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都尔图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批准号为00BMZ006），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课题组成员主要有：宋蜀华、祁庆富、施联朱、白振声、何星亮、王庆仁。

该成果除绪论外，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分为中国民族学的新开端、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民族学研究机构、对外学术交流等六章；下篇分为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和人才培养、田野调查、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主要科研成果（上）、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主要科研成果（下）、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台湾和香港的民族学研究、中国民族学的展望等七章。书末有介绍中国民族学学会及其学术活动情况的附录。

《绪论》将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放到国际学术界的大背景中进行回顾，重申民族学中国化的重要性，强调系统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论，强调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应将历史文献和现状调查相结合，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国民族学的新开端》一章从介绍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到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学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应用于研究实践的过程，填补了中国的民族学史有关这方面的空白。《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一章，对民族识别的重要原则、过程和有争议的群体的民族成分的认定，做了详细的阐释，并单设《民族学工作者的贡献》一节，从理论到实践，对民族学家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做了概括和阐述。《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一章，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研究及其成果，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做系统介绍和分析，史论结合，多有点睛之笔。《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一章，详细介绍了在当时“一边倒”的历史背景下，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学术交流，着重分析苏联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探讨其中的得失，对正确认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台湾和香港的民族学研究》一章，全面介绍了有关的研究历史、研究机构、主要的研究领域及成果，填补了以往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空白。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诸章中，《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主要科研成果》（分上下两章），详细介绍了拓展后的中国民族学各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但由于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做理论上概括和总结。《中国民族学的展望》一章，结合国际学术界的动向，从田野调查、应用研究、理论建设、民族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定量研究、网络资源与数据库建设、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博物馆建设、文献与实地调查、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辩证地、历史地看待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是《中国民族学五十年》课题组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1956年至1964年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58年起在“左”倾路线的干扰下，调查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对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章设《成就与教训》一节，从调查研究成果、人才培养两方面对这项工作的成就充分肯定的同时，对其后期工作中的教训归纳为“突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夸大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扼杀学术民主”、“批判猎奇，形成人为的‘禁区’”、“‘大跃进’冲击调查工作方针的部署”、“‘厚今薄古’与史志丛书初稿的缺憾”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国际关系总方针的背景下，中国民族学的对外学术交流自然限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对此，《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一章设《苏联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一节，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中国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等五个方面，阐述苏联民族学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重新起步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指出“一边倒”的学术交流造成的局限性。

实事求是、公正严谨、朴实无华，是写作《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课题组人员通过书信联系、个别访谈、借阅档案资料等途径收集资料，以求论之有据，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戒褒贬失当。

该成果亦有其缺憾。例如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的科研成果缺乏归类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对当前在部分学者中存在的学风问题，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