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7月2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喻国明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喻国明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台湾事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

喻国明：各位同学，上午好，很高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

2015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第21年，大家对于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以及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都有深刻的体会，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和把握在相当长时间是肤浅的，是表面化的。我认为我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和把握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就发生在最近这一两年，就是从过去的“+互联网”模式转变为今天的“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模式其实是把互联网仅仅看成一个渠道，是一种传播平台，是一种传播技术。那么，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我们是在我们既有的价值逻辑、运作逻辑、营销逻辑、管理逻辑的基础上把互联网作为延伸我们影响力、延伸我们价值、延伸我们管理力的一种工具，在固有的工作惯性的基础之上画延长线。我们用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种逻辑来面对和利用互联网，因此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到很多网站、手机媒体以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蜂拥而至的那些APP、客户端上。但基本上到现在为止，都是没什么效果。概括而言，就是还没抓到如何来驾驭和运作互联网的关键，这实际上就是“+互联网”的问题和肤浅之所在。而“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新的景观、新的现实、新的市场基础，我们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来运作我们的媒介，来实现我们的管理，来构建我们的价值和功能，这就是“互联网+”模式。

60多年前，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信息。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仅是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传播手段，更大意义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新形态，一种社会连接的新方式，这才是互联网对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意义。其实，与麦克卢汉同时代的著名的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同一时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有一本著作叫作《控制论与社会》，这是控制论的一个经典著作。在《控制论与社会》这本书中，维纳曾经指出，社会是信息与信息的传播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有什么样的信息传播形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社会的资源就以什么样的方式重组，社会的权力就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分配。这可能就是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媒介的出现最为深刻的一种论述，对于它的社会意义、社会价值最为深刻的一种论述。因此，在我们面对互联网这样一个新景观新常态的现实面前，解决战略问题要比解决战术问题重要，无论是做实践，还是做研究，还是做任何其他的跟互联网相关的事情，战略问题的解决就是在哪做，做什么，做正确的事情。战术问题就是如何做，如何把事情做正确。我认为做正确的事情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战略问题解决的在哪做、做什么视为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这个纽扣系在了正确的位置，接下来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靠拢。但是要是这个纽扣系错了位置，哪怕你的动作再快，恐怕也要推倒重来，这就是我们对于互联网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要求和高度。

那么，互联网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我在3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名字叫作《互联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这是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的电脑，99.9%的软件都是用来实现某一项功能，创造某一种价值的应用型软件，但是只有一种软件是极为特殊的，这种软件就是操作系统，它决定着电脑系统的边界、框架和彼此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强大的软件如果不能有效地嵌入这个系统，按照这个系统所规定的方式、规则去连接的话，哪怕它再强大，也会变成一个价值孤岛，逐渐被这个系统排斥掉，这就是操作系统的含义，互联网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重要的、深刻的改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互联网是不同于我们传统媒介的更高阶层上的一种媒介形式，一种社会传播和社会组织形式。2014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作《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就是用空间理论来解读互联网跟我们传统媒介之间的不同。空间理论里面最为著名的一本著作就叫作《超弦理论》。这是现代物理学对于空间理论探索的经典之作，它告诉我们，在我们既有的四个维度的空间之上，其实还存在七度空间。人类迄今为止发现有十一维空间存在，这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丰富性，每一个维度都让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新景观。零维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点，宇宙大爆炸就是从一个点开始的。一维空间其实就是一条线，增加了这一维后我们就有了前和后。两维空间就是一个面，有了这个面之后在我们视野当中就有了东南西北。三维空间就是一个立体，在这个立体里面我们就有了上下左右。四维空间就是一个立体里面有了一个时间流动轴，然后我们就有了历史，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五维空间是什么呢？按照学者的描述，它的起始速度接近每秒30万千米，到达这个速度之后我们就到了五维空间。就像星际穿越中所看到的，在五维空间里时间也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点进入这个现实世界。这样一个景观是我们在思维空间这一范畴内很难去理解和想象的，但它确实存在，这就是维度的增加给我们展示的一种新世界、新景观、新规则。

用这样的眼光看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维的媒介，我们用这样一种低维的媒介管理方式、运作方式去面对一种高维媒介，实际上是非常无奈和可笑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我在一张两维的纸上画一个老虎，我想把它圈起来很简单，我用一个圈就可以严丝合缝地把它圈在我所限定的范围之内。但如果这个老虎不是一个两维的而是一个三维的老虎，那么，它对于你所画的这个圈完全就是视为无物，它可以自由地在你所限定的这个圈里外来回移动。所以，两维的运作是管理不了更高级的事物的，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高维媒介。那么，它高在什么地方呢？它跟传统媒介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在我看来，过去所有的传统媒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作为一种进行大面积社会传播的工具、传播的手段、传播的主体，它是以机构为基本的社会传播单位。换句话说，从最开始的印刷厂、出版社到后来的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所有这些进行大面积社会传播的基本构成单位都是以机构为形式。而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也包括整个世界的其他政治和经济制度，其实对于以机构为社会传播基本单位的这样一种社会传播的样态，有一整套严密的从制度体系到市场法则的手段。但是，互联网是一种把个人激活之后以个人为基本的社会传播单位的社会传播的形态，那么，这就是互联网跟以往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个人的传播能量、传播权利常常可以媲美过去超大型媒介能达到的传播规模和传播影响。比如，哪怕你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人物，只要你传播的某一项内容能在价值上得到很多人认同，在情感上得到很多人的共振，就能在层层转发之中达至一种传播的核裂变效应，形成过去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这些超大型媒介才能达到的那种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换句话说，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拥有了一种巨大的社会传播的可能性，这是拜互联网所赐，它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的改变。那么，在这样一种个人被激活的新的社会传播形态之下，整个传播领域，包括社会都由此发生了深刻的重组和相应的转变。比如说，当个人被激活之后，个人的权利跟社会治理的规则要求之间发生了重大的不对位或者说不匹配。

过去，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社会性传播是有严格管理的，尤其是对新闻传播是有非常严密的管理的。我们都知道信息和信息的传播是一种权利，那么，这样一种权利在中国行使的时候是有很多约束和相应条件的。过去，我们对于机构性的这种社会传播有一整套的规章，即使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我们也沿用这种方式实现互联网新闻传播的管理。我们国家对于新闻传播是要颁发新闻许可证的，也就是新闻牌照，只有符合国家政府对你的要求，你才能获得这个牌照。我们国家为新闻网站颁发的牌照迄今为止有150张，那么，没有获得这个新闻牌照的网站，哪怕你获得最新鲜、最重要、大家最关注的信息，你也不可以进行传播，传播了你就是违规，要追究你的责任。而获得新闻牌照的这些网站你可以传播，但是你必须按照新闻牌照对你的约定，你的新闻来源该从哪个地方来，你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标准来传播等，是要严格纳入国家政府管理体系的范围之内。但是当个人被激活之后，这一套就不好使了，因为你不可能对14亿人进行这种新闻传播资质的甄别，你无法去鉴别说那13亿人不能传，这一亿人能传。你的标准是什么？你即使找到了标准，你要进行甄别，这也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看到一个事实，看到一种情况，有一种想法，跟他自己周围的朋友进行分享，这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自然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这种权利的实施。当然，政府可以用阻塞、打击谣言的方式来阻塞相关信息的传播，但是你打击谣言的法律制定得再严厉，其实也无法触及你真正想控制的那个信息主体的传播。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现实存在的，我有事实为证，我有照片，有视频，有很多目击证人，进行这种信息的分享本身不违反任何法律。对于真正意义上政府想要控制的新闻信息的传播，再严厉的刑法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面前，政府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管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失控和焦虑的状态之中，这都是由于个人作为社会传播主体被激活之后，他的行为和权利体系跟既有的社会约束体系之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空缺和错位。

过去，政府传统意义上想要形成自己主流的宣传影响力，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进行大范围、大规模传播资源的动员，比如说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一起动员去进行某种主题宣传、某种先进人物的宣传。这种宣传在过去传统媒介的条件之下，由于面对的是一个市场空间有限的环境，因此，只要动员的传播资源的手段足够丰富，规模足够大，那么，你的声音就能够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你的信息轰炸，这就是过去我们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影响力的一种基本传播方式。但是，靠规模化的投入、规模化的动员来实现这样一种相关思想的表述，这一套在今天互联网的形式之下失效了。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是无限的一个空间，在移动互联网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办了再多的APP，再多的客户端，但只要你不是按照互联网的规则进行传播，那么任何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视你为无物，视你不存在，可以轻轻地把你放在一边而专注于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客户端和APP。这就是以有限去搏无限，这是一个多么无奈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体办了这么多的APP和客户端，实际上今天能够真正有一点效用的是少之又少，基本上是看不到，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跟我们第三个现象联系在一起，就是当个人被激活之后，他的整个资源被激活了，所有都被激活后，就刷新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观，资源的来源，资源的保护，那么他的权利也被唤醒了。

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情况之下，跟这种个人被激活的状况相适应的最重要的一种信息的手段、信息的传播媒介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今天什么是第一媒介呢？这件事情越来越清晰地以事实、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眼前，我们去年做的中国居民媒介信息调查可以表明手机已经成为事实上我们接触信息跟外界进行信息交流互动的最为主要的一个媒介。调查数据可以表明，每个人每天看手机的次数平均在150次左右，用户接触它的时长远比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等要多得多，所以它毫无疑问是人接触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信息节点。

今天手机对于大家的这种重要性，大家可以非常感同身受地去体会。我看到一个电台拍了一个现代创造的物品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的真人秀节目，其中有一期拍的就是手机对大家的重要性。手机被没收掉之后，观察那些名人、普通人、学生、白领、蓝领的变化，5分钟，15分钟，半小时，1小时后怎么样。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离开手机之后人就像瘾君子犯了瘾，没着没落，基本上是极其焦虑、不安、恐慌和失落那样一种状态。我们一旦跟手机发生隔离的时候，我们觉得跟这个世界脱节了，感觉有一种巨大的不安笼罩着自己，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非常的惴惴不安，有一种失落、隔离的感受，这就是手机对于我们的一种重要性。

那么，有了手机为一个节点，信息传播形成新的社会形态之后，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就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我们对社会时事、国际新闻、外界事物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传统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来获得的。而今天，我们是通过手机以及经过手机按照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属性来获得相关的信息，熟悉的同学、朋友、同事等。我们喜欢的那些，我们敬佩的那些，我们觉得他们有特点的那些人，我们关注他，连接他，当然其中也包括媒介所开设的客户端等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传统媒介被人选择的概率跟过去完全不在一个意义层面上。过去是几十张报纸中几十分之一被选择的概率，今天你也会被我们选择，但是你是几亿分之一被选中的概率，你完全淹没在以个人为基本传播单位的新闻传播主体的汪洋大海当中。现在，传统媒介最严重的问题，它的价值失落、价值丧失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渠道失灵、渠道中断。今天，社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已经不是由物理渠道构成的，而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渠道构成的。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传播如果不能有效地嵌入社会关系的渠道法则中，被他们所选择，被他们所接受，那么再强大的传播也只能死在社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2014年，中宣部委托我们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情况的调查，顺便也对近期所进行的一些典型宣传的那些人物和主题的落地效果进行一个评测。评测的结果是这样的：50岁以上的人效果还好，基本上30%多，不到40%，还能够相对来说了解得比较充分，因为这个年纪的人还有看电视、读报纸的习惯。但是50岁以下的人当中，超过80%的人已经不大读报纸、看电视，即使看电视、读报纸，它的重要性、指引性也是在手机媒体之下。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知道核心价值观，因为街上有大广告牌不断地在提示大家。那能说出核心价值观那24个字么？有人可以，能说出来一部分，但是他分不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层次的。如此大范围，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宣传，但它的传播效果却还是很差的，基本上叫“水过鸭背不湿毛”。至于经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宣传的某些先进人物的落地情况，也就更不容乐观了。甚至当我们提到某一个先进人物的时候，一些人会用一种很吃惊的眼光看着我们说，难道他是中纪委网站刚刚披露的某个贪官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赶紧去看看吧。实际上就说明，这些先进人物虽然经过传统媒介的大量传播，其实老百姓基本上一无所知，完全不在人们的选择范围之内。因为现在人们的信息来源的构建已经以自主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性质来进行定制。而过去传统上有效的那些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失灵了，中断了。这些都是由于互联网作为一个高维媒介，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改变。

面对这样的一种改变，作为一个媒体，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如何实现互联网化的转型呢？我不太同意“媒介融合”这个概念，其实更大意义上是一种转型。在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去解决。其中，关键性的问题是对于这种趋势、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刻性、准确性。如果你对此缺少深刻性和准确性，哪怕再努力，你也是在向着一个错误的方向飞奔，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诺基亚。诺基亚曾几何时是手机领域里巨无霸的企业，但是两年多以前寥落到被微软收购。据说在收购签字仪式的新闻发布会上，诺基亚的总裁不无伤感地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说得很多人都很伤感。的确，从诺基亚自身的角度来说，它的确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应用模式、价值模式跟它的技术逻辑、产品逻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离。它做得再好，它跟社会要求、市场需求之间也是渐行渐远。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衰落是必然的。

我们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发现一个规律：最近这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其实就是从过去的以物为本转型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人类从一诞生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物质短缺，整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生长，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99%的写照。因此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人类文明的整个构建，社会的发展，相关的规则，都是朝着如何来增加财富和物质来展开的。但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人类从总体上系统地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迎来了一个新世纪。不过这个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是那么幸福，反而出现了一片乱象，人们吃饱喝足了反而更加不满，更加失落，更加觉得社会的不如意，性解放也好，吸毒也好，文化运动也好，各种各样的罢工、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这样的一种社会乱象让很多人都深刻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往哪去。人们发现，仅仅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个社会要向前发展不能单一地以物质的增加作为它的诉求。因此，以人为本，人的发展、人的需要的高质量的满足就成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和基本运作目标，这就是构建以人为本的一个社会发展目标。

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产业界非常迷惑的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一个产品被另一个产品替代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的）。按照技术逻辑做得更高更快更好更省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完全不行，做着做着就被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杀出来的一个新人、新产品所替代。在我们服务领域，产品领域里，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所谓断裂式的破坏式的一种创新，而不是过去这种渐进式的持续性的创新。创新的发展的逻辑越来越成为次要，而破坏性、跳跃性、断裂式的创新才是今天社会创新的一个主流。如果简单地从一个技术逻辑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很迷惑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会突然死亡，但是如果你从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品质、质量层次的角度来说，你就会得到非常好的解释。因为一个产品的社会逻辑、市场逻辑不是按照它自身的逻辑来决定的，而是按照人的需要的满足层次和满足的质量来决定的。有一种东西，只要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它的技术逻辑是从哪个方面来，不管它有没有传统，不管它有没有根基，只要能够更好地实现满足，它就能成为前一种有着深厚历史基础的产品的替代者，成为一个胜者，这就是今天社会在运作的一种新的逻辑，就是以人为本。所以，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那么掌握了这样一个东西，难道就能够很好地应对我们今天的环境了吗？还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人不是一张白纸，一个机构也不是一张白纸，一个企业也不是一张白纸，它是有它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背景的，这就叫作背景效应，或者叫某种起点的基础的约束，因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叫作既得利益。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柯达公司的例子。柯达公司过去在影像记录界全球无人能出其右，简直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高峰，很多人想挑战它的高度，实际上都屡屡失败。但是柯达公司作为一个巨人也是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的。它为什么会倒下？难道它对数码科技本身的发展毫无觉察吗？当然不是。你查一下柯达公司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柯达公司不但具有市场规模、资源的优势，还具有技术领先的优势，包括数码科技在内的发展。全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由柯达公司研制出来的，数码科技里面的很多专利也是由柯达公司所拥有的。那人们就奇怪了，为什么它不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却在数码科技一个对市场革命性的改造后轰然倒下了？看来除了对于技术和规律的把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既得利益。对于柯达公司来说，在全球影像记录界整个市场整个产品服务领域里面，它拥有最大的优势，每一天都在给它产生着巨大的利润。如果你作为柯达公司的CEO，你能面对一个年产利润达到千亿级市场于不顾，而对那几个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小市场采取那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专注做一个不确定的小市场？恐怕不大可能。即使有这个决心，董事会也不会同意。董事会同意，股市的投资者恐怕也不会同意。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柯达公司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的牵引之下，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就像卫星发射一样，在某一个时刻进行卫星发射它的胜算是很高，代价是很低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窗口期，你失败的概率就很高。你要进行相应的有成效的一个努力，你的成本就会很高很高。柯达公司就是在既得利益的这种约束之下一再错过了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因此当它感受到不能不做某种转型的时候，机会的大门已经向它永远封闭了，这就是柯达公司的悲剧。

我们去看，最近七八年以来在美国所谓的报业倒闭潮中，那些倒闭的报纸并不是我们平时看不上的那些烂媒体，下流通俗小报等，那些倒闭的都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历史的，被称为舆论领袖的严肃大媒体。正是这些严肃大媒体，它在舆论市场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既得利益妨碍了它们对于变化的一种反应。任何一种变化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都是一种秩序的破坏，一种秩序的重塑，一种风险的加大，人们习惯于去躲避这种风险，规避这种变化，因此就在一次一次的躲避当中失败。就像2001年我在上海参加一次关于媒体的研讨会，会上一个美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的报纸就像一个大苹果，外表鲜亮，内里已经蛀空。当时我听到这个论断的时候是非常吃惊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报业，全世界的报业，包括美国的报业在内一片欣欣向荣，根本看不出危机的景象。而危机那个时候就已经悄悄降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互联网转型当中，我们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规律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如何来面对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问题。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行动目标应该往哪个地方去，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互联网已经逐渐把媒介社会传播的信息系统分成两大类别。一个类别就是作为入口级的信息平台，另一个类别是进行一种垂直服务的信息服务系统。过去，我们的传统媒介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是合二为一的小而全、大而全的，就是任何一个媒介，报纸也好频道也好，既是入口也是垂直的实现某种功能的信息服务体系。比如说，过去报纸有一个好卖的口号叫作“一报在手，通晓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传统媒介的词典里面是没有入口即信息平台这样一个概念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传统媒介都在做入口，做终端，做平台，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因为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人民日报》客户端去年上线的时候也请我到现场给他们站脚助威，对于人家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你总不能说这孩子生下来必定是要死的，这有点太晦气，但是我也客观地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只是提到他们的时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要给人留点面子的，但如果说真话的话就是这个客户端必定是要失败的。虽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办得很不错，但那是植根在整个微博体系当中的，而现在是作为一个端口，要让人们单独地选择，你的理由，你的技术支撑，你的市场洞察做到了一流吗？他们的负责人有所沉默。我说你能努力做到前多少位呢？他想了想说，做个前5000位是可以的。我说你做到前1000位有可能吗？他说努一把力可以。我说就是做到前100位都没有用。他问为什么。我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调查可以表明，尽管人们手机里可以下载的APP客户端数以百万计，但是真正能够下载到人们手机页面上作为人们入口的APP客户端又能有多少呢？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平均23个。我说你不进入前23位，你连被人下载下来都没有这可能的话，何谈你的影响力，何谈你的入口呢？他这时候就已经愁眉紧锁了。然后我说即使你进入前23位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调查进一步证实能够被人们至少一个星期点开一次的APP客户端平均只有7个。换句话说，你排位在8个以后，你一个星期被人们点开一次的机会概率都没有，何谈你是一个信息的入口和终端？他说这就是一家通吃，寡头独占的竞争格局。那么在中国，真正能够成为人们入口级信息平台的其实屈指可数，就这么几家，第一微信，第二百度，第三阿里巴巴，第四就是新浪微博。新浪微博虽然影响力在下降，但是还是可以说有资格成为入口级平台的。再往下，就是小米，小米拥有数千万台的硬件，它可以利用它硬件的规模来嵌入它的信息服务平台。雷军深刻地知道卖手机是挣不了几个钱的，只有在手机上提供软服务，才能够长长久久地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和影响力，所以要做内容，这样他才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产品的提供者。还有一个就是“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利用自己的技术计算成为人们寻求信息智能化的一种信息节点，它也是具有信息入口的可能性的，但相对来说弱一些。基本上就这几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挑战者。

一个著名媒体说，凭我的内容好就能够做到让人们依赖我，让我成为一个入口级平台。那我告诉他，不但《人民日报》做不到，《纽约时报》也做不到。《纽约时报》的内容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说应该至少在西方这样一个平台之上是最优秀的，一流的。这么好的内容，而且它在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中也不可谓不努力，技术做得也不可谓不好，但结果是它的社会影响力减弱，尤其是以流量作为计算的话，它的用户越来越少。因为在这样入口级平台的竞争当中，人们是有一种基本的习惯性选择的，他会集中在有限的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所以他们真正能够影响到的人实际上是以那种雪崩式的方式在减少，孤独地存在着，这就是《纽约时报》今天的窘境。1个多月以前传出了《纽约时报》要入驻Facebook提供的那个空间，Facebook开出的条件是非常优厚的，不要你一分钱，你的所有收益全部统统归你。为什么？因为《纽约时报》的入驻本身就是有标志意义的，它的软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于Facebook这种入口级平台来说，流量是它巨大的赋予性的资源，而对于我们传统媒介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缺少流量，越来越缺少链接和关注，这就是我们的危机之所在。

我举一个十年以前的例子，当时在北京，有一家很优秀的报纸叫《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的内容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但是它办了北京网之后，它的流量可怜到变成芸芸众生中的一位。它做了很多努力都没有改善这种情况，终于它想到了跟一个入口级平台来进行对接。在当时，MSN跟QQ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几乎是等量齐观的，它可以成为很多人加入互联网的一个入口级平台，因此，《北京青年报》跟MSN进行了合作。第二天，它的整个流量上升的不是几倍，不是几十倍，而是高于100倍以上，这就是你自己单干跟你和一个入口级平台进行合作之后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景观。《纽约时报》其实也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市场变化的格局，所以只能寄人篱下，这就是入口级平台在我们未来信息的选择和消费中的重要性，它是作为人们接触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信息的第一个入口，基本的选择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就是入口级平台的竞争。

入口级平台的竞争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尘埃落定，看起来微信相对更有优势一些，但实际上微信也有自己的一些挑战者，我认为最为有力的挑战者就是百度。百度去年从谷歌全球大脑的试验计划当中挖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华人学者，在硅谷给他建立了一个百度大脑的全球实验室。这就是把人工智能的研发视为百度未来发展的关键性技术，这是非常有眼光的。因为整个网络的发展，我们现在能够看得清楚的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网络化，把所有的人、内容、事物连接成网。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其实就是用连接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所有互联网发生作用的方式都是连接，对资源的重组，对资源的重新连接，迄今为止所形成的就是三大网络：内容网络，人际网络，互联网络。形成这三大网络之后它的变化有多大？实际上真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说内容网络，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整个的内容、信息、知识是分门别类，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边的，你想要查一个具体的内容出处，成本代价是极高极高的。那时候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是跟他掌握的学术资源数量的多少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老师教我们如何做学术卡片。他告诉我们说，学术卡片是一个学者的资源，如果你在一个主题之下积累了30～50张学术卡片，你就能写一篇好论文；如果你在一个主题之下积累了300～500张学术卡片，你就能写一篇好专著，这就是学术成果跟学术资源的拥有之间的这种绝对关系。

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现在板凳也是要坐十年冷，但是冷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学院有一个神奇的教授——陈力丹教授。陈老师一个绝活就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熟悉程度，我认为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你随便指出任何一段马克思的话，他都能告诉你在第几卷第几页并且能精确地告诉你在新版的第几卷第几页，旧版的第几卷第几页，新版旧版的措辞方面改变了哪一些，熟悉程度真的让人咂舌。我在20年前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知道陈老师有这样一个神奇的能力，我写党性这个概念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偷懒就问陈老师，“党性这个词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生的著作演讲和书信当中说过多少次”。我本来以为他会犹豫，但是陈老师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地告诉我说他们两人一辈子一共说过5次，3次讲的是资产阶级党性，2次讲的是无产阶级党性，分别在哪一卷哪一页。我按着这个记录去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去查阅的时候果然一字不差，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是，今天这样一种能力已经不叫一种能力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能力即使是一个初中生在5秒内都能完成。因为他可以检索，你只要键入一个关键词“党性”，立刻会显示出它的频次、它所在文本的页码和内容，很简单，不需要你板凳坐十年冷了。这就是知识的联网给我们利用知识、利用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效率，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这种状况对于我们研究者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我们的研究生2014年写了一个中国共产党语汇中对于敌人是如何定义的文章，这一主题即使让陈教授去写，没有三个月，没有半年恐怕也很难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但我们的研究生只用了3天时间就写出了一篇高质量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论文。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找了最能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语汇的语料库——《人民日报》，然后他就键入“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跟这个词相关联的很多文本碎片都出现了，对这些内容进行可视化处理就马上能得到这个关键词旁边聚集的一系列剔除了副词虚词之外的实词，有动词、名词、形容词，有的距离远一点，有的距离近一点，有的量大一点，有的量小一点，这都是根据它出现的频次以及它与关键词之间的间隔数来决定的。那么，跟这个关键词相关联的那些名词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语汇中的“敌人”，那些主体指称的是谁，动词就是表明这种敌对行为的事件动作行为有哪些，形容词就是党对这些敌对行为的定义和评价等这样一些概念。共产党心目当中从历史角度进行的这样一个定义和概括就既完整准确，又定性又定量，非常完整的一篇论文呈现在我们面前，只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情况在过去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一个初学研究的学生也可以用一种高品质的方式完成论文，这是拜互联网和数字化所赐。这样一个东西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香港大学有一位学者叫作钱钢，过去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他写的最著名的就是一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他用这种方法写了一系列中国政治影像学的分析，通过从文本的分析统计来看中国的政治景象。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篇研究了一个话题，就是在最近的三届领导中，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谁更有权力？谁更有权力这个定义是多难的一件事，谁能定义清楚呢？但是他利用大数据的概念说不用找到因果关系，只要找到相关关系的指标就可以了。他找到了一个相关指标，具体方法就是利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去检索统计这三位领导人就任中央总书记后第二年全年他的名字出现的频次，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相关指标。无论他是出现在新闻还是评论还是其他的内容里面，出现一次记录一次。记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一个简单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江泽民同志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二年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一共出现过1191次，习近平同志出现得稍多一点，1211次，胡锦涛同志出现的就少一点，890多次。三个领导人之间权力大小的距离甚至可以用一个词频加以表示，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东西能不能用于我们的研究呢？当然可以用于研究，其实日常这种利用信息整合的空间是极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个月之前，令计划被中央公开宣布进行审查之后的第二天，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就利用钱钢这样的方式统计了令计划在《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中他名字历年出现的频次，结果非常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名字出现的频次高低深刻准确地反映了令计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起伏伏的一个人生轨迹，这就是《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的价值。不要小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这个客户端在上线的时候曾经讲过《人民日报》上充满了价值，充满了发现，就看你有没有这双眼睛。的确我们实事求是地讲《人民日报》政治处理的信息是有巨大的解读价值的。这是《人民日报》的例子，就是内容联网成片之后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福利。但是，内容联网成片之后也给媒体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因为内容联网成片之后，一个局域市场，一个靠封闭获得市场空间的媒体就不行了。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在互联互通的格局之下平均一个媒介过去提供的内容90%左右都可以被网络中其他的提供主体所替代。换句话说，你90%的价值都被这种互联互通消解了，这就是传统媒介危机的一个来源。

当内容大网形成之后，人际大网也就形成了，其实就是个人被激活了。过去单薄的个人所拥有的价值是有限的，打个比喻，就像在海滩上有很多沙子，我们都知道沙子里是有含金量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开采呢？因为含量太低了，开采一克金的成本就要10克金、20克金，这个成本谁会去开采？没有人会用100倍的投入去争取不到10%的收益，所以它没有开采价值。但是如果有一项技术用10块钱甚至用5块钱就可以把里面一克金提炼出来，那所有的沙滩都成了宝贵的财富，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宝贵的财富。当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便利，越来越畅达，人际大网形成之后，蕴含在个人身上的时间、精力、关系、做事能力等过去不能为社会所用的那些资源今天就有可能在某种技术模式之下被发现，被检索，被激活，被整合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产品的能源、能量之所在。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哪个餐馆吃了一顿饭是个宝贵的体验，但是我们只能跟我们同学朋友分享，没有多大价值，而今天我们可以上传到大众点评网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人们在进行同类选择的时候你的这个体验就成了大家可以参照的一个依据，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过去，知识生产是多么高大上的一个事情，如果我能成为百科全书一个词条的作者，这是多么傲娇的事情啊，都可以自我宣称说我已经成了一位知名的、有影响力的学者。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去百度百科写一份东西，当然引用率高也是一种傲娇，可是你仅仅是写了一篇东西，恐怕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即使是个农民工，只要愿意他也可以写一篇，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模式，比如维基百科等，它按照某种规则动员全人类的大脑为全人类的知识生产提供服务，这在过去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现在当个人被激活后，借助于互联网它就成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其他的众筹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种种新的景观其实都是由于个人被激活之后利用蕴含在个人身上某种资源来造就一种新的社会功能，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这就是人际大网形成之后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媒介的功能。

我们刚才说到《人民日报》客户端，我说你们做这个客户端，做这个入口平台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说你们《人民日报》特别为“人民日报”这四个字所误导，你们总是觉得我们应该为中国亿万老百姓做点什么，做信息服务等。错了，这是最严重的误导。《人民日报》从来不应该是为人民办，应该是为管人民的人办，这才是《人民日报》的准确定位。因为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情商业性媒体比你做的好得多，它们的身段更柔软。人民需要八卦，《人民日报》能给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八卦吗？恐怕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格调跟它相适应。一个社会生活是需要庸俗的，这才是健康的生活，大家都是高大上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一定是疯狂的，一定是病态的。所以我说《人民日报》不应该为人民服务，而应该为管人民的人服务。我们那些管理者有很多困惑需要你去帮着解决，《人民日报》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行政资源影响力去构建智库跟管理者之间的连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入口型平台那种金钱的竞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不定向的广泛的大众传播的这种服务。但如果你有特定的资源针对某些特定的人群去实现某些特定的服务，做个专门性的入口其实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人民日报》专门为党员干部、企业家、社会管理者提供智库的知识和服务，这应该是有相当大空间的。

对于未来这种入口型平台的竞争，我认为百度很大程度上具有优势。我们能看到的互联网发展现在正呈现为三个层次的发展：第一步，网络化把所有东西连在一起；第二步，数字化把所有可数字化的东西都数字化，以便于互联网的分享；第三步智能化。微信这样一个平台其实就是建立在人们自然关系属性之上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连接，而如果百度能够拥有一个更高水平的人工智能的话，它就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和物之间更有效率的、更加智能的相互联系的更高水平的服务，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所以微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能不能用智能化的方式去提升服务平台的服务品质，这恐怕是未来平台之间对于智能化的竞争。

传统媒介的责任是什么，或者说未来的努力方向是什么？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去做入口型的平台，那么多的客户端，那么多的APP，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全部都是打水漂的。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办就是最大的对人民负责。实际上对于所有传统媒介的互联网转型而言，它们的目标不是做入口型的信息平台，而是做垂直的信息服务系统，针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领域和人们的某一类需求来提供这种垂直的链接，提供相关的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资源整合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未来转型的方向。

在这种转型当中，关键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把这样一个方方面面的东西来构建起来，形成一个大媒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动员的资源不仅仅是内容的资源，还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商业资源。我们要把人们生活的各类资源形成一个能实现有效对接的服务平台、服务节点，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形成的一个跨越内容的大媒体的概念，综合媒体的概念，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第二就是如何跟入口级平台进行对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再好的模式也没有价值，这就是问题。在这种对接当中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硬链接，另一种是软连接。硬链接就是进行股权置换，两者合为一体，就是兼并重组的意思。这是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当然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过这确实是最好的一种连接方式。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合作进行了微信摇红包的这一个活动，效果很好，活跃了气氛，形成了新的年俗，中央电视台也由此获得一个还不错的收益，一个广告都没打只是摇红包就赚到了5600万元的合作费。我跟中央电视台一个领导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作为一个成绩来傲娇。但我跟他们说其实这件事情中央电视台跟腾讯相比真的收益不大，腾讯才是这次红包最大的受益者。你们可以计算一下，淘宝用五六年的时间，花了上百亿市场营销的费用才达到支付宝那样一个规模和水平，腾讯只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资源的累积和习惯的形成，当然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节省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时间。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时间的成本是最大的成本，因此最大获益者无疑是腾讯。这位领导听我这么一说眼睛开始闪亮了，说是不是我们问腾讯要少了，是不是要五亿六千万元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条件，我说即使腾讯给你五亿六千万元也不过是腾讯发展过程中扔给你的一个还算鼓鼓囊囊的红包而已，你并不能分享腾讯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收益，因为他跟你没关系。那他说怎么才能收益更高呢，我说合作，比如换股，这是一个思路。腾讯是愿意的，因为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毕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它的内容生产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无疑是非常好的。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把49%的股份给腾讯，腾讯5%或6%的股份给中央电视台，那中央电视台就可以永远分享腾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红利，这就是长长久久的一种合作，一种分享，并且相互之间可以有内容方面的更多的互动和彼此间的支持。但是，这在中国恐怕很难实现，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允许，腾讯是商业性质的，甚至还带有外资背景。有人说如果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合作，恐怕我们的内容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了，但事实上它不跟你合作，它哪个内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它不敢也没有这个能力。腾讯是个什么样的机构，我跟它合作很多年了，我知道它是个纯粹的商业型公司，这不是个贬义词，但是商业型公司是有商业型公司本身的特征的。腾讯是任何有碍于它商业价值实现的因素都要排除出去，比如说去年涉及社会政治相关联的那些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都被封闭，完全不加甄别。为什么？因为它有可能给腾讯公司带来政治风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它不可能用这种对政治挑衅的内容来影响它的经济安全。这就是商业公司，商业公司永远要按着这个制度和政治的中间线去走的，决不跟你调皮捣蛋，这一点我们在三十年前就讲过这样的话了，但我们的领导至今为止这样的认识还没有转型过来，这就是我们制度及设计当中的一个严重误区。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决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软连接的方式嵌入这样一个入口级平台的信息里面。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造我们内容产品的品质，要实现它的升级换代。那么这种升级换代就要求我们的内容产品要从现在的两要素模式升级到未来的四要素模式，这种四要素模式里面最重要就是前两者内容和形式要素，由此决定价值，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基本模式。但是今天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成为人们必然选择的有魅力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有价值的一个内容产品不能插上有魅力的翅膀，就会行而不远，就会明珠暗投，就会衣锦夜行，有可能就会死在社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必须加上两个新的产品要素，这就是关系要素和场景要素。关系要素和场景要素就是要解决我们内容产品吸引力的问题，魅力的问题。

信息被选择概率公式里讲，要想被人们选择跟两个因素有关，就是你的价值报偿一定要高，跟你的行为成正相关，让人们享有你这种行为和服务的成本一定要低。因此传统内容服务市场里只有两大要素的竞争：一个是提升价值的竞争，一个是降低成本的竞争。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对于价值报偿有一个定语就是可感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可感知的价值和不可感知的价值受到人们选择的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关系要素和场景要素就是把这种价值感性化、显性化、可捉摸、可把握化的一个过程。过去我们对传统媒介的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是由于过去是一个短缺传播时代，是一个渠道非常窄的时代，因此我们在处理传播内容的时候常常是要去除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信息，把理性信息、逻辑信息精髓收进去，但实际上人类所创造的任何一个语言成分都是有它的功用的，都不是完全无用的。那么有人想那些非逻辑非理性的信息到底有什么样的功用呢？有一次我参加我博士生的婚礼，他们非常认真地让我说两句话，我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说你们过去面对自己的家长，未来要面对对方的家长，家长年纪越大，废话就一定说得越多，什么叫废话，就是没有用的话，没有信息含量的话。研究表明一个家长要对孩子说的话16岁以前都说尽了，16岁以后说的所有话其实理论上来说都是废话，但是为什么你们的家长要一遍又一遍地对你们说废话，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不理解，觉得唠叨，觉得啰唆，觉得麻烦。但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两个深爱对方的人还不断要求对方说我爱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关系的确认，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你们的家长也是一样，他不断在说那些貌似没有任何信息量的话的时候，他其实在表达一个最为明确的信息，就是我爱你，我心中有你，你在我心中重要，所以我们年轻人什么时候能从家长的絮叨当中听懂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时候，就说明你真的长大成人了。这就是信息的这样一个功用。

我们的大众传播不在乎这种非逻辑非理性的表达，但是由于互联网、数字技术，今天的社会传播已经具有了人际传播的种种属性和规则，今天的大众传播更多地要用人际传播的规律去研究它，这才可能研究得更加透彻，更加明白，因为今天的大众传播已经有了诸多的人际传播的属性。今天我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逻辑，我说跟另外的人说可能就不一样，我用这种口气说和我用那种口气说效果也不一样，我用这种姿态和我用那种姿态说效果也大相径庭，甚至我跟你之间距离的远近都可能产生效果的差别，所有这些距离、口气、表情等都是非逻辑、非理性的信息，但这些在决定人们怎么听、听不听这个问题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道理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能把自己的道理说得圆满。但是人们要听谁的呢？首先就要有一个前提，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如果我跟你关系是近的，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乘客，我们是一个帐篷里的战友，我们是血肉相关的同事和兄弟，你说的话我就能认真对待。但如果你是狼，我是羊，你说的再有道理也是狼的道理，不是跟我羊的道理一致的，我完全拒绝你的道理。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在社会沟通、舆论引导当中出现很大问题，不是出在道理上，而是出在关系上。我给那些局长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把舆论分成正面舆论、负面舆论，这种分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旦你把某一部分舆论定义为负面舆论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你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你必须要知道任何一种广泛的社会舆论，一定包含着天道人心，一定包含着某种正能量，如果你作为管理者，作为协调者，不能发现其中的人心，不能发现其中的一种正能量的话，你的任何管理其实都是负面的管理，因为你是在压制人心、压制正能量的。任何一种维稳如果是以丧失人心作为代价的话，那恐怕就是以最终的危机作为我们维稳的成本，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说任何一种维稳，任何一种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大前提，不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去争取人心，才是社会管理者应取的方向，而不是通过这个解决伤一部分人，树一部分敌，那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一种维稳和管理。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整个社会传播过程当中所缺少的不是所谓的价值，而是情感的温度和关系的认同，这才是我们今天主流宣传失效、失灵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们讲的关系要素、场景要素。实际上，就是在移动互联网之下，人们传播任何事情的过程都是在某一个场景当中，这个场景对传播内容、形式都有限制，既有对进度的限制，也有限制性的屏蔽作用，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这种规律，甚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构建一种场景，满足人们的需求，进而植入我们想要传播的内容。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喻国明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是提问时间。

听众：老师您好，我想请老师从新媒介这一个角度，以戏曲为例谈谈传统艺术瑰宝应该怎么做才能与新媒介更好地融合，而不是仅仅把新媒介，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方法或者载体，从而真正实现戏曲等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与发展？

喻国明：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把一些小众化、分众化的事物都用大众化的方式去振兴、去处理，这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症结所在。我们刚刚讲过，互联网的发展就是以个人被激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变化。那么，随着这种个人被激活之后，互联网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凡是和互联网相关的都被叫作“微”，例如，微创新、微内容、微价值、微传播、微电影、微视频等。这就预示着在互联网情况之下，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化形态、内容形态有了一个除了大众传播之外的新形式，就是“微”化。比如说，电影有大电影和微电影之分，那么，微电影和大电影之间的区别在哪儿？难道就是因为篇幅短小吗？这完全不是微内容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为什么它现在会比较短？比如说，微视频可能就是8分钟、11分钟，包括现在微视频、微电影的竞赛都有篇幅的要求。实际上，它在今天所能聚集的资源有限，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它只能用这种短小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我相信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在积累了资源之后，微电影、微视频也会有几十分钟的大片，几百集的连续剧集，所以它跟短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微”讲的并不是它的形式的短小，而是讲它的文化的聚焦，它是适合于某一类人的东西。就像微视频一样，有些东西我看到了之后忍俊不禁，触及了我心灵的某些柔软之处，那不用你说我就会去跟大家分享，在我的朋友圈去分享。但是有些东西，就像《小时代》，我硬着头皮看了那几部，我不知道它的卖点在什么地方。我看不懂，因为它适应的是现在“90后”“00后”那套话语方式和表达逻辑。它真的在“微”文化领域里是成功的典范，它不需要我们这些年龄层的人去熟悉、去喜欢，这恰恰说明它可能对特定族群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微不微讲的不是篇幅的大小，而是讲它的文化属性的聚焦程度，这就是不同。它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要把一个分众化的内容、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做好的话，是需要用这种新的模式去发展的。

过去，我们的大众传播产品经常说自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但其实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做过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2010年，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纽约时报》的数据，表明《纽约时报》的整个费用支出中只有27%是用于人工成本，包括人的福利、工资、采访等。这个比例太低了，于是我就萌动了一个想法，我们国家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了相关数据，计算了4家报纸的人工成本在整体费用上的占比，《南方周末》的比例是18%左右，《北京青年报》的比例是16%左右，《人民日报》占比11%，《北京日报》占比9%。得到这个数据，于是我就知道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大众媒介之内，不要说什么创意产业，以人为本，其实永远都是渠道为王，大量的花费花在了渠道上。只有到了微电影、微视频时代，钱才更多地花在人员身上，拍摄只用很少一部分钱，传播几乎不花钱，这就是微视频、微电影、微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创意，所以它有很多不同。

巴菲特前年买社区报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他是花了8亿美元买了28家社区报，没有人注意到其实那家报团有30家社区报，他剔除了两家发行量在5万份以上的报纸。有人就说，发行量高不是说明这报纸办得不错吗？巴菲特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发行量大的报纸办得太像一般意义上提供公共服务的报纸了，而他要的是为人提供地方性、分众化服务的报纸。所以，我们的传统戏剧要想在未来互联网的空间里面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是按照过去大众传播的模式去振兴它、推动它，而是要用今天的微文化的方式去支持它、构建它，这才是它的出路，这就是我的回答。

听众：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目前这种对外国文化趋之若鹜，对自己国家好的文化却一无所知的现象？

喻国明：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问题，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西方文化里面有糟粕，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也有极其糟粕的东西。中国文化真的需要一个深刻的改变和改造，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能放开眼睛看世界，还是拘泥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腐朽框架的话，我们中国社会又要延续许多年才有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