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英国大英博物馆做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他们从800万件馆藏中精选出100件精品，用它们来讲述人类200万年的历史，书名就叫《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铜钟就在这100件藏品之列，作者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试图通过这枚古老的中国铜钟向世界介绍孔子的思想。“钟”在古代有着独特的地位，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统治阶级祭祀和宴飨时用的铜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战场上用钟声来增强士气；佛教的名刹宝寺皆有大钟。但“铜钟和孔子”这个组合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代言人。孔子一生奉行“仁”的理念，推崇严格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并不拘泥于表象，而在于其背后蕴含的强大的精神。麦格雷戈在《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说道：“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许正是这种思想，让铜钟具有了哲学意义：经调试过的铜钟依次奏响，乐声丰富而和谐……哲学家很容易从这些音阶分明、乐声和谐的铜钟里看出理想社会的隐喻。”学识渊博的馆长对孔子精神的诠释贴切而独到，可见孔子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他还总结了很多国外的学者对孔子和铜钟的评价，并在书中列举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在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就功能而言，古钟最早是作为乐器而存在，是音乐的物质表现形式；就外形而言，钟身作为一个物质实体，是文明的具象化形式，也是艺术的一种物化形态。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传播语境，钟的发展和衍变的文化背景也不同，表现在其形态、功能、象征意义等方面也会有差异。这些差异性，共同构成了钟的文化特质。钟和鼎一样，也是统治阶级王权的象征，“钟鸣鼎食”就是权势地位的标志。古代乐制中关于悬挂编钟，有严格的礼乐制度规定：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两面悬钟）、士特悬（一面悬钟）。封建统治者铸造巨型铜钟象征王权，这种钟也叫“朝钟”，“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钟也是崇高、公正、贤明的华夏文明的象征。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著名诗句，就是这种象征的反映。铜钟发音洪亮而悠扬，自佛教传入中国始，铜钟就逐渐成为佛教寺院中不可缺少的法器——佛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写道：“梵宫仙殿，必用以明谒者之诚，幽起鬼神之敬。”因此，名刹宝寺皆有钟。当暮霭渐合，寺院庙堂钟声回荡，与僧尼颁经声融为一体，增添了佛界寺庙特有的神秘气氛。自唐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竞相铸造各种朝钟、佛钟、道钟、乐钟，并且越铸越大，以求达到利用神权和政权的结合来巩固统治的目的。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巨型铜钟，重量达数十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体积重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历代所铸的钟里，间或有铁铸的，但绝大多数还是铜铸的钟。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秩序的创建是中国先民领悟自然秩序的人文发明，中国文化的稳定性特征是中国文化秩序的必然延伸。我们知道，自然秩序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破坏，原本是井然有序的，同时也是稳定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任何稳定都无一例外地来自秩序，如果秩序遭到破坏，稳定也就随之丧失，随后出现的就是各种乱象。自然秩序如此，文化秩序也是如此。文化秩序一经创建，就需要用具体规则来维护其稳定，否则，它就无法持续下去。文化的秩序性能够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地活在属于自己的文化秩序范畴里，而文化的稳定性则是实现和谐的家庭与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中国文化的秩序性特征和稳定性特征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笔者要谈的是中国古钟文化的传播特性，同时也想说明文化的稳定性特征。中国文化的稳定性特征可以说无处不在，且这种特征无一不是来自基于礼制的秩序性表现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稳定性看作是其秩序性的递进。有秩序才有稳定；只有稳定了，文化才能传承和完善。这就是文化秩序和文化稳定的基本关系。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文化延续的时间角度衡量其文化稳定性的基本价值。礼制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而祭祀礼仪是需要工具和程序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特色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诸可见的外物，即不断地外化为礼器。这种情形就是“器以藏礼”。器以藏礼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文化的秩序性特征和稳定性特征表现得极为形象生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文化思维的形象性和象征性特色，并做到了与中国象形文字思维的高度统一。同时，它还诉诸音乐。概言之，礼制文化的三大工具就是器物、文字和音乐，它完成了事神与教化功能的统一。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小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不以“礼”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众所周知，我国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成熟于青铜时代，而青铜器的迅速发展并形成蔚为大观的繁荣景象，并非仅仅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制造工艺的进步，其最主要的发展动力来自礼制这种独特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不断地外化为青铜礼器，让礼制这种听起来稍嫌抽象的文化有了可见的外形。当它与文字和音乐有机结合后，就成为可观、可读、可听的三位一体基本结构模式，并进一步向建筑等文化门类渗透。这就从根本上统一了中国文化的分类与综合，统一了文化的虚与实，统一了文化的抽象与具象，让一切“礼”可观可读可听可居。其文化秩序井然有序，也相当稳定。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上说，这种文化的秩序和稳定延续了1500多年。所以说，青铜器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稳定性是中国文化稳定性的极好例证。它一以贯之地持续地存在于夏商周三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进一步说，来自礼文化的稳定性特征存在不只1500年，而是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大清帝国的覆灭才基本画上了大半个句号。例如，坛庙祭祀礼仪从远古一直顺流而下直达清代，而用于奉祀的礼制建筑也应运而生。例如祭坛，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它一直生生不息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并且以天为始，以天为终，象征中国人以天为大的思想，五岳、四海、先儒、贤哲及诸祖均纳于其间，形成圆融的中国坛庙祭祀体系。

本书以中国古钟的文化特质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相关史料背景，结合相关文献及学术界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古钟文化传播做了系统地梳理与考察。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古钟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音乐和文学等艺术领域，中国古钟文化自成体系，具有明显的文化特质，更有着自己独特的传播语境和传播特色。本书通过对钟的文化特质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其艺术特征和传播特性：对作为传统乐器的乐钟，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其文化意义和艺术特色，并且阐述乐钟与文学经典《诗经》的关系；而对于先秦以后出现的乐钟，则指出它们作为雅乐的代表、乐悬的主体，虽然已经徒具象征性，但是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性质和传播价值，尤其是对中国古代传播话语权的解读，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证性；对于作为佛教法器的梵钟，则着重分析其宗教文化的象征含义，并揭示梵钟所具有的跨文化传播特征，探讨梵钟之声成为文人诗歌意象的艺术特点；对于作为报时之用的钟楼钟，则从钟楼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出发，探讨钟楼的传播功能及文化意义，尤其着力于其所代表和影响的城市文化。除此之外，古钟具有的另一个特殊的传播功能也无法回避，即传播的媒介及文字符号的载体。这个特殊性，使钟具有时间型媒介的性质，同样也成为文化艺术的一种非常传统而有效的传播样式。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通过空间的播散和时间的传承而存活下来的。中国古钟文化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辉煌如昔，这是传统文化的骄傲，也是文化传播的胜利。它同时也印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一定的保守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传播行为是一个社会过程、文化过程，传播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语境而在“真空”中进行。我们也可以说，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的艺术依赖于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所谓的艺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正是特定文化艺术类型的塑造、整合、凝聚、调适、拓展的过程。在“文化”和“传播”之间进行互动，用更为生动、变化、全面的观点来体认中国古钟文化，用动态的描述分析去说明、阐释相对静止的形态，以揭示古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诸多的可能性，这是本书力图做到的创新性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古钟文化传播的研究既要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人文特征，又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土壤，善于抓住当代文化交流频繁便捷的契机，在大胆吸收外来理论、概念、术语的同时，加强消化、改造和融会，以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促进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发展和繁荣。20世纪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让人们惊讶于古老文明的灿烂与瑰丽，适逢盛世奏强音，其实在中国人眼中，孔子的理念——“礼乐”从提出之时就象征了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人们代代追求的和平与礼教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犹如古朴的铜钟不断震响，意义持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