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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会的内在需求是什么？工会应该是什么样而实际上又是什么样？探讨并通过考察共和国之初工会的所作所为回答这个问题，能对当今工会建设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鉴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也是它的根本意义所在。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缓慢地向近代社会转型，所谓近代，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晚清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枪炮逼迫之下跨入近代社会的，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也不是本国自然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时期里产生的所有事物几乎都是传统与近代杂糅、碰撞和影响的结果，往往更多地打上本国的烙印，中国的工会便是如此。
传统的中国社会没有也不会产生工会，有的只是行会、帮口、帮会、秘密结社等封建性很浓的组织，开埠以后工人参与的仍然是传统的组织。因此在中国，与其说“工会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经历多次失败以后而找出的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受欧美工会思想以及日本和苏俄工会模式的影响，中国的工会思想开始萌芽，近代工人团体开始出现。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短暂的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工会热，而且出现了一些工人团体与政党。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数量空前增加，加上城市和工业区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及店员从而形成空前规模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这样庞大又蕴含无穷潜力的队伍是任何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的，工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更主要的是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产方式，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把注意力放在工人阶级身上。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过指导工人运动。1924年孙中山对广州工团演讲时指出：“中心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资本家，要求减时间，加工价，完全是吃饭问题，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就要奉行三民主义，……工人不但对于本团体有责任，在本团体之外还有更大的责任：就是国民的责任，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
共和国之初的工会，在国营或公营企业中，最大的问题是行政与工会的职责不分，工会要管生产，行政也要为生产负责；工会搞工人福利，行政掌管着财务权利，双方之间时有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会没有自己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也无法明确。相反在私营企业，工会因为有斗争的对象——资方，因此有用武之地，这也成就了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最精彩、最有价值、最有争议的一段时期。
北京解放初期，工人在工会的支持下斗争资本家，要求高工资，致使资本家几乎不得不关门歇业。1949年7月的时候，通过劳资协商会议，劳资协力渡过难关，工会要求工人主动团结资本家，减低工资或轮流回家。1951年底掀起的“五反”运动和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情况都非常相似。每一次运动过去之后，工厂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人劳动纪律松懈，资本家无心经营，任由企业自生自灭，准备关门歇业，这时工会开始做工人与资本家的工作，要求资本家重新振作精神，从头开始；同时工会也开始整顿劳动纪律，让工人去主动积极生产，减低工资去团结资本家，并且说工人是领导阶级，生产的发展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人的长远利益，不是为了资本家，由此，工人思想上的梗阻没有了，还显得顾全大局，甚至主动地去做资本家的工作。如果工人做了这样的工作，资本家顺势而为，则又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如果资本家不跟工人合作，则认为资本家顽固、保守，这时工会又出来收拾残局。经过几次这样的劳资关系的起伏变化，许多私营企业也希望早日走向合作化。
工会在体制上、经费上、法律上的种种规定，使其一开始就有走向行政化的倾向，虽然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实际的情形是由于内在地具有了以上的性质，所以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时远时近，是变化不居的。这是它角色多重但力量有限的根本原因。虽然如此，但党和工会在推进各项工作中，并不很复杂，因为他们有干部、积极分子、模范三位一体的工作骨干；懂得大会、小会、漫谈会普遍适用的工作策略；使用争取积极分子、中立中间分子、打击落后分子分而治之的方针。
解决上述问题、解决现在工会维权乏力问题，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逐步实现工会自治，让工会回归自己最基本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