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近几年推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各国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同时也是21世纪全球和平发展新思路的战略构想。但是，这一宏伟目标能否在推进过程中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能否真正成为现实，还需要许多艰苦细致的设计研究和大量多边合作项目的实际运作。“一带一路”地理范围内涵盖了60多个国家，使用的语言有40多种，各国宗教信仰、社会组织传统和发展历史的复杂与多样性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中国发展面向中亚、东南亚、南亚并拓展到欧洲与非洲的多边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法律规范、语言宗教、价值伦理等方面与中国社会存在诸多差异的许多国家与地区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沟通。唯有与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强彼此的深度了解与目标认同，才能在良性互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在这一接触、交流、探讨合作机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企业内部运行规则、企业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居民的交往方式等能否被各国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外交机构、企业员工是否认识到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并在相互交往中通过充分尊重当地社会与文化传统来努力实现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不同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沟通，决定了我国在这些国家开展贸易投资和承接项目的成败。

前一个时期，我国企业、商贸、务工人员在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经营经受一些挫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参与人员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和民情，只考虑如何办妥官方程序（签订合同）和追求经济收益（降低成本并获得最大收益），较少对当地社区的建设发展、民众就业与环境保护进行关注和投入，没有努力理解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活动的感受，没有与当地政府、企业、社区和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良性互动，其结果难免因忽视了社会反应而不断积累下当地民众的反感与排斥情绪，最后造成我国企业的重大经济损失，并在当地社会中留下影响深远的负面印象。这些“前车之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国企业在非洲、缅甸等国遇到的问题，其实与我国21世纪初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部企业在我国西部地区所遇到的情况基本相似。如果说“一带一路”经济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全球性宏大战略，那么“西部大开发”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战略的预演与前奏。

我国西部新疆、西藏等地聚居着与东部汉人社会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十分不同的多个少数民族群体。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东部汉人企业、经商务工人员大量进入西部地区后，由于对其他文化不了解和缺乏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同样对西部原有经济秩序、就业市场、资源开发模式带来很大冲击，引发各种类型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常常以“民族”和“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恰恰证明了我国东部地区汉人社会目前仍然缺乏与其他文明群体（维吾尔族、藏族等）之间通过深入了解、建立良性互动的明确愿望和知识储备，以及实际交往中的运作能力，同时也导致了邻国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某些顾虑。

因此，为了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全面合作与经济共同体建设，我们首先需要处理好西藏、新疆等地各族间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真正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族际良性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可以逐步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在开展国际“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各方面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才队伍，他们能够在政府、社区、民众各层面与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社会成员打交道，建立持久性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其次，我国西部多族群地区的实际发展成果可以为境外邻国提供示范性榜样，增加境外不同文明社会在与中国交往合作时的信心和对合作成功的预期。从这个视角来看，处理好国内的西藏、新疆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在今天中国的全球性战略中，具有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重要意义。

新疆、西藏等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自然资源与市场开发等经济利益方面，本质上应当是当地各族民众的“人的发展”。当地各族民众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可能也不应当“置身事外”。我们的目标是努力使各民族积极参与各项发展事业，并在参与中不断促进当地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及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9月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已经指明了今后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和基本精神，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1985年开始招生的内地“西藏班”和2000年开始招生的内地“新疆班”，是中央政府推动西藏、新疆少数民族人才建设的重要举措。内地西藏高中班已为西藏培养、输送了3万余名各类建设人才，内地新疆班累计招生7万多人。内地办学绝大多数都选在本地重点中学，由政府负担学生的生活、学习及探亲的几乎全部费用，国家的投入很大，对这些学生毕业后发挥作用的期望也很高。但是，内地西藏班办学30年，新疆班办学15年，实际效果究竟如何？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在制度、管理、教学等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从我们对内地办学开展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建议中央和学术界对此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和讨论，在充分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从德、智、体各方面不断改进内地办学工作。内地班各族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专业结构，也应当与我国西部发展和“一带一路”人才需求的专业结构联系起来统筹安排，另外西部各族大学生对所在大学校园的“多文化交流”氛围和实践也应当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各大学应当站在国家全局和世界性“跨文化交流合作”的高度来看待本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工作。

由内地班培养出来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藏族等西部各族人才，如果真正达到国家的要求，热爱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掌握了现代知识和工作能力，那么这样一支活跃在政府部门和各条战线上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一定可以极大地改善新疆和藏区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果他们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各国（中亚、南亚各国）的各项交往与合作工作，他们的母语能力（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文化传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将使他们比来自国内东部地区的汉族员工更加容易与当地政府、社区和民众进行交往，更加容易得到邻近各国社会的接纳与认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努力办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在今天中国的全球性战略中，具有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