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编纂的权力——以《论语》为例”，我们都知道《论语》这本书虽然跟孔子有关系，但并不是他一笔一笔写成的，而是由他的弟子编纂而成的，那么这就极有可能存在着编纂者或者被记录者之间的张力问题。例如，如果你给你的朋友写传记的话，虽然你记载的东西是你朋友的事例，但是怎么去记载，所有的材料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你编纂的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讲的故事可能和真实发生的事件存在差异。所以，这里我就以《论语》为例，看一下编纂者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对《论语》的理解。《论语》里面有些材料或者有些文本会明显地掺杂着编纂者所暗示给我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决定着我们的理解程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看，《论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并不取决于孔子，而取决于编纂者。我们现在看《论语》，我们所理解的孔子形象是一个和蔼的老者，是一个教育家，但事实是什么，很难搞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论语》的编纂者要塑造什么样的孔子形象，是由他，而不是孔子本人决定的。

我们先看一下“论语”中“论”的读音。今天“论”有两个读音：一个是lún，另一个是lùn，这个字读这两个音有没有什么理由？大家先来看一则材料，《汉书·艺文志》，这是东汉班固最后编纂的，当然，他借鉴了西汉流行的一些东西。他在介绍《论语》的时候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里讲《论语》里面内容的来源有：第一，是孔子回答弟子和当时人的一些对话；第二，是弟子们记录老师说过的一些语录，比如说弟子们在听课的时候每个人都做了笔记，孔子去世之后，这些笔记就成为了解孔子的一些重要材料。可问题在于这些记录的东西可能有错误、遗漏或者重复的地方。这里，班固还讲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指出《论语》这本书编纂的方式——凡是有孔子讲课笔记的所有学生都凑到一块商量、讨论，看里面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去掉。所以，在《汉书·艺文志》这个时候“论语”的“论”字确实不读“lún”，而是读“lùn”，因为这是弟子们聚在一起讨论而成的。

这个读音到六朝的时候就开始变了。我们看这段话：“《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意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这里的前半部分和班固所讲的一致，但关键的是差别的地方。“微言”是什么意思？它是指难以理解的，并不是很明显、很显白的东西。这里讲到孔子去世了，所以微言已绝。那么“恐离居以后，各生意见，而圣言永灭”，是说弟子们都害怕老师一些很高明的想法随着老师的去世而消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紧接着讲到“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这里的重点在这个合成一法，它要把孔子和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话集合到一起，成为后世可以效仿的东西。我们知道可以效法的语言本身一定是要有道理的、有条理的、经典的，“论”就有这个意思，二者可通。所以，从这个时候“论”就开始读“lún”，表示有条理、可效法之义。在这段话当中，孔子弟子的编纂权力被消解掉了。为什么？因为《论语》里面的东西要成为人们仿效的标杆，那就必须是圣人所讲的，如果是弟子编纂或者有弟子意图的话，那它的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了。从这时候起，弟子或者门人等后世编纂者的作用就被淡化，这跟前面不一样。

我们通过三段材料来看一下这个编纂者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决定我们的想法。

第一段文本是关于公冶长的。公冶长在这个文本中是一个很无辜的人。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7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则文本涉及两个人物，公冶长和南容。“缧绁”是监狱的意思。“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意思是这个人虽然被抓起来了，但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过，这是孔子对公冶长的评价。在做出这个评价之后，文本中有一句话“以其子妻之”，意思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孔子评价南容这个人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意思是如果这个世道政治清明，那就出去当官，如果这个世道很坏，则可以不被杀，或者免于政治惩罚。我们知道，在孔子的思想里面能够在乱世保存自己的人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在评价完公冶长之后，后面也有一句话“以其兄之子妻之”，意思把自己的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

这个文本对我们的暗示非常明显，它在对比公冶长和南容这两个人，然后，通过这样的对比来看待孔子的行为。在孔子看来，能够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境界是非常高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证据。《论语》里面有一条材料“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这是孔子在评价卫国的史官史鱼：史鱼这个人非常正直，他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不会拐弯。正直到什么程度呢？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他都是那种正直敢谏的人。但是，卫国还有一个叫蘧伯玉的人，孔子曾评价他是真正的君子：君王有道，则出仕辅政治国；君王无道，就卷铺盖卷走人，归隐山林。在孔子看来史鱼只是一个正直的人，但还称不上是君子，而遽伯玉则是个君子。很显然，孔子对那些能够在乱世之中明哲保身的人评价更高。因此，在上面这则文本中，孔子对南容的评价更高。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文本在古代是没有标点的，那么，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标点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断法，你们刚才看到的那种标点法是我从中华书局出版的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看到的。这样断法意味着后面那些对公冶长和南容评价的话都是孔子的原话，今天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用双引号来表达所有被描述的人的原话。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标点法：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如果这样断的话，那就说明“可妻也”这个词可能是编纂者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孔子可能说过很多话，比如公冶长这个人真好，长得又帅，个子又高，挣钱又多，等等。最后，孔子表达了公冶长是一个值得托付女儿的人，但他没说“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这句原话。在这种断法里面，“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这句话可能是孔子说的。还有一种断法：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样断法，说明后面那些评价公冶长和南容的话全部是编纂者对孔子的话的总结，并不是孔子的原话。所以，在没有标点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还原场景。今天的标点符号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场景。我们从不同的标点符号的形式中可以看到对说话场景的不同设想。

如果按照《集注》的断法，那么，孔子确实是在就公冶长和南容两个人的品格进行评比，而且这个评比后面还跟着一个证据。大家仔细看这个文本。“以其子妻之”和“以其兄之子妻之”，这只是编纂者所举之事实，用以来论证前面孔子说的话，作为前面的注脚。“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句话虽然也可能不是孔子说的，但至少孔子表达了这个意思，可“以其子妻之”和“以其兄之子妻之”只是孔子做出的行为。因此，在这样一个文本里面，编纂者加了两个事实。我们相信，孔子确实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也确实将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南容。可是，这两个事实跟孔子说的话之间是否一定有必然关系呢？这是一个问题。

朱子在《集注》里面曾经为这个事情做出辩护，朱子认为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我们看《集注》的原文。或曰：“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圣人以其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当时，与朱子同时代的人都认为这是孔子“厚于兄而薄于己”。但是朱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朱子紧接着又说：“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窥圣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当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则其年之长幼、时之先后皆不可知，唯以为避嫌则大不可。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我们看一下，今天讲避嫌的时候，一般都是心里有鬼，如果你心中坦荡的话，那就用不着避嫌了。“内不足”是讲你有私心。孔子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怎么可能通过“厚于兄而薄于己”这样的行为来避嫌呢？朱子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刚才说过，那两个事实确实是事实，但是它们跟孔子是否说了这两句话可能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设想一下，比如我说：这个同学考试考了90分，真好啊！然后，第二天另外一个同学拿95分，然后我说：这个同学考试考了95分，真好啊！那么，大家会觉得这是我在比较这两个同学吗？肯定不会。可是，如果我在同一个场合说两个同学分别拿了90分和95分，就有比较的意思。朱子这样注解默认了这两句话是孔子在同一个场景中说的，只是他认为后面孔子的行为并不是出自避嫌。可是在朱子之前的版本中，通通都把这个语录拆成两部分，第一章是孔子评价公冶长的，第二章是评价南容的，它们根本就不是一段话。如果不在同一段中，那就意味着孔子在评价公冶长和南容的时候，并不是在同一个场景之中。如果不在同一个场景中的话，那就没有了对比的意味，如果没有对比的意味，那么就没有朱子说的避嫌不避嫌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以其子妻之”和“以其兄之子妻之”不是孔子说的，是孔子做的事情。后来编纂者回忆起来说有这么一个事实可以来印证它，也就是编纂者把这两句话放在一块的时候就已经在暗示，或者他的编纂行为就已经在暗示我们说这两个人是有可比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朱子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理解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朱子认为孔子不可能是为了避嫌，为了表明自己没有私心的一个行为。事实上，孔子未必在同一个场景中说过这两段话，这是编纂者的暗示。

第二段材料：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是孔子比较不喜欢的弟子，孔子最不喜欢的是宰我。整部《论语》里面记载宰我的地方不多，对宰我都很负面。第一处是：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这里是讲宰我在白天睡觉，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另外一处是宰我在问三年之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所以，在孔子看来，宰我确实是一个不仁的人。樊迟其次。为什么？《论语》里面有一则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孔子认为樊迟并没有抓住君子为学的根本，这里的“小人”虽然不是一个德行的评价，但樊迟不讨孔子喜欢，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则文本。首先，樊迟问孔子何为仁、何为知，孔子答曰爱人、知人。结果樊迟没有理解，还有疑问，孔子接着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推举或者选拔一个正直的人，让他在一个不正直的人上面去当官，这个不正直的人就不敢不正直了。结果，樊迟还没明白。樊迟看孔子说完之后，自己还没有理解，有点心虚，就退下了。后来私下见了子夏，樊迟对子夏说：“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刚才我问老师什么是知，老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老师说的太好了，含义太丰富了，舜有天下的时候，选中一个有才华的好人皋陶，结果那些不仁的人就跑掉了；汤当天子的时候，在一大堆人当中选中了伊尹，不仁的人就跑掉了。这样一个文本里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问题非常多。第一，樊迟未达，他没有明白什么问题？第二，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时候，樊迟肯定也未达，虽然文本里面没有说他未达，但是他后面跑去问子夏，那么樊迟第二次未达的是什么？跟第一次是一样吗？第三，樊迟说“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四，他见了子夏之后，听完子夏说的话，他究竟有没有明白？因为后面子夏说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第五，子夏说了那么一大堆话，其中哪一部分解决了樊迟的疑惑，前提是如果樊迟最后明白了。

假如，当樊迟一问再问三问之后，还是没有明白，那么，这则文本本身还有意义吗？当编纂者把子夏这段话放在这里的时候，他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是通过子夏这一番解释之后，樊迟终于明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来思考子夏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解决了樊迟的问题。这是整个文本的中心问题。我们重头看起。“樊迟问仁”，这句话本身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比如，樊迟问什么是仁，或者樊迟问怎样做是仁人。所以，同样一个问法，有无数种翻译方式，不同的翻译方式决定这个对话的指向。所以，我们不能默认樊迟问仁的时候，就一定问什么是仁。大多数的时候，他问的是我怎么样做才能做到仁，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儒家是要解决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当樊迟去见子夏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这句话的存在暗示我们（或者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是樊迟不知道什么是知，他没搞清楚的是怎么样做才是明智。我们先看一下历代的注家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我们看朱熹，朱熹引曾氏说：“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这句话解释樊迟未达的是什么，但是朱子后面说樊迟他不是不知道知。假设，当我跟你对话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不清楚的话，你肯定会把你不清楚的内容传达给我，同时，我要基于你的不清楚或疑问，做出进一步的解答。因此，我们也要默认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句话是应对樊迟未达的问题而说，不然，两个人的对话就变成自言自语了。但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显然不只是知的问题。所以，后面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里面当然涉及知人的问题，但是“不仁者远矣”这说的就不是知人了，而是知人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能使枉者直”就是子夏说的“不仁者远矣”。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孔子说的绝不只是知的问题。我们再看朱熹的解释。“爱欲其周”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爱所有的人，而不能有所别择，而“知有所择”是指知人要求能够有所选择，这两者看起来是“相悖”的，这是朱子认为樊迟没搞清楚的地方：爱人与知人之间有矛盾。当他去见子夏的时候说：“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子夏接收到什么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后来子夏说“不仁者远矣”，而不是说“不义者远矣”或是其他，好像子夏猜到之前的对话探讨了仁知关系一样。那么，子夏究竟是怎么知道孔子和樊迟最开始谈的是知和仁的关系？文本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单独看樊迟问子夏的问题，子夏回答说“不仁者远矣”是很突兀的。所以，这则文本所记录的樊迟跟子夏说的话一定不是樊迟跟子夏说的话的全部，而是个总结：樊迟可能说过这些东西，但绝不是樊迟说的全部，他必须要把当时整个对话场景告知给子夏，最起码要暗示给子夏，子夏才能判断出孔子和樊迟之间探讨过知和仁的问题。

第三则材料：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文本。第一个问题“子路率尔对曰”中的“率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态？第二个问题“孔子哂之”，他笑的是什么？在整个过程中，曾点并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要笑子路，或许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鼓瑟，当孔子说曾点你也谈谈你的志向的时候，他才停下来。从他的问法来说，他清楚明白地知道孔子曾经嘲笑过子路这个事实。还有，他也知道子路、冉有、公西华这三个人说了什么话，或者怎么回答孔子的话，不然就不会有他后面的追问。为什么嘲笑子路呢？孔子的回答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这是孔子给出他嘲笑子路的一个理由。为国以礼就是以礼为国，这是治国的根本原则。可是“其言不让”表现在哪里？是子路说的话，还是子路的行为、神态等等。曾点后来说“唯求则非邦也与？”意思是难道冉求所治理的就不是一个国家吗？孔子的回答是：“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就是你怎么能说六七十里的小国就不是一个国家呢？然后曾点再说：“唯赤则非邦也与？”难道公西华说的就不是一个国家吗？前面公西华说自己愿为小相，孔子说如果他为小相的话，那谁能做到大相呢？这是肯定公西华。通过后面孔子和曾点的对话，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曾点在那里鼓瑟，但是他走神了——他清楚地知道孔子嘲笑了子路，也知道冉有和公西华跟孔子的对话，可是他不知道孔子为什么嘲笑子路。当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时候，曾点居然以为是“为国”的问题。所以，才有后面他和孔子之间的对话。从曾点的问法，可以看出来，曾点所理解的孔子嘲笑子路的原因是“为国以礼”，而不是“其言不让”，或者说是因为“为国”所以显得“不让”。但是，我们看一下后人的解释。皇侃说：“我笑子路。非笑其志也。政是笑其卒尔不让故耳。”所以，皇侃认为孔子嘲笑子路不是笑他为国千乘，而是笑他对话或者回答的时候不讲礼貌，孔子不是笑他的志向，而是笑他的卒尔不让。后来刘宝楠《正义》的时候，给“卒尔不让”作解释，他说：“《曲礼》讲‘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如果你在做老师陪坐的时候，老师提问之后，你不看看旁边人回不回答，自己就站出来回答，这是非礼的。根据《曲礼》这句话，郑玄的注说“礼尚谦也。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所以，郑玄也认为子路率尔而对，是一个非礼的。这样一来，“其言不让”这个“不让”指的是子路仓促的或者是第一个跳起来回答这一行为。这是皇侃、郑玄和刘宝楠的理解，这基本上印证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认识的——我们都认为孔子嘲笑子路是因为子路轻率、仓促、没有礼貌。而不是因为子路说的那个内容（为国千乘），因为《论语》里面讲过子路确实有这个才华。可是问题在于就连在场的曾皙都不知道孔子嘲笑子路居然是因为子路率尔而对，还是以为是为国的问题，一个在场者都不知道的事情，后人是怎么知道的？有人会说，曾皙之所以没注意到子路这个情态，是因为他在鼓瑟。那我们看一下朱熹的解释：“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让，却是见子路被哂后，计较如此说。”我们回头看上面的文本，当子路讲完为千乘之国之后，被孔子嘲笑之后，治国的范围从冉有开始就逐渐降低了，方六七十，五六十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个冉有理解的夫子哂子路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率尔而对”，而冉有是专心致志地听了孔子和子路的对话的，后面的公西华也是这样。也就是所有在场者都没有理解孔子嘲笑子路是因为他“率尔而对”，那么编纂者怎么知道？或者，我们局外人是怎么知道的？“率尔”这个在场的情态被编纂者暗示给我们之后，我们对这段话的解读就完全变了，事实上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通过三则对话，看到编纂者对一个场景的描述的时候，或者他把很多文本或很多故事糅在一块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再创造，赋予新的内涵。没有这个，《论语》里面很多话是不可理解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理解《论语》的话，应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孔子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另一个是编纂者所记录的孔子是怎样的，他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一个本来跟孔子无关的东西强加或者暗示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