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便陷入一个在东西方列强不断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遇，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时局为“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战争赔款为例，鸦片战争赔款2100 万银元；甲午战争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接近清朝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以当时中国国民总数4.5 亿人计算，每人罚银一两以示“惩戒”，因清政府无法一次缴纳，便以关税、盐税等担保，39年还清，本利共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另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白银（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28，245，343）。天文数字的巨额战争赔款不仅使清政府国库罄尽，也使民间积累的财富在朝廷苛捐杂税和外国强盗军队抢劫的双重掠夺中消耗殆尽。同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

1840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疯狂割占中国领土，如香港、澳门、台湾、库页岛、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大片国土通过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割让。与此同时，列强在各通商城市遍设“租界”，派驻陆海军和巡捕警察，实施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占各地铁路修建经营权、矿产开采权。外国教堂密布全国城乡，洋人“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深入边疆地区各个角落。列强在控制中国海关后大幅降低关税，使“洋货”充斥各地市场，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和贸易网络，导致城乡居民的生计残破凋零。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片国土已成为风雨飘摇、毫无尊严的伤心之地。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上海有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陈天华，1903：7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郑观应，1894：11-12）谭嗣同在诗中叹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下爆发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的国运。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已经处在一系列内外矛盾的激烈冲突之中，清朝的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态。武昌起义揭开了一个蕴蓄已久的“潘多拉盒子”，各种矛盾随即以空前的强度和错综复杂的形态迸发出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才终于被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压制和掌控，中国大陆国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个古老的国家得以在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和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继续前行。

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看待和理解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