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近代大变局中的人与事》，主要谈五件事情：第一，鸦片战争与甲午海战；第二，清末宪政；第三，科举废除；第四，辛亥革命；第五，五四运动。

第一个问题：鸦片战争与甲午海战。在现在我们的教材中，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是相当清晰的，即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其中，在1840年以前属于古代史范畴，1840～1919年是近代史，从1919～1949年是现代史，1949年以后则成为当代史。现在大家基本都普遍接受了这一分类模式，但是这一阶段的划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将1840年作为近代史和古代史的分界点？判断某一历史阶段发生转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社会制度的转变。在这一前提下，将1949年作为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分界点，我就比较赞同，理由在于1949年前中国处于国民党统治下，而1949年以后是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新中国无论是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1840年这一界碑前后，中国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1840年这一界碑跟今天我们所处的广州具有特别的联系。当时，清朝与英国开战，以败仗告终，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里规定，中国必须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但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当时可能95%以上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开放了五个口岸，更不知道开放口岸后，对大家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换句话说，这场战争虽然是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进程，（我们姑且用近代这一词吧）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新的关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朝廷还是那个朝廷，所有秩序、制度格局都没变，只是多了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而已。举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类似小平同志在南海画一个圈，建设了深圳、汕头、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虽然开设了特区，却不能说我们制度发生了改变，整个国家的制度没变，这只是一个改革的措施，绝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很多外国学者都不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他们认为对中国真正造成冲击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为什么说1894年甲午战争是一个真正冲击呢？胡绳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确实是确定我们近代史框架的一本最经典的著作，这本书围绕洪秀全起义、义和团运动这样几次很大的农民起义来写，核心就是反帝与反封建，内容基本是以农民运动为主轴，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展开，我当然不是说这样一个角度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觉得这样的角度还不够，而且他的研究可能存在一个“前目标”。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经典著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样的叙述方式其实没有触及更大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你去看哈佛大学已故教授费正清先生的著作，就没有采用这样的叙事模式。

费正清的研究路数与此不同。费正清认为，近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常昏沉的状态，如果借用拿破仑的说法，近代的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中国需要一种外来的冲击，如果没有外来冲击的话，中国人还会继续处于沉睡之中。他说，近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中国人自觉的结果，而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中国被迫产生了一种反应，所以中国从古代史转向近代史是一个被动的转向，他将这一模式称为“冲击反应”，这与巴浦洛夫所言类似。但是，胡绳会认为中国人并不是被动的，在他的书中，他塑造出农民是自己要变化，并且自觉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费正清则举了个例子，他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因为在广东打了败仗，败了以后中国人说不是我打不过你，我只是轮船火炮没有你好，那我就去买船买炮。所以李鸿章去德国参观克鲁伯的各种兵工厂和大炮工厂，就是专门要来学习造中国的轮船和中国的大炮。这类反应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朝廷还是朝廷，大臣还是大臣，只不过我原来用的是冷兵器，现在我用了火器。这里有一个讲法叫“对内文明、对外野蛮”，这个讲法对后来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有特别大的影响。什么意思呢？费正清说你靠我们揍你才有反应，等于是我逼着你往前走，也就是社会进步。这句话的背后当然有一种傲慢的情绪，这种傲慢就是说你中国人自己没有觉悟，欠揍，这个逻辑后来毛主席也讲过，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比方说，国家当然是会有强的有弱的，那么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这背后其实还是有这种“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逻辑在作祟。这个逻辑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历史上不是特别喜欢侵略其他国家，不爱打仗。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变了，因为欧洲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它突然建立了一种新的体系，这个体系被称之为“民族—国家”体系，这个民族国家的体系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的世界上存在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等等。这些帝国跟国家不一样，帝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的对内文明和对外野蛮、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中心与边缘类似于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扔一个石头在水里，你会看见那个波纹，越接近于中央统治的区域，你的统治越牢固，你外围不是通过像现在这样一种强力的边防军。强力的边防军这个概念在中国原来是通过藩国来实现的，比如朝鲜、越南这些原来都是中国的藩国，中国是有责任去保护藩国的，所以镇南关大捷是在越南打的。有时候我们批评美帝国主义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美国现在就有帝国传统的做法，他保护很多的地方，比如日本。我们都知道袁世凯出名就是在朝鲜打仗，治理朝鲜。这是传统帝国的概念。但是，欧洲正在变成一个新的状态。欧洲签订了一个《威斯特法里亚条约》，这可以视为现代欧洲的起点，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作为统治者，一个民族国家体系的第一要素就是主权和领土，因此，在建立一个这样体系以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土问题，就是边界边防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格局，民族国家的格局有两个要素最重要：一个是领土，一个是主权。另外，之所以叫民族国家，就是这个国家应该由一个民族构成。这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大麻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五十六个民族，当然那个时候不这样叫，那时候是“五族共和”，这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无论如何当时起码有西藏人、满族人、回族人，苗族人等。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世界各地为什么那么多地方会有分裂或者战争？这是跟民族有关的。第三个概念就是对内和对外的关系，这就是说每一个民族国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别的国家好不好我们不管，这不是像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讲的是一个理想。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叫对内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学来的。中国人现在被美国人打，或者被欧洲人、英国人打了以后，觉得它们的国家很好，我们应该学它们的国家，因此，当时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套国际法。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各个国家有平等的权利，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其实，那些国家不是要平等的权利，美国、英国那些国家跟你签订条约就是想掠夺你的矿产，掠夺你的资源，并不是想让你中国真正地发展起来。最近，我们依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美国说要打叙利亚，俄罗斯说不能打。但是你仔细地想一想，难道俄罗斯和美国真是在替叙利亚人民想吗？美国人当然是想美国人自己的事，俄罗斯人当然是想俄罗斯人自己的事。这背后就是一个利益，而现在的借口就是你的化学武器的事情。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文明国家。那么，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逐渐想明白，那些帝国主义一开始说我要通商，开辟通商口岸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他搞通商口岸居然是为了卖鸦片。最初是这样，当然后来不卖鸦片了。所以，这个问题有两个逻辑：对内一个逻辑，对外一个逻辑。现在的国际法就是强权在把持，比如伊朗要发展核武器，美国就要打它。但是，我们试问伊朗凭什么就没有资格发展核武器，为什么你俄罗斯就可以发展，美国就可以发展，伊朗、朝鲜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核武器？当然，美国会说这两个是流氓国家。理论上这些国家有主权，他有权力决定他自己要做什么。因此，现在还是少数大国在控制、制定规则。以往都是西方人在制定规则，这个规则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当然，这些东西其实是1840年的中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很长时间内，我们很难理解世界的秩序。1907年，湖南人杨度从国外留学回来。当时我们一直说要学习西方，杨度回来就说这个没法学，因为你如果是在竞争末端的话，就只有挨揍的份，所以你要避免挨揍的话，不只要学习西方，更要奋起抗争。我要说的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处于一个几千年的大变局之中，这个大变局就是在一个帝国的体系里面。那怎么办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就是要变器，就是要造船造炮。我们的船和炮都买了，但是我们跟日本一打，还没有出威海，所有的船就被打沉了。被日本打败以后，光绪皇帝他们就开始反省，认为不只要变器，而且要改制。这个才是近代的一个开始，就是改变制度。这个改制的领导人就是我们广东人康有为，他最早寻找这个制度的改变。有一个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做了研究，认为康有为这么有影响，是因为新媒体的传播。他的观点可以通过大量体制外的方式来传播。这些方式我们现在的说法是新媒体。这个新媒体的出现就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媒体原来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而是外国人办的，比如传教士。当时，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报纸主要是宣传科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本来传教士应该传教，宣传“科学不是万能的”，或者达尔文进化论是错误的。然而，从明朝开始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都喜欢宣传科学，利玛窦就是这样，《几何原本》就是他和徐光启联合翻译的。那么当时，传教士除了到处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宣传西方的民主制度，然后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办幼儿园，他们这样做反倒不是以传教为目的。我们看《万国公报》，它就是专门介绍欧洲变化的，最早是传教士办的。后来康有为办的第一份报纸也叫《万国公报》，办了报纸以后，他当然也卖，但是主要是送给在北京的达官贵人，免费给他们家门口放报纸。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有战略眼光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种新式的传播体系的出现，会影响到整个政治的格局。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从1895年开始，才是中国近代的开始，1895才是近代中国真正开始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清末的新政到底是不是一个失去的机会？我们经常会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做一个对比。比如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戊戌变法失败了？其实这个事情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所谓百日维新，大概就是一百天的事。失败以后发生的事情很多，最明显的事就如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义和团当时是反对宗教的，后来八国联军还借此攻进了北京。这件事情结束以后，还出现了一些特别大的事情。原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大家是希望依靠朝廷来推行改革。但是到了《辛丑条约》之后，孙中山等人要起来搞革命。当这样一个群体在国外，尤其在日本出现，朝廷很快就知道了，张之洞、袁世凯等朝臣就开始上书，希望朝廷继续戊戌时期的改革，尽管此时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通缉犯。接下来就是发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打响，这是一个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后来章太炎等人就拿这个事情做文章。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巢，现在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开辟了一个战区，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象征意义是说皇帝你连自己的祖坟，连自己的龙兴之地都保不住，那你更加没有能力保关内了。日俄战争还是日本赢了。这件事情当时在新媒体上讨论得非常激烈，你日本打败了中国可以说是因为中国腐朽、没落，但是俄国当时已经有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中国的舆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宪政的胜利——而俄罗斯的失败是一种专制的失败。这是当时舆论一致的结论。原来我们不是说要买枪买炮吗？原来康有为不是要改制度吗？但是，对于这种宪政的制度，1898年前后是没有想清楚的既然日本的胜利是一种宪政的胜利，于是，大家认为中国要救国也只能是走宪政救国的道路。

出现了这个潮流以后，就出现了“仿行宪政”的事件，这是清末新政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要学西方（包括日本）的宪政制度。于是，清政府就先派了五个大臣去欧洲考察宪政制度，开始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在国内成立了一个宪政编查馆，就是来专门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当然，当时仿行宪政还是在皇帝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是在政府主导之下开始搞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本来大家心都已经死了，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跑到日本去了，那些民间要求改革的人走的走、跑的跑、杀的杀，现在政府突然说要改革，因此，就有一种很强的全民的参与感，大家就会期待一个非常好的宪政制度的出台。但是，到1908年，出来的东西大家一看，还不如不改。其中有一条说中国的老百姓因为知识水平低，参政的能力弱，是不适宜实行宪政制度的，说要等这些老百姓素质提高以后才能搞。我们知道，仿行宪政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地方自治。我个人是理解清政府不愿意搞地方自治，因为晚清的时候，地方势力已经很强大，朝廷已经有点指挥不动地方了。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这样就形成了全社会的反弹。这样一来仿行宪政对于清政府来讲就等于没有机会了。对清政府来讲，它事实上不是一个失去的机会，而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第三个问题：科举的废除。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中，就有教育改革。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这背后就蕴含着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现代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一个守法的、有职业技能的公民，这是我们现在教育的核心理念。但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要干嘛呢？儒家的教育是要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这个词在《论语》里面就有，比如“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那么君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君子就是高级的公民。他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更高德行的榜样型的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社会栋梁、国民表率。所以说原来的教育制度是以科举为核心，要选择一批君子来作为这个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科举其实是一种技术性的考试，是很难考量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行的。一个公民合不合格可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违背了那些法律条文，你只要不越过那些，你就是一个合法的公民。道德就很难判断，你很难有一些细化的条文来判定什么样的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人是不道德的。任何细化的条文往往就会成为笑话。培养什么样人的方式会决定教育内容的巨大差别，而教育内容的巨大差别就是“新教育”与“旧教育”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特别集中在早期的北京大学，就是所谓的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方案。张之洞1903年和1905年颁布两次教育纲要的时候，他就特别忧虑，新教育里面的这个道德教育，或者说价值教育怎么占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难题。旧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我前几天去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最有名的事情就是朱熹在那里负责的时候，把陆九渊请来讲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陆九渊要批评的事情恰好就是说很多人在应对科举考试读经典的时候，忘记了经典本身让你做的事情是要成为君子，可是很多人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赚钱，因此，陆九渊说君子要喻于义，小人才会喻于利。朱熹听了以后很感动。新教育的核心当然是技能，我们这个学校能不能吸引这批学生来读，不一定是说我们的学校的道德水平比别的学校高，他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可能是它能够提供技能上的培养。另外，一个不得不发生的后果是绅士群体的消失和新式知识群体的产生，它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科举的消失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从社会结构来讲，传统社会里面有一批绅士在乡村社会出现。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白鹿原》，那个在祠堂里面维持宗族立法的族长，他实际上是整个乡土社会的表率，它是维护整个乡土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的标杆，他是绝对不会让那个风情万种的女子进入祠堂的，他一定要打那个有非分之想的儿子。我们且不要以封建礼教这样来下定义，就是说这个社会里面需要有一群人是维护这个社会的道德，维护这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不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信自己，或者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自由，我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可以了，所以科举消失以后，很大一个问题是这些绅士群体不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知识群体。新的知识群体我们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就是海归，留学生，我们知道最多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另一部分是国内各种各样的人。新的教育出来以后，这些新的知识群体的培养越来越集中化，集中在几个中心的大城市，而这几个大城市信息又非常发达，因此，它们极容易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

第四个问题：辛亥革命，首先是谁推翻了清政府？这在中学课本里面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是革命派推翻了清政府。不是孙中山领导推翻的，当时孙中山还在美国，看到电报才急匆匆地赶回，当了一个临时大总统。当然，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已经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在革命派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回来是可以当临时大总统的。但是，这个革命派很难建立起一个武装。首先就是没钱。最初孙中山和康有为，一个反清，一个保皇，他们两个要依赖的人都是皇帝，后来皇帝不行了，依赖的是会党。会党就是帮派，在清朝的时候，会党是有传统的，从白莲教开始，就往往和某一个宗教的信仰相关，会党到后来还继续存在，比如蒋介石还要依赖青红帮，孙中山加入洪门，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其实，革命派和保皇派都需要武装。保皇派为什么也需要武装，因为康有为自从百日维新以后，他最早的一个策略是围园救主，失败以后，心中始终有一个勤王的结，就是想把光绪周围的那些势力除掉，这当然需要武装。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谁推翻清政府这个问题，与其问是谁推翻了，不如说是它自己倒的。我就认为是它自己倒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法理上的讨论，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我们知道，“中华民国”有《临时约法》。所谓“临时约法”，第一是临时，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文本；第二是约法，就是一个简略的、简单的约定。当然，新政府成立以后，马上要修宪。当时有一个麻烦事就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就开始了美国式的政治改革，就是搞议会，议会背后就是政党，也就是宋教仁他们那一拨人。一开始袁世凯要去南京，但是后来袁世凯没有去。他认为既然溥仪的退位诏书在我这里，那应该你来我这里，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革命党有一个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什么是“驱除鞑虏”？就是满族人退回东北，中原的地我们自己来管。如果说袁世凯接受了清帝的退位诏书以后意味着袁世凯是接受了清朝政府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那么未来的政府是要让各省独立，成立一个18个省的联邦？还是以清帝国为基础，把它由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你既然继承了清政府的所有的领土和主权，就是要把帝国改变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革命党和袁世凯最开始是有争议的。当然，革命党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变成五族共和，这个时候最值得讨论的是康有为。康有为有一个很复杂的想法就是虚君共和。他的一个理由是，既然我们的国土是清朝打下来的，那我就应该给他这个虚的位置。他最反对的是各省独立，而独立这个东西恰好是革命党比较主张的。康有为想了一个办法，他说“省”是元朝的产物，我们知道元朝以前是没有省的，只有郡县制，康有为说元朝为什么要设省，因为元朝的地方实在是太大了，它控制不过来，就开始设立一系列的省，这个省的行政区域就是一个太大的行政区域，他说各个省的独立，发展下去就是整个中国的分裂，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个事情。他在1913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废省论》，主张把中国所有省都废除掉。晚晴时候“各省独立”与“五族共和”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新民国与旧军阀。辛亥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把这个旧帝制推翻掉。孙中山自己的一个评价是民国就其秩序来讲，人的道德水平还比不上晚清。旧军阀是晚清的遗产。晚清的时候，清政府没有能力，它要让各个地方自己操练军队。这样一来地方不但有军权了，而且有财权了。晚清政府后来处理不了这个问题，这样做一个后遗症就是先是湘军，后是淮军，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军阀，袁世凯小站练兵等。这其实是晚清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本身就是一个军阀，孙中山更没有把这些军阀统一起来的能力，因此，军阀割据是必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复辟的闹剧。两次复辟，一次袁世凯，一次张勋。当然，我不想为那个复辟做辩护。其实，复辟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复辟最开始的原因是跟国民党有关。当时国民党是议会的大多数，袁世凯最初是想进行议会制的治理，但袁世凯是议会中的少数，所以，袁世凯制定的所有法案都让国民党给否决了，袁世凯是军阀，一气之下就把议会给解散了，后来甚至把国民党也给解散掉。当然，宋教仁是不是他杀的还有疑问，我们的历史课本一般都认为是他杀的。当时，袁世凯的助手鼓动他做皇帝，他也认为做皇帝才是掌控局面的最好办法，这跟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没有办法完全统一有关系。说到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康有为是完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但是，康有为比较支持张勋复辟。康有为的设想里面，我刚才说虚君，就像现在英国的女王一样，女王对英国来讲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作为英联邦的象征。康有为始终认为需要有这么一个象征符号。当然，对于康有为思想的评价不是今天要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确实很厉害，它是一个爱国运动，我们课本上也是这么说的。五四运动有一个口号是要民主和科学，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时候，采取的手段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它会造成很多极端性的做法，这种极端性的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依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