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7月2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赵月枝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赵月枝

赵月枝，博士、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曾任中华传播协会（海外）研究主席，是《全球媒体与传播》的创刊主编之一，是十几本杂志的编委，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批判传播学说》的主编之一。因在传播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赵月枝教授被UDC授予2013年度达拉斯·斯迈思奖，也是2014年度国际传播学会埃德温·贝克奖获得者。

主持人：赵月枝老师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曾任中华传播协会（海外）研究主席，是传播学批判学派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因在传播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赵月枝教授被UDC授予2013年度达拉斯·斯迈思奖，也是2014年度国际传播学会埃德温·贝克奖获得者。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师演讲。

赵月枝：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是公益性质的讲堂，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进行交流。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城乡关系视野与传播研究》。

乡村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做一个小调查，请大家举个手示意我。请问在座的各位传媒学子有多少是直接从农村考上大学的？请举手。有几位同学是农村来的？请举手。不是太多。有几位同学的父母是农村的？请举手。有几位同学的爷爷、奶奶是农村的？请举手。全部都是。我再问大家，有哪些同学是不吃米饭的？就算有些女生不吃米饭，吃水果，可水果也是农田里长出来的。你也许说我的水果是从美国加州运来的，但是美国加州运来的水果也是农民种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研究城乡关系问题是一个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题目。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即传播如何影响社会权力关系，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传播，而城乡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传播权力关系。城乡关系问题是我们谁都离不开的问题，城市和乡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是一个互动关系。我们的身份就是靠这样的互动关系建构的。就像我们的身份也是靠东方与西方、白种人与黄种人这样的关系互构的一样。对国内来说，城乡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后，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农民的粮食，将工业品以高昂的价格卖给农民，以农民饿肚子为代价实现了城市的发展与国家的工业化。城乡关系也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权力关系，宪法规定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关系体现在宪法上就是“工农联盟”这个词语，城市的工人和乡村的农民是一个联盟的关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

而关于乡村的问题，我和吕新雨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老师提出了一种看法：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乡村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传统中国就是乡土中国。乡村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从三元里农民抗英到上海工人大罢工，再到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乡村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就像当年中国革命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乡村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也有人说，这样的研究是逆潮流。但是，有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里，并不意味着另一半人也要居住在城市里。而住在城市里的这一半人中，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且，现在城市已经拥挤成这个样子了，难道你们真的认为人口流动永远是单向的吗？2014年，《纽约时报》有篇报道（In China，“Once the Villages Are Gone，the Culture Is Gone”），这篇报道说的是一旦村庄消失，文化就随之消失。从2000年的370万个村庄到2010年的260万个村庄，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每天消失300个村庄。

另外，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突破点和对世界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的切入点之一，包括我们对新媒体的研究也需要城乡关系视野。城乡关系视野更是传播研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都市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局限，建立起自身主体性的必然要求。

传播研究——不管是美国的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研究——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主义偏向，这与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是在美国这个大学生比农民多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意义上的小农在美国非常少，美国农业都是由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主导的。可是，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现代革命也最终以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胜。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国情是如此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偏偏就把美国的传播学搬到了中国来，叫作主流。实际上，在中国，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非常核心的问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中国要强、富、美，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必须强，农民必须富，农村必须美。可是我们的传播学，由于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甚至研究议程，对这样的国情就是视而不见。即便是重新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播理论，也不能关照，更遑论针对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以及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和有9亿人口靠农业和农村生活以及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基本国情。西方批判学者聚焦工人阶级以及工人的阶级意识能不能形成，他们的理论是以19世纪的欧洲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为基础的。在北美，垦殖主义历史使农民问题被种族问题和城市贫民窟问题所置换和遮蔽，这里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更缺乏农村和农民的视角。然而，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是否应当重新看待农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同时，西方批判学者最感兴趣的中国2亿多的农民工，他们的主体意识很复杂，他们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客观上他们的户口都在农村，农民工的出现过程不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相类比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基于农民革命的社会主义传统，至今还声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或许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资源，或者说，新的主体性很可能是在新形式的工农联盟中产生。当然，在当代中国，新形式的城乡互哺关系和工农联盟实现的新形式，正是需要我们探索的。

中国传播研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问题意识，而不是西方传播学的附庸和浅薄的“本土化”版本，就必须有城乡关系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著名学者甘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唯有建立在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不妨说，当中国社会科学的成熟能达到基本把握‘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而又能与中国哲学和人文学传统达到高度互动之时，那也就是‘文化中国’有所落实之时”。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如何进行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研究。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充分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剥削进而消灭乡村的过程，乡村的生产要素被掠夺，随后被空心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叙事框架里，乡村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是城市的对立面，是落后、狭隘的，是要被抛弃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在文化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理想化和景观化处理。比如“乡愁”，乡愁旅游的发展就是例子，把农民的房子装修成豪华民宿让我们去住。这就是城市人在城里待久了，马尔代夫也去得不爽了，然后就把乡村作为后花园。

历史上，在城乡关系视野中，我们会发现传统中国有城乡互哺的社会结构。尽管我们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在古代都是国际大都市，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无论你做到多大的官，挣了多少钱，最终都要回到农村。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不是单向的剥夺和被剥夺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的互哺过程。当然，这种关系不是仅仅靠文化和传统就可以维系的。在皇权和土地都趋向集中，尤其是农民被剥夺程度加深的王朝末期，农民通过起义的方式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使之重新趋于平等。这虽然破坏了生产力，却改善了生产关系。如学者吕新雨所说，正是由于这种内生的城乡互哺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没有走上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的道路。

今天，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新十字路口，是走扩张性道路，继承大英帝国和美帝国的衣钵，去拉美、非洲殖民，还是走出一条在国内是城乡互哺、在国外是反对霸权的良性的发展道路，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传播学者回到城乡关系，从历史实践中发掘资源，还涉及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重大命题。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思路？我们传播“一带一路”是个什么样的思维？我们是以市场化的道路发展出默多克那样的媒体巨无霸，还是以另外一套思路发展与各国之间的传播？我曾在文章《重构国际传播秩序的中国贡献》一文里提出，在传播策略方面，尤其是在国际传播策略层面，关于软实力传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传播学者回到城乡关系，从历史实践中发掘资源，还涉及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重大命题。

中国近代和现代情形不完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致。走到印度的乡村、巴西的乡村，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的乡村跟别人的不一样。比如我家乡的“村通”做得非常好，不只是通信，还有道路。国家的力量还没有抛弃乡村，没有像美国那样把原住民赶尽杀绝。北美有一段时间就是把原住民的孩子，很小就送到技术学校，不让原住民传输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中国近代与现代的情形不完全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致，这得益于中国农民不屈的抗争和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中国革命的遗产。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凸显了中国不平衡的城乡关系，而中国传播体系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更是触目惊心。当然，与媒体的商业化相关的城市中产阶级视角，以及媒体教育者和研究者自己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更强化了这一偏颇。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不是说当年美国的主流传播学者，像施拉姆，不关注农村。实际上，“第三世界落后的农民”是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传播与发展”范式中的经典研究对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基于美国的冷战战略考虑。一部分由于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的胜利，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主流把如何防止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农民不再被贫穷所“赤化”，作为问题意识和学术政治指向。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媒体和传播技术扩散所起的“发展”作用，也即把第三世界农业社会最终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唯有这样，激进社会革命的根源才能被“消解”。

总之，传播研究的城市中心和西方中心倾向的深层表现，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完全忽视农村和农民，而在于他们的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与学术政治取向。所以，如果仅仅是现代化理论的应用，或者把当年有关电视的扩散如何带来农村现代化的论点平移到今天的新媒体和农村，那么，这种研究不仅没有多少理论创新的价值，还有可能强化现有理论范式的缺陷。

城乡关系视野下传播研究的理论资源与创新在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国革命遗产、“南方理论”，包括西方反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北美原住民理论家的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在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资关系的前提下，关注全球语境下的殖民关系和本国语境下的城乡关系以及生态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以此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文化与传播方面的理论基础，这是我的学术理想。

回到研究中的个人情感问题。我并非在海外过腻了“资产阶级”生活，需要回家乡做研究以慰藉自己的“乡愁”。城乡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传播学者（有意无意）不得不处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2015年缙云“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上做了《不只是乡愁，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学术研究城乡关系视野的世界历史和生态学意义》的演讲（2015年9月号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将出版此演讲）。我希望以自己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为框架，打通全球和村庄、国内（乡村-城市）和国际（边缘-中心国家）两个层面的分析，从而尝试做出一个海外华人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2014年，我们办传播周的时候，提出城乡关系视野下传播研究的15个议题——乡村文化与传播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和传播政策；城乡文化互动和城乡文化互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的文化与传播实践；“文化下乡”的可持续性与问题；乡村文化建设的在地参与性机制；新型农业发展中的农民主体性；乡村集体记忆与农民身份认同；传统知识、文化仪式与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乡村教育、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文化与传播；乡村传播中的性别与代际关系；乡村环境传播与生态文明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传播；“传播与现代化”范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新乡土主义”和传播研究学术范式创新。

接下来再讲一下我的学术实践。我很荣幸受聘为长江学者，并确立了“文化、传播与城乡协调发展”为长江学者项目。2015年春天，我在老家河阳办了“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此外，我带领跨国团队做了“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大型乡村调研，还建立了河阳乡村研究院。河阳乡村研究院是集学术研究、文化建设和人才培训功能于一身的民办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为己任，沿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开展多层面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和乡村文化建设实践。研究院以河阳和周边地区作为田野研究和国情调研基地，就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问题进行及时性、有针对性、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政策探索，力争通过把河阳建成一个汇聚“三农”研究前沿思想的科研教学高地和促进政府、研究者、乡村建设实践者相互协作的平台，从而推进河阳古村落的保护、更新和发展，进而探索农村发展与复兴的模式、途径。

河阳乡村研究院工作内容主要有：（1）乡村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以河阳和周边地区作为田野研究和国情调研基地，就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和农民主体性问题，进行及时、有针对性和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政策探索。联合其他学术机构，搭建以“河阳论坛”为中心的中、英文学术交流平台。（2）乡村口述史研究和书写：结合河阳的社会历史变迁，搜集、整理河阳各个历史时期富有代表性的口述史，并以影像和书面形式出版。（3）乡村教育历史研究和展览：河阳乡村教育不但体现了中国耕读文化的精华，而且凝聚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乡村与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通过文献研究、口述史等方式，书写乡村教育历史，并建立河阳乡村教育历史展览馆。（4）乡村艺术研究与发展：以研究、培训和咨询等方式，促进以乡村为主题和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学、地方戏剧、影视艺术和实用工艺美术的发展与繁荣。（5）乡土中国实习基地与培训：本着“两头在外”的基本运作模式，为国内外人才培养机构提供有关乡村文化、乡土文化教育和乡村发展的实习、培训服务。

当时在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上，我在发言中说道：“36年前，我离开河阳，背对农村，走向都市，走向世界。今天，我离开都市，背对西方，回到河阳，面对‘三农’中国。38年前，碧河人民公社草创的简陋的57高中，使我实现了读书梦；今天，河阳中学早已不复存在；我非常高兴能还给河阳一个简陋的乡村研究院，以此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河阳梦和中国梦。”

村中的一些父老乡亲早就在传言，我要回来办一所学校。虽然研究院不是学校，但是，我把它看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开放的、别具一格的学校。第一，它是我自己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回来接受家乡父老乡亲再教育的学校。第二，它是我把中外学生带到河阳来接受乡土中国国情教育的学校。第三，我希望它还是河阳人民在古民居保护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中进行自我教育和社区重建的一所实验学校。最后，我希望在河阳或中国的任何一个乡村见到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