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内涵丰富、工程浩大的文化事业，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这首先需要我们说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提醒国人重视精神家园建设。李太平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在参与教育部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课题编号2008ZJD0002）“马克思主义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撰写、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人的文化焦虑与精神升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想设计与现实路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该著作从社会发展现实出发，分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讨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设计了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想形态，探讨了重塑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路径。该著作立意高远，现实性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品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优秀之作。

对于当前为什么要提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者在书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科学论证。第一，完整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曾经是完整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构筑了精神家园。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与经济侵略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逐步瓦解，中华文化也被迫开启了向现代的艰难转型。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全球化、市场化等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社会和文化进入了剧烈的转型期。受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的侵蚀与渗透，传统文化在当前已逐步丧失其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力，日益呈现出一种缺位状态，而改革开放之前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冷落，这些“左倾”思想往往被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跟着遭殃，受到人们的怀疑，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与碎片化。重建民族精神家园成为当前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环节。

第二，当前人类社会更加关注人的精神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发展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发展的标准是经济的增长幅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发展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不仅受到有限资源的限制，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与这种发展进程相伴随的是社会弊病丛生，物质主义猖獗，享乐主义流行，精神家园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综合发展模式、全面发展模式等。在新的发展模式中，人类的精神家园建设受到更多关注。人类认识到，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发展，而且包括精神需要的满足。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探索类似，中国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从片面的发展观进步到全面的发展观，从重视物的发展到重视人的发展，从重视经济的发展到重视文化、生态等全面发展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强调工业化，60年代到70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80年代开始提出两个文明建设，90年代强调三个文明，21世纪最初10年提倡四个文明，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五个文明建设。社会发展的内涵越来越明晰和丰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发展，即发展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不仅是指物质富饶、军事强大，而且包括民族精神的兴盛和繁荣、精神家园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精神家园建设对物质家园建设具有推进作用。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是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其中，精神家园建立在物质家园的基础之上，其生成以物质家园的存在为前提，同时精神家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物质家园建设具有推进作用。精神家园不仅为物质家园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而且精神家园建设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生活的内涵与层次，促使人不断去探寻人生的意义与终极价值，使人从种种物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人回归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体。

第四，推进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有利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为民族国家长期统一与稳定提供文化支持，从而为物质家园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多民族的国家而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除了要建立一套统一的政治体制之外，还需在文化层面确立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准则。精神家园通常寄托于一定的文化体系，并构成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推进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提升和共同文化的确立，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人的文化焦虑与精神升华》中，作者不仅论证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要性，还从社会发展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影响、中华文化认同危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离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面临的艰难困境和严峻挑战，阐明了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迫切性。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全球化、市场化、消费主义趋势等特点，社会发展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带来了深刻影响。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外部环境，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肆传播，在带来人们观念革新的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精神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民族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渐缺位。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推动了经济与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带来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在精神与道德领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人们日渐耽于物质的享受而不能自拔，精神的追求被人遗忘，“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至上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观等腐朽的价值观念在社会盛行，这对建设完善的精神家园构成挑战。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在消费品面前，人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人被“物化”，为消费品所控制，耽于物质的享乐不能自拔，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被无视，其精神生活的崇高性被消解，这无疑加重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使得现代人长期陷于一种精神的焦虑与人生的无意义感之中。全球化对中华文化的侵蚀，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金钱至上观、商品人格、经济动物等思潮，消费主义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消解，都对建设完善的精神家园构成挑战。

其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随着中华文化危机而逐渐损毁。在20世纪的早期，一些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遭到严重质疑；在20世纪的中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被政治生活替代，整个社会呈现出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世俗化、多元化社会，中华民族不再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单一的价值体系，共有精神家园开始面临精神生活迷失和核心价值离散的挑战。

近代以来国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导致民族文化认同乏力。当前我国各层次各类型的群体和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族文化认同乏力的问题，而教育领域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具有特别突出的表现，母语教育面临挑战，学生的阅读生活疏远文化经典，学生的习俗文化生活逐步西化。

再次，当前我国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发生了基础性动摇，而且在实践中存在核心价值认同薄弱和价值行为失范的问题。在当前，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发展，价值多元化现象已在中国社会生活诸领域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在共时态上，社会生活中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乃至异质的价值观念，包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从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等内容。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既存在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价值多元化有其积极意义，展示了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有利于增强社会内部的活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带来社会精神文明的丰富与繁荣；但也可能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为全盘西化提供依据，为个人自由主义提供理由，为个人生活庸俗化提供借口，为躲避崇高、消解崇高做合理辩解。

价值相对主义盛行是核心价值离散的重要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不仅失去了超越性源头（如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失去了客观性基础，社会不再有统一的伦理标准，核心价值的理论基础发生严重动摇。在日常生活中，好与坏、正与邪之间日益模糊和不确定，人们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

最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面临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热中就已经初露端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改革中凸显的矛盾和问题以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精神现象。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表现就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社会主义道路“讲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不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不清”，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宗教信仰人群扩大、型态增加特别是年轻信众人数增长的倾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存在，证明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已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