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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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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童兵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童兵老师来为我们的传媒学子带来精彩演讲。童兵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老师在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童兵老师!

童兵: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网络媒体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大家要知道,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党的建设以及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是在变动当中前进的。我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查中心刚刚设计了一份问卷,目的就是要了解全国人民的社会心态。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重要的,国际上也很重视。这一问题决定着我们中国往哪发展,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新闻往哪发展。

传统媒体肯定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约两周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一篇文章,内容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新闻业界、学界、政界对此的评论观点不大一致。我看了以后也有很多想法。关于传统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我主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新媒体、网络媒体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姿态,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立场,对此来发表一些我的看法、观点,供大家思考。

讲这个问题之前有三个基本概念,一个是什么叫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新闻观。然后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媒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阐明理由;第二个问题是网络媒体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主要讲五点意见;第三个问题是网络媒体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坚持必要的规范,主要讲六个规范。所以概括一下,我这场讲座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五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践行的政治规范。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网络媒体、互联网在全世界的位置和我们实际占有的位置。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互联网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第二个方面,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还不是强国,我们的发展还很弱。表面上看这两点似乎很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对矛盾。我们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国家互联网应用委员会每半年会发布一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49亿,处于世界第一。这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很多人现在是不使用计算机的,但中国的一些家庭会有好几台计算机,用户也很多。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网站,数量超过400万个,数量上也绝对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网站访问量并不多,仅相当于美国网站的一半左右。美国网站的数量没有中国网站多,但是美国网站访问量高,很繁忙。而我们这400多万个网站绝大多数是商业网站,访问量并不高。目前,中国手机用户超过12亿,中国一共有不到14亿的人口,但是持有手机的人数已达12亿,基本上是人手一部,有的人甚至有好几部。用手机来接收和发布信息的移动网络用户已超过8亿,也就是说,在12亿手机用户中,有2/3都使用手机上网功能。因此,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我们是世界大国,至少在数量上绝对是世界第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真正主要的方面我们并不是强国,与互联网强国这一目标之间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45.8%,网民人数只有6.49亿,占全部人口的一半还不到。上市的互联网IT企业的市值、拥有的实际资本与美国相比,差距很大,没有几个发展特别好的IT企业可以和美国的IT企业相抗衡。另外,我们建设的网站,其中有很多是政府网站,包括政党建设的网站、军队建设的网站等,有很多。所以,我们是互联网大国,主要是应用型大国,但并不是互联网强国。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需要我们去走,这是从硬件方面来说。从软件方面来说,所有的网络媒体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要遵行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政治规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恰恰为我们指明了一些基本规律、基本方针、基本规范,我们应予以重视。

第二个方面,我们关于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政权的丧失已经反思了有20年的时间。反思的结果告诉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新闻政策、新闻改革一定会失败。所以,媒体可以改革,也应该改革,但是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坚决不能放弃的。我们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成功,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也在讲要加大透明度、公开化。我们党在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也在说,我们的新闻公开度不够,透明度不够。所以,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对。他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讲,改革不是个别人或者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改革是迫切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观点。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但紧接着他说,历史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现在需要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而他怀疑和重新认识的那些内容恰恰是需要坚持的重要东西。所以,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哪些问题需要报道,哪些问题不需要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有很多这样的规定。

第三个方面,斯诺登的教训。斯诺登躲起来已经有四年了。棱镜计划是他在2007年揭露的,是美国安全局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被监听的企业有谷歌、苹果、微软等大企业。美国通过这些大企业了解了很多网络空间的机密信息,当然就包括中国。棱镜计划是斯诺登最早披露的,接着他又披露了其他一些计划,包括美国安全局潜入到雅虎、谷歌等数据中心去挖掘数据。我们现在讲云数据、大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都可以无障碍地予以公开,其中包括很多机密数据。在此之后,斯诺登又揭露了美国的无遮掩计划,讲到美国和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共同开发一个项目,专门来监听各个国家,包括其友好国家。最近揭露的计划是专门监听德国、意大利、中国等35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和通讯。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目前还是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不怀好意。美国现在有5艘航母,我们中国如果能在5至10年中建造出10艘航母,美国人就会特别不舒服。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地制造航母,而且造的不是一艘,而是好几艘。媒体该报道哪些内容,不该报道哪些内容,得有相关的政策、法律予以管制。

第四个方面,就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从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15年了,西方非常明确地把互联网,包括纸媒,作为他们非暴力政权更迭的武器和手段。颜色革命离中国已经很近了,例如,2014年台湾大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香港大学生“占中事件”。2000年,美国最先发起颜色革命,叫天鹅绒革命,或者叫红色革命,持续进行了3年。此后,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起橙色革命。2005年,伊拉克发生的颜色革命,叫紫色革命。2005年,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该国家的国树是翠绿色的雪松。还是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那个地方种了很多郁金香,也叫柠檬革命,颜色是柠檬色。到了2007年,缅甸发生了袈裟革命,是一些宗教徒、僧侣、和尚上街游行。2010年,发生了北非革命,又叫茉莉花革命。这几年颜色革命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学新闻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性,这是特别重要的。

以上这些现象告诫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好。一方面要牢固掌握互联网技术,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我们学到的本领,以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技术的支持。但同时要把中国的大门看好,因为在技术上不如美国、日本,我们可以去赶,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住我们自己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自己武装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来学习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就这一问题提几点建议。

第一点要从事物的普遍性来考察当前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同时又要高度关注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我们学新闻的人都知道,新闻传播非常必要,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几乎同时伴随着新闻交往的行为,原因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必然的,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得到的最重要的新闻是朋友传给我的。我们要和各方面的人去打交道,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是开放的、透明的,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真实性,但是不否定新闻有一定倾向性,每一个报道者都有自己的报道立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评价等。所以,这个交往的合法性要求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对此的相关规定。我们不断呼吁,中国要尽早出台新闻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要同时呼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保障国家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安全。通过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的信息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重要的互联网技术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掌控,像斯诺登披露的计划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我们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他人利用。所以我们要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要的一点是既要求开放,又要求适当地保密,二者之间要把握好这个分寸。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来认识新闻传播的本质,要保障四个基本权利的实现,就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要不断地提高实现这四个基本权利的自觉性,但同时又要加强责任感,保护网络信息传播安全,这在对外交往中尤其重要。

第三点要把握对立与统一的规则,这是我们新闻传播必须要遵守的机制,要把握好公开、透明的尺度。新闻工作者每天在汪洋大海的事实当中去挑选某一部分事实为我所用,为公民所用,这个挑选就是度的把握,这实际上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好,我们的发展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牵扯到各行各业等,但是能不能把存在的这些经济发展问题全部放在媒体上进行详细的分析?也不行,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外贸、消费等,所有这些都牵扯到一个度的把握。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求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

第四点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既要使上层建筑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又要坚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坚持党管媒体的体制。我们要时刻注意,过头了不行,没到位也不行。

最后一点,依靠人民群众,我们要想办好媒体必须要依靠群众,这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上我很简单地把这一问题梳理了一遍,就怎么样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就可以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三个问题,为了很好地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应该建立一些规范。我认为,大概要坚持以下六个方面的规范。

第一个规范是真实报道,真实报道对于网络媒体来说似乎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新闻的来源太多元化了,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很困难。关于网络新闻的真实报道问题也是中宣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所以,网络新闻真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条原则就是要老老实实做到真实报道。不仅在微观上要追求报道的真实性,也就是每一个具体报道的人物、事件,报道的时间、地点、经过都要有理有据。在宏观层面上,也必须坚持报道的真实性,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做到这一点很难。中国媒体很难做到,美国媒体也很难做到。但是媒体要具备公信力,就必须要做到真实报道,这是第一个规范。

第二个规范就是党性原则,网络媒体要从党性原则入手自觉地维护法律规范,特别是在非官方的网站建构新的体系时,这一点就更难。因为中国的传统媒体都是官方媒体,从法律上来讲,现在还没有民间的私人媒体。但网络媒体不一样,网络媒体大概80%都是民营的,都是私有的,要真正让它按照党性原则创办、运营很难。最近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讨论,理论建设上还很模糊。在新闻传播中有个问题,就是党和法的关系,还有规律和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中即提出了两个规律,一个是新闻传播规律,另一个是网络传播规律。这是第一次提到了网络传播规律。

第三个规范叫组织规范,叫全民办网。我们报纸讲求全民办,电视讲求全民办,网站也讲求全民办,尤其是官方网站。可能一些民营、私人创办的网站,经过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就可以办,但是官方网站只有官方来办是不够的,要重视民众。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环球时报》的官方网站,看人民网、新华网上创办的一些栏目,是不是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众多人民群众参与呢?事实上,在全民办网方面,我们的媒体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一些传媒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时候,显然媒体办网的方向、办网的立场是有问题的,网站的工作人员的自觉性还不够。所以,互联网也要依靠全民的力量来创办。

第四个规范就是义务规范和舆论导向。在舆论导向里面要注意三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里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海外舆论场我们没有太多关注。看不到,听不到,不等于海外舆论场就不存在。所以,要很好地把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三个舆论场统一起来,去寻求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五个规范就是道德规范,媒体要坚持一定的新闻操守。前几天中宣部开会就在讨论我们的一个国家社科课题,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研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立场,一种品行,一种新闻职业的规范等,还是一种新闻操守,记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很重要。但是,你一方面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一方面自己的职业道德低下,那么,你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用吗?所以,媒体的职业操守很重要。

最后一个规范是如何经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比过去有进步,但是还不够。以人为本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就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提到的“以人为本”是在十七大上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距离今天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当前,我们的新闻传播工作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像以前所讲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等,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都做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就落到了实处。

我把今天讲的内容大致做一个小结:第一个要点,充分认识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讲,其中,侧重于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要反思苏联的解体,要坚守新闻传播的底线;要反思斯诺登事件,警惕“隔墙有耳”;要反思颜色革命的兴起,提高自身意识和警觉性。第二个要点,就是网络媒体怎样来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从新闻传播的五个方面来展开。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践行网络新闻媒体的六个行为规范,其中,最后一点讲到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童兵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使我们受益匪浅。下面是提问环节,大家把握好这次宝贵的与童老师交流的机会。

听众:老师您好!我想问老师一个关于舆论研究的问题。现在我们社交媒体发展非常广泛,包括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渠道。我们现在也形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一起事件发生后,媒体会蜂拥而至地去报道同一类事件,比如说教师猥亵少女事件出现一例后,全国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此类事件。再比如,女大学生失踪事件等。这样的报道趋势会形成社会恐慌,但是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吸引眼球,提高媒体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在报道过程中怎么才能在恪守个人道德节操和媒体业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谢谢老师!

童兵:我对你的问题不一定能把握得很好,先试着回答一下。我觉得媒体的报道有时候有炒作的情况也很难免。你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去考虑,它对兴奋点的认知和我们对兴奋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它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新闻点,很值得炒作,可能其他媒体还没有来得及报道,它就率先进行报道、炒作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人对消费者,也就是对媒体受众不是很了解,特别是网站建设、运营者,人手少,时间紧,到底世界怎么样,到底今天有哪些值得传播的信息,哪些信息没有传播价值,网站编辑(心中)可能并不是很有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你们、我们水平不够,新闻其实错过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去报道,让其他的一些学科报道了。比如有些作家,他的小说成了热点,其实应该是先成为新闻热点的,但作家先抓着了。你去想想看那些作家隔几天就有东西,而我们记者没有,我们水平不够,在这层新闻教育需要检讨。在分众化的情况下,当前的新闻教育如何去改革,记者怎么抓新闻,怎么抓热点等,都需要深入思考。刚才这位同学说的这个情况,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了,全世界媒体都在炒作这件事,比中国炒得还热闹,包括邓文迪拿到那些财产以后会怎么样、下一任老公会是谁等都被国外媒体拿来炒作,因为这些新闻有看点。

听众:童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新闻法的问题,2015年3月份有消息报道我们的新闻法可能提上了日程,但是有很多人担心这部法到底是保护新闻自由还是会加强对舆论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大家对此还没有一个共识,当时新闻法草案出来后就夭折了。我想请问老师像今天网络媒体这么发达,环境更加复杂,各种声音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发布新闻法呢?您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童兵: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下《炎黄春秋》上面孙旭培老师的一篇文章,孙旭培老师差不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我们国家的新闻立法问题,有30多年的时间。最近一个阶段关于新闻立法的讨论是从柳斌杰于2014年11月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讲话开始的,2015年7月人大开会的时候他第二次提出传播要立法。他提立法和我在这里提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不同的。柳斌杰原来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分管新闻,他这两次讲新闻立法的理由是说现在的网络新闻太缺乏相关制度的管制和约束,很多网站随意转载甚至改写报纸等媒体发布的新闻,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需要制定法律予以管理。他的这两次谈新闻立法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提出的。但是,我们对这一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着胡绩伟等参与新闻立法,是基于公民应该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权这样的角度去参与、提出的。也就是说,中国有没有新闻法最终决定中国的公民有多大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马克思说,自由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国家要有新闻自由就一定要有新闻法。当然这是16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以后很多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就没有新闻传播法,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去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美国还是出台了新闻通讯法。从那时开始,本来一个人最多可以办5个电视台,以后就不受限制了。所以,我们要用新闻立法的形式来确立和保障不断地扩大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和某些官员要求新闻立法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柳斌杰作为一个官员能够几次三番地提出新闻立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今天新闻立法有两种姿态、立场,一个要求现在就立法,另一个要求条件成熟的时候才立法,我们就是属于后面一种的。我积极地要求新闻立法,但是我觉得2015年或2016年把新闻立法提上正式日程条件不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媒体人就认为,现在没法更好,自说自话还有空间,还可以打擦边球、打马虎眼,有了立法可能更麻烦。因此,在新闻立法上,基本的立场有两点,第一要积极,第二要谨慎,绝不要给某些人提供镣铐,利用这个绳子把新闻捆起来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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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年7月2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童兵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童兵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童兵老师来为我们的传媒学子带来精彩演讲。童兵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老师在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童兵老师!

童兵: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网络媒体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大家要知道,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党的建设以及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是在变动当中前进的。我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查中心刚刚设计了一份问卷,目的就是要了解全国人民的社会心态。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重要的,国际上也很重视。这一问题决定着我们中国往哪发展,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新闻往哪发展。

传统媒体肯定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约两周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一篇文章,内容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新闻业界、学界、政界对此的评论观点不大一致。我看了以后也有很多想法。关于传统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我主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新媒体、网络媒体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姿态,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立场,对此来发表一些我的看法、观点,供大家思考。

讲这个问题之前有三个基本概念,一个是什么叫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新闻观。然后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媒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阐明理由;第二个问题是网络媒体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主要讲五点意见;第三个问题是网络媒体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坚持必要的规范,主要讲六个规范。所以概括一下,我这场讲座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五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践行的政治规范。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网络媒体、互联网在全世界的位置和我们实际占有的位置。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互联网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第二个方面,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还不是强国,我们的发展还很弱。表面上看这两点似乎很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对矛盾。我们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国家互联网应用委员会每半年会发布一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49亿,处于世界第一。这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很多人现在是不使用计算机的,但中国的一些家庭会有好几台计算机,用户也很多。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网站,数量超过400万个,数量上也绝对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网站访问量并不多,仅相当于美国网站的一半左右。美国网站的数量没有中国网站多,但是美国网站访问量高,很繁忙。而我们这400多万个网站绝大多数是商业网站,访问量并不高。目前,中国手机用户超过12亿,中国一共有不到14亿的人口,但是持有手机的人数已达12亿,基本上是人手一部,有的人甚至有好几部。用手机来接收和发布信息的移动网络用户已超过8亿,也就是说,在12亿手机用户中,有2/3都使用手机上网功能。因此,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我们是世界大国,至少在数量上绝对是世界第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真正主要的方面我们并不是强国,与互联网强国这一目标之间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45.8%,网民人数只有6.49亿,占全部人口的一半还不到。上市的互联网IT企业的市值、拥有的实际资本与美国相比,差距很大,没有几个发展特别好的IT企业可以和美国的IT企业相抗衡。另外,我们建设的网站,其中有很多是政府网站,包括政党建设的网站、军队建设的网站等,有很多。所以,我们是互联网大国,主要是应用型大国,但并不是互联网强国。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需要我们去走,这是从硬件方面来说。从软件方面来说,所有的网络媒体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要遵行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政治规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恰恰为我们指明了一些基本规律、基本方针、基本规范,我们应予以重视。

第二个方面,我们关于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政权的丧失已经反思了有20年的时间。反思的结果告诉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新闻政策、新闻改革一定会失败。所以,媒体可以改革,也应该改革,但是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坚决不能放弃的。我们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成功,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也在讲要加大透明度、公开化。我们党在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也在说,我们的新闻公开度不够,透明度不够。所以,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对。他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讲,改革不是个别人或者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改革是迫切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观点。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但紧接着他说,历史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现在需要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而他怀疑和重新认识的那些内容恰恰是需要坚持的重要东西。所以,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哪些问题需要报道,哪些问题不需要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有很多这样的规定。

第三个方面,斯诺登的教训。斯诺登躲起来已经有四年了。棱镜计划是他在2007年揭露的,是美国安全局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被监听的企业有谷歌、苹果、微软等大企业。美国通过这些大企业了解了很多网络空间的机密信息,当然就包括中国。棱镜计划是斯诺登最早披露的,接着他又披露了其他一些计划,包括美国安全局潜入到雅虎、谷歌等数据中心去挖掘数据。我们现在讲云数据、大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都可以无障碍地予以公开,其中包括很多机密数据。在此之后,斯诺登又揭露了美国的无遮掩计划,讲到美国和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共同开发一个项目,专门来监听各个国家,包括其友好国家。最近揭露的计划是专门监听德国、意大利、中国等35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和通讯。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目前还是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不怀好意。美国现在有5艘航母,我们中国如果能在5至10年中建造出10艘航母,美国人就会特别不舒服。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地制造航母,而且造的不是一艘,而是好几艘。媒体该报道哪些内容,不该报道哪些内容,得有相关的政策、法律予以管制。

第四个方面,就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从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15年了,西方非常明确地把互联网,包括纸媒,作为他们非暴力政权更迭的武器和手段。颜色革命离中国已经很近了,例如,2014年台湾大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香港大学生“占中事件”。2000年,美国最先发起颜色革命,叫天鹅绒革命,或者叫红色革命,持续进行了3年。此后,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起橙色革命。2005年,伊拉克发生的颜色革命,叫紫色革命。2005年,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该国家的国树是翠绿色的雪松。还是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那个地方种了很多郁金香,也叫柠檬革命,颜色是柠檬色。到了2007年,缅甸发生了袈裟革命,是一些宗教徒、僧侣、和尚上街游行。2010年,发生了北非革命,又叫茉莉花革命。这几年颜色革命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学新闻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性,这是特别重要的。

以上这些现象告诫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好。一方面要牢固掌握互联网技术,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我们学到的本领,以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技术的支持。但同时要把中国的大门看好,因为在技术上不如美国、日本,我们可以去赶,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住我们自己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自己武装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来学习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就这一问题提几点建议。

第一点要从事物的普遍性来考察当前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同时又要高度关注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我们学新闻的人都知道,新闻传播非常必要,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几乎同时伴随着新闻交往的行为,原因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必然的,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得到的最重要的新闻是朋友传给我的。我们要和各方面的人去打交道,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是开放的、透明的,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真实性,但是不否定新闻有一定倾向性,每一个报道者都有自己的报道立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评价等。所以,这个交往的合法性要求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对此的相关规定。我们不断呼吁,中国要尽早出台新闻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要同时呼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保障国家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安全。通过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的信息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重要的互联网技术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掌控,像斯诺登披露的计划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我们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他人利用。所以我们要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要的一点是既要求开放,又要求适当地保密,二者之间要把握好这个分寸。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来认识新闻传播的本质,要保障四个基本权利的实现,就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要不断地提高实现这四个基本权利的自觉性,但同时又要加强责任感,保护网络信息传播安全,这在对外交往中尤其重要。

第三点要把握对立与统一的规则,这是我们新闻传播必须要遵守的机制,要把握好公开、透明的尺度。新闻工作者每天在汪洋大海的事实当中去挑选某一部分事实为我所用,为公民所用,这个挑选就是度的把握,这实际上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好,我们的发展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牵扯到各行各业等,但是能不能把存在的这些经济发展问题全部放在媒体上进行详细的分析?也不行,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外贸、消费等,所有这些都牵扯到一个度的把握。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求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

第四点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既要使上层建筑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又要坚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坚持党管媒体的体制。我们要时刻注意,过头了不行,没到位也不行。

最后一点,依靠人民群众,我们要想办好媒体必须要依靠群众,这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上我很简单地把这一问题梳理了一遍,就怎么样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就可以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三个问题,为了很好地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应该建立一些规范。我认为,大概要坚持以下六个方面的规范。

第一个规范是真实报道,真实报道对于网络媒体来说似乎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新闻的来源太多元化了,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很困难。关于网络新闻的真实报道问题也是中宣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所以,网络新闻真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条原则就是要老老实实做到真实报道。不仅在微观上要追求报道的真实性,也就是每一个具体报道的人物、事件,报道的时间、地点、经过都要有理有据。在宏观层面上,也必须坚持报道的真实性,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做到这一点很难。中国媒体很难做到,美国媒体也很难做到。但是媒体要具备公信力,就必须要做到真实报道,这是第一个规范。

第二个规范就是党性原则,网络媒体要从党性原则入手自觉地维护法律规范,特别是在非官方的网站建构新的体系时,这一点就更难。因为中国的传统媒体都是官方媒体,从法律上来讲,现在还没有民间的私人媒体。但网络媒体不一样,网络媒体大概80%都是民营的,都是私有的,要真正让它按照党性原则创办、运营很难。最近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讨论,理论建设上还很模糊。在新闻传播中有个问题,就是党和法的关系,还有规律和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中即提出了两个规律,一个是新闻传播规律,另一个是网络传播规律。这是第一次提到了网络传播规律。

第三个规范叫组织规范,叫全民办网。我们报纸讲求全民办,电视讲求全民办,网站也讲求全民办,尤其是官方网站。可能一些民营、私人创办的网站,经过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就可以办,但是官方网站只有官方来办是不够的,要重视民众。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环球时报》的官方网站,看人民网、新华网上创办的一些栏目,是不是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众多人民群众参与呢?事实上,在全民办网方面,我们的媒体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一些传媒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时候,显然媒体办网的方向、办网的立场是有问题的,网站的工作人员的自觉性还不够。所以,互联网也要依靠全民的力量来创办。

第四个规范就是义务规范和舆论导向。在舆论导向里面要注意三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里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海外舆论场我们没有太多关注。看不到,听不到,不等于海外舆论场就不存在。所以,要很好地把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三个舆论场统一起来,去寻求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五个规范就是道德规范,媒体要坚持一定的新闻操守。前几天中宣部开会就在讨论我们的一个国家社科课题,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研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立场,一种品行,一种新闻职业的规范等,还是一种新闻操守,记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很重要。但是,你一方面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一方面自己的职业道德低下,那么,你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用吗?所以,媒体的职业操守很重要。

最后一个规范是如何经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比过去有进步,但是还不够。以人为本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就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提到的“以人为本”是在十七大上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距离今天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当前,我们的新闻传播工作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像以前所讲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等,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都做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就落到了实处。

我把今天讲的内容大致做一个小结:第一个要点,充分认识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讲,其中,侧重于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要反思苏联的解体,要坚守新闻传播的底线;要反思斯诺登事件,警惕“隔墙有耳”;要反思颜色革命的兴起,提高自身意识和警觉性。第二个要点,就是网络媒体怎样来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从新闻传播的五个方面来展开。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践行网络新闻媒体的六个行为规范,其中,最后一点讲到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童兵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使我们受益匪浅。下面是提问环节,大家把握好这次宝贵的与童老师交流的机会。

听众:老师您好!我想问老师一个关于舆论研究的问题。现在我们社交媒体发展非常广泛,包括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渠道。我们现在也形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一起事件发生后,媒体会蜂拥而至地去报道同一类事件,比如说教师猥亵少女事件出现一例后,全国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此类事件。再比如,女大学生失踪事件等。这样的报道趋势会形成社会恐慌,但是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吸引眼球,提高媒体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在报道过程中怎么才能在恪守个人道德节操和媒体业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谢谢老师!

童兵:我对你的问题不一定能把握得很好,先试着回答一下。我觉得媒体的报道有时候有炒作的情况也很难免。你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去考虑,它对兴奋点的认知和我们对兴奋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它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新闻点,很值得炒作,可能其他媒体还没有来得及报道,它就率先进行报道、炒作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人对消费者,也就是对媒体受众不是很了解,特别是网站建设、运营者,人手少,时间紧,到底世界怎么样,到底今天有哪些值得传播的信息,哪些信息没有传播价值,网站编辑(心中)可能并不是很有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你们、我们水平不够,新闻其实错过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去报道,让其他的一些学科报道了。比如有些作家,他的小说成了热点,其实应该是先成为新闻热点的,但作家先抓着了。你去想想看那些作家隔几天就有东西,而我们记者没有,我们水平不够,在这层新闻教育需要检讨。在分众化的情况下,当前的新闻教育如何去改革,记者怎么抓新闻,怎么抓热点等,都需要深入思考。刚才这位同学说的这个情况,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了,全世界媒体都在炒作这件事,比中国炒得还热闹,包括邓文迪拿到那些财产以后会怎么样、下一任老公会是谁等都被国外媒体拿来炒作,因为这些新闻有看点。

听众:童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新闻法的问题,2015年3月份有消息报道我们的新闻法可能提上了日程,但是有很多人担心这部法到底是保护新闻自由还是会加强对舆论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大家对此还没有一个共识,当时新闻法草案出来后就夭折了。我想请问老师像今天网络媒体这么发达,环境更加复杂,各种声音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发布新闻法呢?您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童兵: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下《炎黄春秋》上面孙旭培老师的一篇文章,孙旭培老师差不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我们国家的新闻立法问题,有30多年的时间。最近一个阶段关于新闻立法的讨论是从柳斌杰于2014年11月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讲话开始的,2015年7月人大开会的时候他第二次提出传播要立法。他提立法和我在这里提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不同的。柳斌杰原来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分管新闻,他这两次讲新闻立法的理由是说现在的网络新闻太缺乏相关制度的管制和约束,很多网站随意转载甚至改写报纸等媒体发布的新闻,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需要制定法律予以管理。他的这两次谈新闻立法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提出的。但是,我们对这一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着胡绩伟等参与新闻立法,是基于公民应该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权这样的角度去参与、提出的。也就是说,中国有没有新闻法最终决定中国的公民有多大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马克思说,自由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国家要有新闻自由就一定要有新闻法。当然这是16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以后很多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就没有新闻传播法,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去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美国还是出台了新闻通讯法。从那时开始,本来一个人最多可以办5个电视台,以后就不受限制了。所以,我们要用新闻立法的形式来确立和保障不断地扩大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和某些官员要求新闻立法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柳斌杰作为一个官员能够几次三番地提出新闻立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今天新闻立法有两种姿态、立场,一个要求现在就立法,另一个要求条件成熟的时候才立法,我们就是属于后面一种的。我积极地要求新闻立法,但是我觉得2015年或2016年把新闻立法提上正式日程条件不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媒体人就认为,现在没法更好,自说自话还有空间,还可以打擦边球、打马虎眼,有了立法可能更麻烦。因此,在新闻立法上,基本的立场有两点,第一要积极,第二要谨慎,绝不要给某些人提供镣铐,利用这个绳子把新闻捆起来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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