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集体化后期的水利个案为例，揭示集体时代“举国一体”的制度表象之下潜藏“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两者作为行动者，其秉持的“合法性/正当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军事化、工分制、典型—教化作用、基层干部的角色四个方面，并最终因制度变迁而表面化。差异的根源在于“文化理解”——国家合法性背后的“今—西”文化和民间正当性背后的“古—中”文化之间存在“误解”——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深远的理论、现实和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