运转、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分久必合、宇宙、动静、生灭、消长、虚实、舍得、痛快……都是两极矛盾并放一起，表示两极相通并互相转化，这是我们传统思维很微妙很高深的地方。

特征五：中庸性——弃偏激、求中和的中庸思维。中庸有时我们也讲作中和，即坚持中道（正道），重视和谐。儒家把“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视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按北宋“二程”的解释为，“不偏之为中，不倚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正理。”就是说我们凡事不要走极端，不要两边倒，要坚持适度的原则。《易经》中的“阴阳相分、柔刚定位”原理（如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俗话：万事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两极化思维方式在思想上突出以自我为中心，在方法上容易走极端。而中和（中庸）思维方式在思想上关注他人，在方法上讲求平衡，更具有合理性和包容性。一般认为，毛泽东是综合性思维表现突出的一位领导人。共产党在早期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相比而言，毛泽东能够很好地取其“中”，表现出了中和思维的特征。比如说，在共产党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抬头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井冈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思想；在共产党内部“左倾”思想漫延的时候，毛泽东要求放弃与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中和性和包容性，外国学者和专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曾经这样说到：“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和分歧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毛泽东》的作者迪克·威尔逊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有很强的包容性：“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包容的结果，他能够站在高处把相互矛盾的双方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和性思维，与现代管理学中提倡的整合性思维非常相似。比如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罗杰·马丁在《整合性思维：成功领导人的思考方式》中对什么是整合性思维有这样的描述：“过去6年间，我先后采访过50多位成功的领导者，时间最长的交谈长达8小时。最终我发现，他们大都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征：他们愿意而且能够同时接纳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在碰到意见冲突时，他们既不慌张，也不是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新思路：既包含了原先两种观点的内容，又比原先两种观点胜出一筹。我们可以把这种思考和综合的过程称为整合性思维。”另一位中国近现代政坛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其名字与中国传统中庸思维很有关联性。蒋介石的名字据《蒋介石秘录》一书：蒋母王采玉为他取名“中正”，是因为担心他过于顽皮，希望他不要一味豪爽、奔放，而在将来要能够由“中庸”做到“公正”。当王采玉逝世的时候，朋友们的悼诗中有下述意义的词句：“介石之性，举动异乎常人，如出地蛟龙，脱羁神骏。母爱之教之，故名之曰中正。”要注意的是，“中庸”涵义还演化成“折中”之意，如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中有许多此类说法：“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鲁迅曾经讲过一个寓言，很多人住在一个没窗没门的黑屋子里，闷热难耐，有人说开个窗吧，主事者说不行，老祖宗没有传下开窗的传统。最后大家闷得实在受不了，要把墙推倒，这时候主事者说，不要推墙还是开个窗吧。鲁迅用这个故事表达对我们民族陋习的一个反思。在心理学中，这叫偏激效应，很形象地体现出折中的做法。而这样的折中思维在西方并未占主导地位。

特征六：伦理性——重情轻理、重义轻利的伦理思维。在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中，中国人侧重于后者；在利益与道义的选择中，中国人也侧重于后者。这是一种把道德追求放在首位，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认识模式。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把“修身”放在首位，就是把伦理道德看作首要的，在此之上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像我们小时候上学评优，不管是三好学生（德智体），还是五好学生（德智体美劳），都是把“德”放在首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战争必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但这是我们传统思维一直以来提倡的信念。正如《菜根谭》里说“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心者修行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但这种伦理在先的思维特性，也容易让我们在事实认识面前容易被价值判断干扰了视线。比如见两路人打架，我们总是对被打者或处于下风者抱同情态度而指责打人者，同情弱者嘛，但我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现在被打着的这个人是先动手打人者、为恶者，只是对方还手了，他反倒落败被教训而已。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思维博大精深，我们简要地概括为以上六个基本特征：整体性、类推性、模糊性、辩证性、中庸性和伦理性。其中前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逻辑关系，而辩证性和中庸性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辩证看到事物的两端相互关联又相互转化，所以要适中地把握，行中庸之道。伦理性则是一个统率整体的基本原则。当然，这六大特征的归纳仅一家之言，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传统思维对现代管理有哪些影响？

作为中国人，辩证性的思维特征深深融入了我们的认识思维当中，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辩证看待这个问题。

积极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利于开拓企业经营的视野。整体性思维启示我们不仅从企业内部要素的关联，更要从外部宏观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来综合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

其二，有利于从动态整合思考问题。什么叫整合性思考？就是超越两极，融为一体。大作家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曾经说过，考验一个人是否智力一流，要看他的脑力有没有办法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观点，且仍有能力正常发挥功能。一个人的头脑中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一种观点，而是要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并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和观点。如何能够把冲突的双方融为一体呢？这就要求我们能够站在高处，看到双方的共同点，充分地包容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排斥矛盾和冲突。在此基础上，把相互矛盾的双方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整合性思考（执其两端，取其中点）时什么是中？就是说话办事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不是简单地偏向某一方，而是寻找一个相对双方来讲都可以接受的“点”。取其中，绝不是“二一添作五”，简单地取其中，而是像确定三角形的“顶点”一样，站在高处，为双方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从而形成超越双方需要又满足双方需要的“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中”。

其三，有利于现代团队建设的开展。先给大家出个题，谁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呢？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还是当代美国大亨比尔·盖茨？我还曾经就此话题开过一个讲座，题目就是“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保尔还是比尔”。小说中的保尔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无疑，保尔对生命和人生的看法是始终忠诚无私地奉献。关于比尔·盖茨，我们摘选一下《比尔·盖茨的十句话——让你改变一生》这本书中他说过的几句话：在学校里，你考第几已不是那么重要，但进入社会却不然。不管你去到哪里，都要分等排名。（社会、公司要排名次，是常见的事，要鼓起勇气竞争才对）。学校里有节假日，到公司打工则不然，你几乎不能休息，很少能轻松地过节假日（否则你职业生涯中一起跑就落后了，甚至会让你永远落后）。在学校老师会帮助你学习，到公司却不会。如果你认为学校的老师要求你很严格，那是你还没有进入公司打工。因为，如果公司对你不严厉，你就要失业了（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司比学校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既应该有保尔的忠诚度，又要有比尔的执行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成长为企业的精英骨干，而我们懂得在企业管理中，要求员工综合拥有保尔和比尔的忠诚度和执行力，那我们的企业肯定会人才济济，发展壮大。

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人治大于法治；二是容易形成家族式管理；三是忽视制度化管理与定量化管理；四是不利于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从中庸之道演变来的折中主义，容易让我们抹杀个人特色，特别有个性的人容易被否定掉；五是容易形成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第三部分的内容，主要讨论中国传统思维的创造性变革与管理创新。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与创新的时代，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进行创造性变革与管理创新。

首先，我们探究一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成因。从地理环境上说，我国只有东南部沿海，而北部、西部地域大多都是与其他内陆国家接界交壤。所幸的是我国境内河流甚多，如黄河长江几乎横跨我国东西。我们不是海洋文明，是相对封闭的大河流域文明。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国自古以来的经济基础是早熟的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相对封闭的大河流域经济，也就决定了当时社会大一统的集权政治。而这些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对我们国人文化基因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对中国传统哲学、科学技术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呢？

其一，从历史视角看：要承认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根基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从生产方式来说相对落后，更不要说工业文明之后的信息文明，其作用具有两重性。

其二，从现代视角看：与现代化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相契合的一面。西方文明讲求量化、实证，对于我们运用于管理是必要的，如市场调研，这就是西方技术。因为实证、量化、比较的方式还是适用并对于许多事情来说是必要的。如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语句——我们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如何大好？那就要指标量化，能反映经济形势好的指标有哪些，我们做到了什么程度，如失业率、就业率、进出口数量等，要用数字指标说话，才是科学的，让人信服的。过去上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我们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高。这只是一个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而已。我们学过行为组织学，应该知道工作积极性有哪些衡量指标，比如说出勤率、流转率、员工提合理化建议的百分比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指标。统计结果出来后并不是原先推想的一个结果。事实是，我国工人工作积极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工人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大胆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当然包括管理科学。当然，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必须、都可以精确量化，有些东西精确落实的成本很大，而且并不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模糊思维和整体思维就可以发挥它的独特作用了。

其三，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思维方式具有较明显的互补性，对构建现代思维方式有独特的价值。

当代中国思维方式正发生深刻的变革，呈现出以下一些发展趋势。

1.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相结合，侧重横向思维。纵向思维是指我们过去都是自己跟自己比，觉得自己还不错，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打开国门会发现自己有很多落后的，不仅仅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也落后。现在侧重横向思维，就是要跟别人比较借鉴。

2.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相结合，侧重分析思维。

3.定性思维与定量思维相结合，侧重定量思维。

4.两极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结合，侧重系统思维。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我们用两极思维来认识获利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成两端，要么毫不利己，要么损人利己。按照党的号召，我们是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要完全做到毫不利己，确实非常困难。有位经济学家做过分析，如果社会上我们每个人都毫不利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专门利人的“人”也就不存在了。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提出“问题域”这个概念很有启示意义。我们应超越传统问题域，确立新的问题域：在毫不利己和损人利己二者之间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市场经济中我们可以利人又利己，或者利己不损人；相反，损人不利己，损人又损己等现象是很多的，并不是只有毫不利己或损人利己两者之分。这就是系统思维对两极思维的创新。

5.价值思维与事实思维相结合，侧重事实思维。这些变革是针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而出现的。

其次，还有从盲从性思维向批判性思维转变，从单向性思维向多向性思维转变，从惯常性思维向创新性思维转变等变革趋势。这些变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年代思维的缺陷而出现。例如，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传统的问题域。在传统资本主义下，经济必然两极分化。在未来共产主义观念体系中，社会经济目标是达到也必将达到共同富裕。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新问题域，让中产阶级成为主体，至少在现实发达国家的实况接近如此。社会结构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到现代“菱形”社会转变，这也是两极思维方式向系统思维变革的一个典型体现。

在今天，我们的思维比过去有更大更开阔的发挥空间，这是一个很活跃的时代，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得住，如何创造性地改造改善。

最后，我们从思维方式变革看现代管理的创新。

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来看。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总设计师，其治国方略最能体现思维方式变革与创新的意义。诸如，危机意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比较）超越了传统封闭性的纵向比较，凸显了新时期横向思维的时代意义；承认差距，着力推进改革与开放，超越了传统的自我优越感，体现了事实思维先于价值思维（判断）的思维创新；“共同富裕，让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突破了平均主义分配传统，体现了侧重分析和系统思维的创新等。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管理和组织管理。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即任何目标都不会自己实现。为了实现目标，要做好两件事——目标的量化与细节化。

（1）目标必须量化。什么叫量化？例如，喝酒会伤肝，很多人都知道，但可能伤到什么程度，就不清楚了。有关的研究表明，喝一两白酒，人的肝就要连续忙碌46个小时。如果一个晚上喝了一斤酒，人的肝会忙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1104小时）。由于量化，我们对酒伤害肝的认识就深刻了。在管理学中，“量化”是指时间、货币或单位数量的换算。例如，时间的换算=时间量度﹢流程设计。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成本，企业强调“流程再造”，就是为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联合包裹UPS公司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Can we be faster？（我们还可以更快吗？）何为“流程再造”？以到医院看病为例。传统的看病流程是：排队取号——拿病历表——排队就诊——医生看病——开出药方——排队打价交费-等候药师配药——取药，顺利的话整个流程约30分钟。而假设我们通过电脑联网，门诊挂号时医生就知道；医生开出药方时药房已知道；当你走下楼梯时，药师已在准备你的药；当你走到药房时，交费就可以取药了。必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直接回家或回公司，因为医院会通过快递把药送给你。按这种流程，我们又可节省多少时间呢？

日本是东方国家，但它较早地向西方学习，它的许多企业里都很成功地吸收西方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制度。F1（一级方程式）世界大赛是如何快速更换轮胎的呢？丰田公司的广告里有两句话：一是“In the blink of eye”（一眨眼的瞬间）；二是“Four new tires in three point two Seconds”（换四个新轮胎只要3.2秒）。其流程设计是：车子一进站，大家一起拔起轮胎，用1秒；滚车胎，又用1秒；上车胎，再用1秒；扣上去不是拧螺丝，而是用环扣扣上去，就是3.2秒。丰田赛车换四个新轮胎只要3.2秒。另一个案例是，日本“新干线”的联动误差设计。日本“新干线”全程共420公里，但其连动误差一年总计只有36秒，而且是连冬天下雪和夏天刮台风都考虑进去了。一年36秒，这意味着每个月的误差是3秒。怎样把误差控制在这3秒内？日本人设计了许多应对的方法。例如，在旅客比较多的时候，火车站经常雇一些人来把旅客推上火车，等等。“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系统，于1964年10月1日开始通车营运，是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高速铁路系统。通车多年从未发生过因人为因素导致有人死亡的事故，因此，“新干线”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高速铁路之一，也是世界上行驶过程最平稳的列车。

（2）目标必须从“细节”中寻求方法。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必须将目标细节化，有必要对员工的动作、步骤、做法进行规范，具体要求是：动作的规范=标准动作+省工原理；步骤的规范=标准步骤+严格要求；做法的规范=科学方法+效率改善。例如，现代企业（日本）的“6S”现场改善活动：

第一步整理：把要与不要的物品分开；把不需要的物品加以处理。

第二步整顿：把需要的物品加以定量、定位（以便用最快的速度取得物品）。

第三步清扫：打扫清理场所，创造舒适工作环境。

第四步清洁：使现场保持最佳状态，使员工能愉快地开展工作。

第五步素养：使员工养成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和作风（这是“6S”活动的核心，要着眼于提高员工的素质）。

第六步安全：安全工作没做好，前面的努力会白费。

思路决定出路。最后我用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讲座，他说：“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我们是世界万事万物中的一分子，我们的个体生命都是短暂的脆弱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能改变事物不断创新的思维和思想，这是生而为人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