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M.戈登（Milton M. Gordon）出生于1918年，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4部著作：1964年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的Human Nature，Class，and Ethni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年主编的America a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和1988年的The Scope of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这4部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196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角色》（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即分别获得两个奖项，一个是Anishield-Wolf Award in Race Relations，一个是Brotherhood Award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四十多年来，这本书始终是美国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被奉为研究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的世纪经典，其原因就是这本书对理解和指导美国种族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方向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精辟的宏观梳理，首次提出理解和分析族群同化的变量体系，系统分析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和各个族群亚社会的演变历史，讨论了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探讨族群政策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并对美国社会种族和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1984年我在美国学习时首次读到这本书，它是这一年我选修的“Ethnicity”（族群问题）研讨课的主要理论参考书之一。那时我主要关注的是戈登提出的关于分析和测度族群融合的七变量模型，这个模型及其主要变量也成为我博士论文借鉴的理论框架和1985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户访问卷调查的重要参考。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为了全面地了解国际学术界有关种族、族群、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各国民族制度与政策设计背后的政治理念与分析逻辑，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家们发表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这对我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社会历史知识有极大帮助。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人口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工业国，至今每年吸收的移民规模仍在百万人，因此，它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必然面临各种涉及种族、祖籍国、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因素而且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族群关系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黑人问题，种族问题不仅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在20世纪60年代还一度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全国性的暴力冲突，但是通过“民权运动”和随后几十年在族群关系方面的逐步调整，美国整体的种族、族群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好转。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在种族观念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同时，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华裔、西班牙语裔人士在美国政坛和司法界开始崭露头角。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族群关系史，跌宕起伏，令人感叹。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制度、政府的政策逐步转变和调整的整个过程中，应当说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阅读这些关于美国种族族群关系现实状况、发展态势的调查报告、政策反思、理论探讨的学术著述时，我经常被这些学者们的严谨学风和实证精神所吸引，也被在相关论述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和理性思考所折服。

我认为在调查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时，中国学者需要从四个方面吸收相关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1）中国的民族关系发展史，在中国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相关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2）欧洲和美国的“民族观”及其演变，我们可从多部族帝国时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等）追溯到17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美国等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中演变出来的“族群”观念和处理族群关系的实践；（3）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的实践，包括“民族”定义、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扶助与优惠政策，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或区域自治制度等；（4）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变，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拉伯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独立后如何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

在以上这四个知识体系中，目前中国研究民族的学者最熟悉的，主要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著述，但同时对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各国的民族关系实际发展情况很少关注。此外，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资料发掘和理论提炼上尚有很大空间，采用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民族关系现状与存在问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只是近些年来才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逐步开展。近几年，欧洲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开始译成汉文出版，但是系统介绍美国族群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仍然没有被译成汉文。在苏联解体后，对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国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造成什么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国家解体之间存在什么关联等问题，我国学者对此的理论反思也远远赶不上西方学者。所以，广泛阅读国外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尽可能地拓宽学术眼界，以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来吸收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调查和思考中国当前的各种民族关系问题，这是摆在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我在1987年3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88年开始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选择教学阅读材料时，我深感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国家族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得太少，所以我在1988年就选编了一本英文参考文献文集，复印了作为选课学生的阅读材料，其中就有戈登这本书第二章有关同化模式的变量体系这一部分。这本参考文献文集的汉文版在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书名正式出版，修订版在2010年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为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我开始向一些出版社推荐书单，希望能够把一些西方最经典的有关族群社会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介绍给国内的学生和研究者。当时我草拟了一个推荐翻译的8本书的书单，其中就包括了戈登的这本书。我从1988年开始先后联系过7家与我曾有出版合作关系的出版社，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我想，这有可能是出版社认为这类书不可能热销而缺乏积极性，也可能是联系版权转让的手续过于烦琐。总而言之，这件事一直拖了20多年，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我有一次和清华国学院的刘东教授一起吃饭，他是我国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也是多部影响重大的丛书翻译系列的主持人。他和陈来教授离开北大转入清华国学院，我始终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在席间顺便提起想翻译国外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事，刘东兄当即要我把这个书单发给他，他表示愿意尝试着帮我联系出版社，这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挫折之后，我对此实在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回顾此事，我当时还是大大地低估了刘东兄的影响和能量。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译林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已经开始与版权所有者联系相关版权转让事宜，并将纳入他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事宜终于尘埃落定，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学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读者可以通过汉文版了解这些在西方早已普及多年的基础知识，悲的是这件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迟到了20多年，我这个年过六旬、即将退休的人，已经没有当年充沛的精力来面对这项工作了。

译林出版社确定了版权的目前有三本书，分别是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角色》、乔治·伊顿·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和米尔顿·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关于偏见与歧视的研究》（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和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我最先开始动手翻译的，是辛普森和英格尔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2012年春天我在波士顿访问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这本书。也许是年龄的原因，也许是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同时篇幅太大，在翻译过程中自己颇感精力不济，三个月里只勉强译完了全书18章中的前7章，考虑到手边还有必须完成的其他事，我只好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决定把后半部分的9章委托给我已毕业的一个学生继续完成，以便能够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翻译戈登这本书的工作上来。

正巧2012年秋季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访问北京，见面时我曾向他提起是否有可能短期到台湾访问一事，他这几年正在台湾中兴大学兼职，表示愿意安排邀请我来中兴大学访问三个月，我当时心里的计划就是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来翻译戈登的这本书。中兴大学位于台中市的南区，远离台北的中研院和其他大学，所以相对比较清静，可以专心做事。到了4月底，这本书的各章基本译完，这项工作可告一段落。尽管我对自己的译文并不满意，各类错误在所难免，每次重读必有修订之处，但是终于接近尾声，很快即可发给译林出版社进入编辑程序。因此这本书的排版付印，很可能要在辛普森和英格尔的那本大书之前了。至于另外那本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一书的翻译，我也计划委托我的另一名学生来做。无论如何，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开始做的这个翻译英文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梦，到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一点曙光，可以部分释怀了。我最应该感谢的，自然还是刘东教授，没有他的大力推荐，恐怕此事至今还是没有眉目。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三本译著也许并不能给出版社带来多少效益，但是它们在促进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方面所发挥出来的作用，绝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我只能说“功德无量”这四个字。

下面对于戈登的这本书再多讲几句话。

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美国如何在这些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差别极大的多元化人群中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化解历史上遗留、累积下来的种族矛盾和族群隔阂，这是独立后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长期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也就不会有一个统一和强大的美国。戈登这本书围绕着美国各族群的同化和融合问题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苦苦探索和发掘美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凝聚因素、凝聚框架和凝聚力量，寻找构建美利坚民族的“正能量”，期望美国的族群“亚社会”的问题最终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途径。他把许多全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思路引入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之中，这正是这位资深社会学家的勇于创新之处。

纵观全书，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戈登教授不仅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洞察力的睿智学者，而且是一位深深关切美国族群关系未来良性发展的善良的人，他从内心企盼每一个美国人（包括黑人和所有少数族群的成员们）都能够与白人共享美国的社会理想和民主制度，都能够享有真正平等和最完全的公民权。在书中讨论美国新教徒中的极端宗教排外主义的倾向时，戈登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在我看来，我们堕落的速度真的很快。最初，我们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并以此成为一个民族（nation）。现在我们在实践中把这句话读作‘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Know-Nothing）党徒们控制了国家时，这句话将被读作‘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将选择移民去其他至少不会虚伪地装作热爱自由的国家例如俄国，在那里君主专制是公开和纯粹的，没有掺杂着虚伪。”在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坚持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对于民主、平等和自由理想的热切追求和他对族群民族主义者的极端鄙视，也感悟到戈登教授对这一理念的充分肯定和推崇。

中国今天也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2008年拉萨的“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就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身上最新出现的惨痛伤痕。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持续地经历了多个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分割，山河破碎、骨肉分离，各族民众几代人所期待的就是和平、平等、和谐、繁荣的幸福生活。1949年后，外国势力彻底离开了中国，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兵洋警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经济体制变迁的反复探索后，我们的日子逐渐好起来了，但是在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拓展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冲突，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仔细读一读美国史，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美一百多个城市的“黑色风暴”依然会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面对中国当前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静下心来，不慌不乱，一方面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以完全开放的态度和虚心学习的心态来倾听当地各族干部、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对于我们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工作的看法和意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满足民众的合理需求并从根本上加强民族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还需要拓展视野，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多种族、多族群国家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中吸取养料和智慧。别的国家走过的弯路甚至翻车的覆辙，我们实在不应去重蹈，而那些经实践证明对改善族群关系有明显正面效果的经验和思路，我们为什么不去吸取？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不善于从其他国家（甚至是自己过去的敌手）那里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

中国各民族有着几千年交往合作的悠久历史，在近代历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各族人民也曾肩并肩地站在一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曾长期彼此相互尊重、水乳交融、团结合作。我有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和潜能，努力克服目前存在的一切不和谐的因素，让我们的各个民族重新走上团结合作的新历程。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最令我感慨的就是戈登教授在全书最后的结束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新教徒，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东方人，一个波多黎各人’；‘我是一个美国人’，还有‘我是一个人’。”

我希望我们中国各族成员们有一天也能够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藏族人，（或者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彝族人，一个满族人，一个汉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我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