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开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所有制结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引发了全国性的人口跨地域流动与迁徙。在城乡所有制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跨地区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2006年约有1.2亿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已成为当地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2）。一些报道认为近期全国已有2.6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并且预测我国人口跨地域流动性在未来仍将继续增长。

在跨地域流动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21世纪初中央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国家投资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青藏铁路、南疆铁路等）显著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带动了许多东中部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设厂，从而改变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与结构，推动了西部地区原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加强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汉族聚居区之间在开发项目、资金、物资和人员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族群构成、语言环境、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人口大规模流动也带来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东中部汉族人口来到西部地区的同时，西部本地农牧区少数民族劳动力也开始大量离开农村，进入当地城镇，汇入全国“农民工”大潮中。特别是那些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父母大多在40多岁，家里承包的土地草场长期由父母经营，这些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如果不外出打工，就会成为乡村闲散游荡人员，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管理造成新的问题。由于政府对西部少数民族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地人口增长较快，这也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压力。与我国东中部汉族农村的情况相似，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主要在城镇。如果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藏族、维吾尔族等）因为各种原因（普通话不熟练、受教育程度低、本民族传统就业观念等）没有能够顺利地进入本地城镇就业市场，各种发展项目所开拓的就业机会主要为外来汉族劳动力占据，那么这一激烈的就业和生存竞争很可能被打上“族群竞争”的色彩，为当地的民族关系带来复杂局面。西部大开发和全国性就业市场的发展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城市民族关系呈现许多新态势。

与汉族劳动者进入西部地区的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劳动力也开始逐渐来到东部沿海城市。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因人口流动带来的各地人口民族构成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来讨论我国主要民族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分析我国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及族际交流态势，并考察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我国主要少数族群的跨地域流动情况。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混居，在跨地域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迁入内地农村的婚姻迁移，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民族的人口跨地域流动更为集中在城市。这几个民族具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本族人口高度聚居，特别是维吾尔族和藏族与汉族通婚比例很低，跨越自治地方的人口流动目的地主要是东部大中城市，因此对这些族群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具有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