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向大家讲“康有为的大同世界”。

首先，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南海，是广东的历史名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性格非常张扬。在他的自编年谱《我史》中，可以看到他这一性格特点。比如，书中第一段话就说：他是母亲十一月怀胎所生（“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这句话值得斟酌。大家如果看过年谱，就会知道自己写的年谱一般都不会写怀胎多少个月出生。我们常说“十月怀胎”，要注意康有为强调自己是十一月怀胎而生，这似乎有意表明自己有异禀，和常人不一样。按照通常的说法，有异禀者必有异能。这句话，是《我史》的基调。在后面的行文中，康有为基本上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圣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张扬。还有，他的不少想法其实受了别人启发，但他喜欢把他写书的日期往前标。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非常勇敢，具有很高价值，第二个就次一点，第三个就没多大价值了。如果他的想法不是首创，那么意义和价值自然会降低，所以他把时间往前标，表明这是他的创见。由于康有为有这个特点，对他自署的成书时间不可太当真。

康有为从小就有“圣人意识”。在古代，大部分读书人都想成为圣人，都是以圣贤作为目标，但大部分人都不会以圣人自居，而康有为是以圣人自居。他小的时候开口闭口就说他自己要做圣人，当时乡人戏称他为“圣人为”。《我史》到处流露出这种圣人意识。不过，话又说回来，像康有为这种自命为圣人，而且最后真的成为大名人的，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教育和思想经历。

康有为的教育经历不算太复杂。他幼年开始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也天生比较聪明，看了很多书，但没能通过科举的资质考试。在19岁时，因为他没能够通过乡试，他的祖父就让他师从自己的好朋友朱次琦。朱次琦是当时岭南非常有名的大儒。朱次琦强调经世济民，主张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社会中。康有为从朱次琦学到这一点。而且在朱次琦那里，康有为为后来的整个学术打下了基础。但是，他在师从朱次琦学习的时候，曾经有过神秘体验。这个神秘体验也和我们刚才讲的圣人意识有关，来自一次静坐。他静坐的时候，发现自己跟万物合为一体，然后，他就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在这次神秘体验中，他发现：一个人即使学问做得很好，但对整个社会起到的作用可能也不大。如此一来，学问和救济世人之间就有很大的距离。他当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次神秘体验以后，康有为就结束了师从朱次琦的近三年学习，回到了西樵山。后来，康有为从西樵山又回到家乡。他一直拼命读书，号称每天读“一锥子”的书。也就是将书垒起来，用锥子戳下去，戳穿多少，每天要读完。可以看出，他读书非常用功，所看的书范围非常广，有道家、儒家、佛教的书，还有其他杂书。但是，他还是没能解决自己的困惑。

后来，康有为游历香港和上海，受到了冲击。他发现西方的学问和传闻大不相同。在当时，中国的儒者对西学有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西方最厉害的就是船坚炮利，但是伦理道德、社会制度都远远比不上中国。但是，康有为在游历后发现，西人治理下的香港和上海非常好，社会非常有秩序，于是，他相信西方人并非在伦理道德、社会制度不行。（《我史》光绪五年“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光绪八年“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所以游历后，他就拼命地去读西学书籍。（《我史》光绪八年“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有人统计过，在此后的几年中，康有为一共买了三千余册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西书。三千余册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江南制造局三十年内出版西书的四分之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基本上以科学技术为主，所以康有为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其实了解不深。但是，就当时来看，他的西学造诣比起同时代人已经算非常深了。通过阅读这些西学书籍，他更加认定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受到列强的欺辱，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变法。

188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他的上书行为遭到很多非议。为什么会这样？清朝虽然继承明朝的制度，但是它与其他朝代不同，特别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就是所有祖宗确立下来的法制不能变。康有为上书时还只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允许议论国家大事，他的上书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康有为也非常具有策略意识，因为1888年这一年刚好是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皇帝亲政，所以，朝廷没有找康有为麻烦。这次上书虽然没有呈送给皇帝，但是为康有为带来了好名声。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要让朝廷变法，首先要制造舆论；倡导变法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否则很难说服别人同意。但要怎样做才好？这是个问题。

1889年底，刚好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廖平。廖平给康有为看了自己写的《辟刘篇》和《知圣篇》，这给康有为带来了很大启发。这两篇文章提到传统的经书有造假的迹象，也就是有些经书是假的；另外，他还提到孔子受天命而为万世制法，也就是说孔子这个人受了天命，为万世进行了制度设计。廖平的想法启发了康有为：清朝的整套祖宗之法承接明朝而来，而明朝的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主张建立起来的，因此，祖宗之法的关键人物就是孔子。如果孔子已经提倡变法，那么，我们自然也就要学孔子提倡变法了。所以，康有为后来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倡导变法。《新学伪经考》主要是讲传统经书有假，《孔子改制考》是讲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高手。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不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因为在传统中国只有帝王能制定制度或规则，孔子虽然禀受天命，但是他并不是帝王，没有权力去变法，只能借古代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所以，孔子所讲的尧舜禹时代的那些社会制度都是不存在的，是孔子的制度设计。这两本书，从时间上讲，《新学伪经考》在前，《孔子改制考》在后，但从康有为的构思来看，应该是《孔子改制考》在前，《新学伪经考》在后，也就是确立了孔子改制的想法后，再为这一想法寻找理论依据。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康有为的政治行为。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上，会提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事件。其实，这个讲法有一点问题。当时那些举人为什么知道条约的内容以及联名上书反对和日本签订条约？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这主要是当时朝廷内部的一些高官放风，让大家反对。康有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让不同省份的举人联合在一起上书反对签约，他起到的作用没有想象中大。“公车上书”后，最有名的是1898年康有为领导“百日维新”，帮助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很快就失败了。失败以后，康有为就流亡到海外去了。但是，光绪帝却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当时慈禧太后还准备废掉光绪帝，但是康有为去游说很多国家的使节，让他们一起反对慈禧这样做，而且他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勤王运动。但是，勤王运动没有成功。

1912年，康有为鼓动他的弟子陈焕章推动孔教运动。为什么要推动孔教运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但经还在读。但到了1912年，蔡元培他们就废止了读经，先是在大学里面禁止开经学的课程，然后再普及到中小学。康有为认为这砍掉了中国的命脉，因此，他要推动孔教运动。孔教运动要把孔子确立为教主，带有宗教性质。1917年，康有为参与了张勋复辟。为什么康有为会参与张勋复辟？主要是康有为看到当时共和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军阀与军阀之间在拼命打仗，他觉得共和制度有问题。虽然他参与张勋复辟，但是他和张勋不同：张勋支持君主专制，而康有为支持立宪，让宣统成为一个虚君，就好像现在日本的天皇一样。复辟活动很快就失败，失败以后他就躲到美国使馆。康有为的名声以及孔教运动也因康有为参与复辟而一落千丈。

1927年，他在上海过完七十大寿后迅速搬到青岛，不久就去世了。他的死因目前还有一些争论。康有为为什么要搬到青岛？因为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已经快打到上海。康有为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和，他怕国民党会对他不利。

对康有为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我们来看康有为的大同世界。

前面讲到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基本上都是在拯救中国，给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是，如果局限于民族主义去看康有为，可能会有偏差，因为他自认是拯救世人的大圣人。世人包括全世界的人，不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拯救中国，只是拯救世人的下手的地方。康有为的最极目标，按他自己的讲法是“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要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极乐。这是他思想深处的终极所在，大同世界是他的最深关怀。

和康有为大同世界相关的著作有三部：《实理公法全书》、《礼运注》和《大同书》。我们简单来讲一讲前两部。《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按照几何形式写成的，里面有公理、有推论。这本书的体例在中国著述史上别具一格。在这本书中，总的原则是平等和自主，然后依据这两个原则推导出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他只讲了总体原则，具体制度设计讲得少。《礼运注》是康有为对《礼记》书中《礼运》的注解。其中，有一段关于大同的论述。康有为在注解时表达了他对大同世界的一些看法。里面有几个观点比较重要：比如男女平等，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归公，大家公共使用，等等。但是《礼运注》也只是给出了一些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设计。

《大同书》和前两部书不同，他不仅仅给出了一些基本原理，而且有非常周密的制度设计，所以《大同书》是研究他的大同思想的主要文献。

康有为在1913年刊发了《大同书》甲、乙两部。康有为去世后的1935年，由他的弟子钱安定对全书作了整理，总共分十部。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同书》全书，并不是康有为自己主动出版的。后来找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手稿，和正式出版的书在次序和内容上有些不同。手稿本只有八卷，没有标题。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另外，是《大同书》创作的时间。康有为自己说是1884年写的，当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大同书）成题词“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年……著《大同书》”）。他的学生梁启超说，《大同书》是1901—1902年之间写成的。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大同书》就可以看到，书中记载了不少1902年以后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有他在欧洲的游历见闻，就知道这两个说法可能都有点问题。对于《大同书》的写作，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在1884年开始就已经对大同世界有了一个基本的构想，只是他不断地修改，其中在1901-1902年作了一次集中修改，在1913年《不忍》杂志发表时，又作了一次重新的修改和调整，而且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最终定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手稿本和已发表的版本在结构上不同。

下面就以钱安定整理的《大同书》为基础简单介绍书中的基本内容。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康有为自言是出于“不忍之心”。“不忍之心”出自于《孟子》。按照儒家的讲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看到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自己的心里也会觉得痛苦。这就是“不忍之心”。康有为讲他的“不忍之心”和别人有点不同。别人的不忍之心可能弱一些，但康有为不一样，他觉得全世界只要有一个人在受苦，自己都会很痛苦。所以，他要去寻找一种“去苦求乐”的药方，把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完全化解掉，让大家完全得到快乐。他的思想除了有儒家的因素之外，还有非儒家的，比如“去苦求乐”可能主要来自西方的自然人性论，掺杂了中西的观念。

康有为认为，只有大同之道才能使所有人“去苦求乐”。佛教也讲去苦，但是为什么不倡导佛教呢？康有为认为，佛教让人通过控制欲望来去除所有的烦恼，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出家了，出家了就没有人类了。他在《大同书》有一段话讲：“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就是说，舍弃大同之道，根本不可能使人去苦求乐。“大同之道”就是达到大同社会的方法和原则，而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是最平等、最公正、最有仁爱、治理最好的社会，所以康有为讲“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只有大同之道才是最好的办法呢？原因在于康有为的目的是要去苦求乐，他考虑到我们生活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苦。他总结出人类有六大苦：第一是人生之苦，他列举了人生容易见到的七大痛苦，包括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边远山区）、奴婢、妇女的苦；第二是天灾之苦，包括水旱饥荒、蝗虫、火焚、水灾、火山、屋坏、船沉带来的苦；第三是人道之苦，包括鳏寡、孤独、疾病无医、贫穷、卑贱造成的苦；第四是人治之苦，包括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带来的苦；第五是人情之苦，包括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带来的苦；第六是人所尊尚之苦，包括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神圣仙佛的苦。前面五类都好理解，最后一类“人所尊尚之苦”是什么意思呢？富人、贵人等，这些人让人羡慕极了，但康有为认为他们都有苦：富人会担心有一天他穷了该怎么办，所以他也痛苦；有权力的贵人，害怕别人争夺他的权力，所以他也痛苦；老寿就是寿命比较长的人，但年老生病之后如果没有人服侍，也会处于痛苦之中；帝王也痛苦，因为战争一来，国家可能会灭亡而变成阶下囚，他们也痛苦。最有趣的就是神圣仙佛，他们为什么会痛苦？在康有为看来，神圣仙佛有救助世人之心，要实现救助世人，他们就要进入人间，一入人间，他们就要受人间的苦，所以他们也是痛苦的。康有为所讲到的痛苦，基本上把人生中能够见到的痛苦都包罗进去。他从苦讲起，和佛教有一点类似。

总结了各种苦之后，康有为认为痛苦的产生原因在于有“界”。而对治的方法就在于破除“界”。“界”有九个，要一一破除。这“九界”分别是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对治的方法分别是：第一，去国界，合大地。因为有了国家的界限以后就会有争夺，所以要把大地上的国家都合成一个；第二，去级界，平民族。级界主要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贵贱的问题，特别是在印度，这种等级很森严，因此，要把社会的级界去掉；第三，去种界，同人类。种界就是人种的差别。康有为认为人种之间有优劣之分，世界中有白种人、黄种人、棕色人和黑人，最好的是白种人，最差的是黑人。在康有为眼中，人种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系，所以去种界就要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到白种人生活的地方。同时，康有为鼓励混种，即人种间的通婚，比如鼓励白人和黑人通婚，这样黑人的肤色就能得到改变；第四，去形界，保独立。形界主要指男女性别带来的差别，也就是倡导男女平等；第五，去家界，为天民。这是要把家庭去掉；第六，去产界，公生业。这是要去掉私有产业，将私有产业变成公有；第七，去乱界，治太平。也就是取消各种行政区划的差别，重新考虑公平的社会规则；第八，去类界，爱众生。类界主要指人类与动物的差别，去类界主要是戒杀生；第九，去苦界，至极乐。苦界主要是前面八界因循下来的东西都去除后，就会得到极乐。

康有为“九界”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有点乱，不太周延，而且带有很浓重的时代偏见。比如人种问题，就有种族偏见和地理决定论色彩。人无法完全脱离时代，这没必要苛责。由于里面的内容非常多，稍微详细地讲讲其中的去国界、去形界、去家界。

第一，去国界。在康有为的设想中，去国界分步骤进行，不是马上就消除国界。开始时，各个国家还需要存在，每个国家治理自己的内政，在此基础上再组建一个公议会。每个国家都派人参加公议会。公议会负责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世界秩序，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联合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公政府，各个国家都受公政府管理，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治的权限，但自治权力不大，所以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公政府来议决。这种体制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度。第三步，去掉所有的国界，由公政府统一管理整个世界。这就把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合成一个国家，这样就不再有国界的争端，从而平息因国家间的利益产生的问题。从康有为的构想可以看到，康有为与无政府主义不一样，因为无政府主义根本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但是康有为认为需要国家，但只需要一个。否则，不同国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国际争端，这也是现代国际政治的问题所在。

第二，去形界。很多人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的生理结构不一样，但是康有为否认这个说法。康有为认定一个原则：人的社会地位要看才智，而不是看生理差别。而男女的才智是平等的，因此，男女在社会地位上也应该平等。为实现男女间的平等，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条例。我们来看其中的两条。第一条，大同世界里男女服饰要相同。因为男女外在服饰上有差别，会在外观上产生不平等，所以他首先要把这种外观的不平等去掉。不过，可能很多女性会不同意，人有爱美之心，特别是女性。第二条，废除终身婚姻制度。如果男女情投意合，可以订立和好之约，最长不要超过一年，最短不能少于一个月。如果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可以续约；如果双方无法磨合，在合约期满之后可以不再续约。这条单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不算太离奇。但是，如果男女之间只以期限不同的契约来约束，而不是终身之约，那么逻辑上会导致家庭的不存在。康有为作为一个有名的思想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去家界后的社会制度设计。

第三，去家界。从社会角度来看，之所以要有家庭，在于家庭承担了抚养幼儿、护养老人等社会责任。康有为持男女平等的立场，将家庭去掉，将家庭的功能交给社会来承担。怎样交给社会来承担？他提出了三个制度设计：第一个是公养制度。公养制度里面设立几个院，第一个是人本院，妇女怀孕以后入住。人本院选择好的环境设立，有专门人员担任护理工作，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开始进行胎教，要给胎儿听一些圣贤书，放一些音乐。这是在孕期的时候。小孩子断奶以后到三岁，小孩就住进环境很好的育婴院，里面也有专门的人员来照顾这些小孩，而且规定这些护理人员一定要是女的，因为女性比较细心，而且要求这个人德行一定要好。这样，从胎儿开始到婴幼期，隔绝掉社会上的坏事物，要形成良好的成长环境。三到五岁，小孩就进入慈幼院，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幼儿园。这就解决了小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五岁的问题。第二个是公教制度。六到十岁的小孩子送到蒙学院，十到十四岁的小孩子送到小学院，十五到十七岁的小孩送到中学院，十八到二十岁就送到大学院。第三个是公恤制度。这套制度里有医疾院（也就是公立医院）、养老院（用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养老）、恤贫院（对贫穷的人进行救助）以及考终院。考终院的作用是在人死后负责丧礼，还有就是对一个人的一生进行评断。这样一套制度，囊括了人从胎儿到坟墓，比起现在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全面。

从上面可以看到，康有为的制度设计理念非常清晰。他主要依据的是平等、自由等理念，综合了中西文化在政制和价值理念方面的成果。康有为的思想非常敏锐，他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在国际争端扮演的角色；人的差别不应该基于生理结构，而应该基于才智；家庭是私有财产、私有制度的温床。康有为开出的药方是通过理想的制度设计去除这些根源以便达到平等。康有为的这些想法过于从功能上考虑，多从物质等角度来考虑制度，但可能过于忽视了人的情感等因素。所以，所设计的制度是否可行，不同人的看法不同，特别是在这种大同世界中自由能否得到实现。这些，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康有为生前只公开发表了《大同书》的甲、乙两部。这主要是康有为深知他的《大同书》不合时宜。梁启超在早期就深受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影响，曾向康有为提议要刊发出来，康有为说：“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康有为的回答涉及他非常自得的“公羊三世”历史观。什么是“公羊三世”历史观？这是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学”悟出来的一套历史观念。他认为，人类开始的时候处在乱世之中，这个乱世经过发展，就可以达到一个升平世，也就是比较好的社会状态，最后发展到太平世，也就是大同世界。由乱世发展到升平世，要用小康之法；从升平世发展到太平世，要用大同之道。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次序经过。在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一个阶段都不能够跳过，而且将这些阶段分得更细。所以，他认为如果过早地讲大同的话，只能有害而无利。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只要细看一下康有为的文献，就可以知道：

第一，康有为还没有将《大同书》完善。康有为一直把设计“大同”世界看得非常重，甚至重于生命。1885年，他患了重病，他认为写完《公理书》后就无所挂念了。他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个既定“大同”，指的是《公理书》。从中可以看到，康有为认为“大同”就是最为重要的道。康有为逃亡到日本以后，曾经把《大同书》的一部分手稿给日本朋友犬养毅看。犬养毅看完后，写了一个跋，说康有为的整副心血都在《大同书》中。由此可见，大同世界对康有为的意义非同一般，用大同世界可以解释他的整个思想。因为“大同”世界涉及面太广，要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要将整个制度设计得尽善尽美，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他一直反复修改，到死之前都还没有定稿。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从他的手稿本和公开发表的甲、乙两部的差别可以看到。发表的部分所展示的全书逻辑结构与手稿本完全不一样。两本相同的地方是从人类之苦讲起，但发表的部分紧接着讲去国界，而手稿本讲人的平等。手稿本的逻辑是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符合康有为一直强调人道是“造端乎男女饮食”的认知。这种逻辑，也符合儒家的想法；而发表的部分则显示出从国家到个体再到社会，这样一种逻辑远离了康有为人道的想法。发表本很可能是临时作的更改，后来也没接续发表下去。另外，《大同书》的各部分内容并不匀称，有一些部分内容非常单薄。康有为善于为文，替不少官员写过奏折，很难想象这是他已经完成了的作品。

第二，我们还要考虑康有为的政治考虑。康有为在戊戌之前倡导孔子改制，在民国之后他也在推动孔教运动。前后都讲独尊孔子。但是在《大同书》中，基本上没有特别提到孔子。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家庭是最重要的基础。《大同书》要取消家庭，这就把传统儒学的基础连根拔起。因此，他肯定不敢把这个想法公开讲出来。这也引出一个问题，说康有为是儒家，在哪种意义上成立？

当这样说时，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发表甲、乙两个部分？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们知道，甲部讲不忍之心和人生之苦，这和时局没有太大关系。乙部是讲合国家的问题。清楚甲、乙两部的内容后，需要结合当时的时局来分析康有为的动机。当时，康有为在攻击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度。当时的局势，军阀之间打得很厉害。特别是袁世凯去世以后，没有一个最大的权威。这也导致张勋的复辟。康有为攻击共和制度，支持君主立宪制度。而康有为对光绪帝的恩德一直铭感于心，导致不少人认为康有为攻击共和制度是要帮光绪帝的后代，心里想着荣华富贵。他发表甲部，是要表明他是出于很早就有的“不忍之心”，并不是出于私心。至于发表乙部，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出现了讲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调，那么，他讲去国界与当时的思潮一致。而且，当时有平息战争的“弭兵会”和平会议，康有为由此认定世界时局的发展趋向与他的预测相同。这样，发表乙部，可以向世人显示他“不幸而言中”的先知能力，更能获得别人的信服。康有为是一个强调因时而变的人，读他的著作时要考虑他的动机。

最后，我们简析《大同书》的意义。

第一，《大同书》集中表达了康有为的理想社会，是理解康有为不可缺少的部分。相对于康有为其他著作，《大同书》是康有为独立创作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都是摘抄一些经典中的文段，然后再加按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康有为本人经常会歪曲经典原意，但思想观点多少也会受摘抄文字的限制。《大同书》没有这个限制，包含了他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所以，要理解康有为的整体思想，《大同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大同书》在当时的影响不小，对理解当时的思想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可以提供我们反思现实社会的机会。《大同书》作为一个理想世界，很多人都讲它是中国式的乌托邦，但在康有为看来，他的《大同书》绝对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康有为看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不过，他的大同世界的理念不在于建设性一面，而在于否定性一面。因为所有的理想都是超越于现实的。在这种意义上，理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现实的批判。在当时，康有为对传统的不满以及对平等价值的追求，直接影响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促进了对传统的批判，传播了现代价值理念。而对于现代来说，只要现在的社会还没有消除掉所有人类的痛苦，《大同书》就有它的现实意义，可以提供我们反思现实社会。

第三，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来看，《大同书》也颇具意义。《大同书》综合了当时中西思想。与西方的乌托邦相比，它比西方所展现的乌托邦更加系统，同时，没有西方乌托邦的宗教背景。与中国传统的乌托邦相比，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后者是基于一种小农生活的诗意描写，不涉及制度设计，但康有为的设计是建立在未来工业发展上的基础上，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制度运行都有一个很详细的构造，这是中国传统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所没有的。分析研究《大同书》中的中西文化因素，可以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吸收西方文化和改造中国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