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7月23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郑贞铭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郑贞铭

郑贞铭，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校兼任教授；《香港时报》董事长、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及新闻研究所第一名毕业。致力于新闻教育近五十年，有“台湾传播学之父”之美誉。曾荣获“中兴文艺奖”、“五四文艺奖”（台北）、“新闻教育终生成就奖”（纽约）、“美国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纽约）、“文化交流贡献奖”（香港）。著有《新闻原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新闻采访的理论与实际》《世界百年报人》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另有《岁月的笔》《热情老师天才学生》《无爱不成师》《桥》等随笔散文创作。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郑贞铭老师来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郑老师致力于新闻教育近五十年，有“台湾传播学之父”之美誉。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校兼任教授，《香港时报》董事长、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曾荣获“中兴文艺奖”、“五四文艺奖”（台北）、“新闻教育终生成就奖”（纽约）、“美国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纽约）、“文化交流贡献奖”（香港）。著有《新闻原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等30余种学术著作。掌声欢迎郑贞铭老师！

郑贞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非常高兴又重新回到我们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从第一届开始，我先后来过四届，去年因为我在台北有重要的事情没能来参加，今天我是专程为了参加本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赶过来的。

我在30年前，两岸开始交流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大陆，那时候是中国广播电视部邀请我。我在美国的恩师谢然之教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新闻界非常资深的人物。国民党的陈诚将军在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让谢然之先生担任台湾第一大报——台湾《新生报》的社长，后来他在台湾被称为“新闻教育之父”。为什么有这样的美誉？台湾最重要的三个大学的新闻系全部是由谢然之先生创办的，他都是第一任系主任。第一个是政治作战学校，当时校长是蒋经国，办的新闻系请他担任系主任。第二个是政治大学在台湾护校办的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也请的谢然之教授。第三个是1963年，中国文化大学创办新闻系也请他担任系主任。

你们现在知道的台湾世新大学当时还只是一个职业学校，当时台湾还有一种舆论，说应该把世新大学停掉，培养现代新闻记者，职业学校可以培养得出来吗？后来世新大学发展为专科学校，但把它关掉的舆论仍然没有停止。“教育部”那个时候就成立了5人委员会，我是其中的委员之一。我们讨论了很多，最后向“教育部”提建议，“教育部”说你们这个小组怎么建议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说，陈志伟先生，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报人，他的理想是办报。但那个时候台湾不能办报，办不成他就去办新闻职业学校，他为了创办世新大学，非常辛苦，有很大的理想，我说他辛辛苦苦办的一个学校，如果你把它停掉，他情何以堪？但是同时我们小组提出一个要求，世新大学如果要升格，陈志伟先生必须要把银行里的存款拿出来用于教学设备置办，用在学生身上，增加师资。陈志伟先生过世后，他的女儿陈嘉玲，即世新大学现在的董事长，她同意了。于是世新大学才改革为学院，后来再过几年学院又升格为大学。谢然之老师也参与了世新大学的创办。

我昨天到上海书局去买书，突然发现一本张闻天先生的书，我很好奇，马上买了，今天早上在家还在看。张闻天过去也做过共产党的主席，我对他了解不多，可是我知道他做主席的时候，他的秘书长就是谢然之老师。今天一大早我就看了几个钟头。

我讲这些闲话是为了告诉各位，为什么今天我会换了一个题目，我不再讲什么新闻传播，我今天想给各位讲的题目是《与大师在一起——寻找人生的智慧》，里面一定会提到好几个我们新闻传播界的前辈，基本上寻找人生的智慧是以我个人的一生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我所受到的教育，所获得的智慧来让我度过非常快乐充实的一生。也许这个过程，有些智慧，各位可以借鉴，可以参考。我非常幸运，我一生每个阶段都遇到贵人，贵人都给我智慧，而我也算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我对这些贵人，对这些老师，对这些长辈给我智慧的教育都敬谨接受，我都很忠实地照着这样的教育去过我的日子，过我的人生。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的内容基本是展示我个人寻找人生智慧的一个过程，以及我每个阶段所遇到的大师们给我的智慧。我希望用我这一生的智慧给同学们以启迪，作为你们的参考，你们现在正是最年轻有为的时候，你们未来的日子还长得很，在未来日子的每个阶段，你们就看看我在这个阶段是怎么过的，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开启你们的人生。

我今天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题目来向各位报告？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但是今天也是一个信息放荡的社会。今天的信息这么发达，可是却又众声喧哗，你要避免自己掉进信息的泥沼里面去，你要有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办法做出智慧的决定、选择。诚如我们中国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宗毓华小姐，在美国电视台做主播。有杂志采访她：“宗小姐，你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你有什么评论？”她说了10个字：“信息虽发达，知识却贫乏。”信息发达并不意味着知识发达，所以信息虽然很发达，真正的知识却很贫乏。这是20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在Time杂志上看到的对她的专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是有智慧，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警惕到今天信息的时代一方面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可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问题。所以，信息并不表示知识，信息更不是智慧，知识不一定是智慧。人一定要到最高层次才会懂得什么是智慧，而不是在这个放荡的信息的泥沼里面掉进去拔不出来。我现在要开始将我自己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所受到的智慧讲给各位同学做参考。

我是出身非常贫寒的青年。在我8岁的时候，我跟着妈妈还有我的兄弟们到台湾去。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外祖公把我们带过去的，我妈妈带着我们6个孩子在台湾讨生活。你们知道在台湾早期，20世纪世界大战末期，美军轰炸台湾，把台湾轰炸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所以我们到台湾的早期是非常辛苦的，我又没有父亲，妈妈带着我们6个孩子在那边如何过日子？我现在回忆到小时候的这段时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大姐常常跑到很远的地方挑水，挑回来我们家才有水喝，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柴，砍回来我们才有柴火烧，才能煮饭，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童年时候最大的记忆是我大姐常常讲的两句话——“弟弟，我们家米缸过三天又没有米了”。我听到妈妈在隔壁房间哭，等大姐出来我问她，妈妈为什么在里面哭，她说，“妈妈又在发愁你下学期的学费筹不出来”。这些都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可是我妈妈从来不把她的痛苦告诉我们，她给我们的教育奠定我今天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我今天把我妈妈给我的智慧归纳为几点，很重要的几句话，跟各位同学报告。我妈妈说：“与不熟悉的人分享是缘分，与熟悉的人分享是幸福，所以我们要爱，不但要爱熟悉的人，也要爱不熟悉的人，你跟他能够相逢就是缘分。”妈妈说我们人生有三件事是不能等待的：第一件事是读书，读书是不能等待的；第二件事是尽孝，尽孝是不能等待的；第三件事是行善，做好事是不能等待的。这些都是妈妈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有很深刻的记忆。所以，我想到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说的一句话：英雄不怕出身低，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金克木先生也说：多少的夫子出寒门。我很有志气，因为妈妈给了我们很多人生第一步的智慧。

到了小学，我读的是台北最好的一所小学——国语实验小学，碰到了一位好老师，叫张书林老师，他每天上课就拿一本意大利的名著《爱的教育》，每天讲故事，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每天我去上课，却感觉怎么一下子就下课了！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因为爱听他的故事。你们读过意大利这本名著《爱的教育》的话，你们知道里面充满了爱的故事，每篇都很动人，所以我非常感激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张书林。有一位现在国际上相当著名的作家叫聂华苓女士，她过去是大陆的中央大学毕业的，后来她到了台湾，很委屈地到中学里去教英文，教到我这一个班。她现在在美国，和美国一位大作家合作国际写作计划，很多作家应邀到他们那边去研究文学、研究写作，造就了很多人才。台湾还有一部她的电影在演，是聂老师写的一本书《三生三世》。我在文学和英文上的兴趣都是聂老师给我的启发。我到了高中就碰到一位很严很严的老师叫作陈介石老师，一天到晚要我们背《古文观止》，背那些中国古文学，第二天就要背，不背就要被打手心。

慈母式的老师和严父式的老师我都遇到了，而且这些老师给我不同的智慧。所以我今天对教育、对人生有一点点我自己的经验跟看法，都是得自于这些老师，还有妈妈给我的智慧。这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我人生第一个阶段，从我出生到20岁这个阶段大概所得到的智慧的重点。

我的家族大概每两三个月就要聚会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会请一些很杰出的人来给他们讲一些专题，讲完后全部家族的人聚会，所以我们的亲人非常亲密，互动很多。这个智慧我是从曾国藩的家书里学到的，曾国藩的家书谈到他的家庭和儿女。所以有时候我碰到大陆的青年，我心里会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大陆地方很大，很多同学离开妈妈离开家，一出来念书、做事，有时候一年只能回家一趟，还很辛苦。我就觉得很无奈，那么亲的家人，你一年只能碰一次，这不是太少了吗？所以，我办了这个聚会，是受自于曾国藩先生给我的智慧。

我还办了一个“二十四贤社”，我在大陆和台湾各选了12个青年，跟我有缘认识的12个青年，在台湾成立一个“十二贤社”，在大陆我也成立了一个“十二贤社”。我跟他们尽可能地聚会，至少两个月聚会一次，在台湾会比较多，也会请很多人来给他们上课，讲专题，推荐很多好书给他们看，大家讨论这两个月的学习心得，他们都很有感情，都变得非常优秀，大陆也一样。刚才说两岸交流我已经来过30年了，我到美国见到谢然之老师，他92岁，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他给我讲一句话，我终身践行老师给我的教育，他说：“贞铭，你要知道，两岸交流是历史的契机，你回想50多年前两岸的紧张情势，我们还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吗？今天有机会两岸可以交流了，这是历史给你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谢老师说：“我现在已经92岁了，无能为力了，我的体力不行，你这个年龄正好，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到大陆，到现在为止，我访问过的，演讲过的，开过座谈会的大学至少有100多所。我在大陆认识很多教授，很多年轻的好朋友，都变成忘年之交，我们经常联系。我把这当成我的使命。所以我在大陆每个地方都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我们也常常见面。

大陆，我很依恋，我也很珍惜跟大陆年轻朋友结下的缘分。上一次我在复旦大学讲课结束后，有一个同学跑过来说，郑教授，我将来能不能给你写信，跟你结缘？我说可以啊，他就要了我的名片，他也给了我他的手机。他昨天专门跑来找我，给我的感触非常深。他19岁，非常懂事，谈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有见解。我看了这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虽然他只有19岁，但我们沟通得非常快乐，非常愉快。

对于“十二贤社”，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构想？是因为我受了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当年在湖南讲学，收了40个徒弟，每天亲自教他们，亲自批改作业，晚上学生写的东西要改到一两点钟才睡觉。但他都是提倡一些新思想，所以当时湖南不允许他再待下去，要把他赶出去。有一天晚上，40个徒弟到江边给他送行，其中有一个年纪最小，十六岁，姓蔡。梁启超先生说，我们师生两年，今天要分开了，我很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也没有礼物送给你，我现在看看，我发现你那个名字还不够好，我就送你一个名字吧，作为我们临别的礼物。这个16岁的小孩，梁启超送他名字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云南起义的蔡锷将军。

我自己一直有个信念：英雄出少年。我在大学教了53年，我现在还在教，我现在还在文化大学研究所上课，我跟别人讲，我在大学上课教书，有不一样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我到大学来是来开人才矿的，我相信大学里一定有很多人才，我不是来开金矿银矿的，我是来开人才矿的，我来发掘优秀的青年，发掘人才。今天我的学生，不夸张地说，真的是遍及世界，包括台湾媒体界什么报社社长，什么电子公司总经理，很多都是我的学生。我刚刚讲到19岁复旦大学那个孩子，他告诉我他学习成绩不是最好，可是我看他谈话的内容跟他对问题的剖析头头是道，口才也很好，仪表也很好，在我心目中，这是人才，这就是有希望开采出来的一个人才，这是我的信念。我对“十二贤”，我说人生十帖，你要把握你的人生，你要记住这十帖，人生最重要的，你要去掌握去领悟。

我开始要讲到我的第二个人生阶段。我进了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开始受到大学教育，这是我人生智慧的第二个阶段。我非常幸运这个时候碰到许多大师，中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我们那时候的系主任王洪钧教授，他是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回来的，他对青年充满了热情。在他23平方米很小的家里，每个礼拜都挤满了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才华是非常高的。他那个时候做记者，采访了胡适之先生、于右任先生，他都受他们很大的影响，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新闻记者，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才华很被赏识，在政大做新闻系的系主任，没到两年就被台湾“教育部”请去做“文化局”局长，做“高等教育司”的司长，掌管全台湾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可是他那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青年接棒运动》，他在文章里认为，国家要有希望，就要培养青年，要鼓励青年，要让青年接棒，不能老是你们这一批老人家霸占着位子不让青年们出头。所以他写了这篇《青年接棒运动》，结果把一些在政坛上很有势力的老人家得罪光了。所以他的“文化局长”“高教司长”的职务全部被免掉了。所以王老师那个时候常常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贞铭，我是政治的孤儿，我希望为你们青年争取机会，可是我没有很雄厚的政治背景，没有人声援我，所以我一提出青年‘接棒’，他们就认为我在煽动青年‘抢棒’，所以我是政治的孤儿。”王老师后来就终生从事新闻教育。他在这个阶段给我最大的智慧就是这句话，“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君子跟小人就这么不同，君子只要定了一个志愿，我就一辈子为了我这个理想志愿去奋斗，立的是一个恒志，而小人就是一天到晚立志，立了不到三天又变了。王洪钧老师这句话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给我这个智慧“君子立恒志”，我一生受他的影响很多。王洪钧老师有一次写信给我，中间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最根本的当从抱负着手。若为了个人荣辱、顺逆之境皆无意义，应该以‘为天下师为志’，则胸襟自然开阔，气度自然不凡，力量自然产生。”这段话的智慧我终生受用。王洪钧教授在台湾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新闻界教育的领导者。这是他跟王师母在旧金山招待我，我们在餐厅门口照的一张照片。后来王老师很不幸在旧金山突然心脏病过世，我从台北知道这个消息，立刻买了飞机票第二天就赶到旧金山去，送老师最后一程。这是我跪敬王老师的一个镜头。我现在想，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做这个决定，赶到旧金山送老师最后一程，那我一辈子都于心不安。所以这张照片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我有54本著作，这本是我很早期的，叫作《新闻采访的理论与实际》，这本书在台湾到现在都还在卖，畅销了几十年。那我为什么要秀这本书，给各位同学看看这本书的序言，我把王老师给我的教育写在了这本书的序言，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话，以“为天下师为志”，不忘老师的教诲。王老师让我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目标，我个人也同样信仰这句话，他说机会是最好的馈赠，我们若是诚心诚意地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给他机会，发挥的机会，表白的机会，去爱和被爱的机会，展现自己、肯定自己的机会。所以我再告诉各位朋友你一生最应该感念的人是谁，就是给你机会的人。我昨天晚上跟那位19岁复旦的学生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讲到这段话，我说现在很多父母不知道，以为给钱就可以了，给钱并不是最好的爱他的方法，而是鼓励他，给他机会，让他去发挥。钱只是单程的，不是双向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不是说无穷尽地给他钱，你以为给他钱他就满足了，这不是最疼爱他的方法，而是鼓励他，给他机会。这是王老师在我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给我的影响重大的人生智慧。

后来我念政治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我的所长叫曾虚白教授，这是台湾新闻界顶尖的人物，他活到100岁。他那个时候在上海办《大美晚报》，非常畅销。那个时候上海流行一句话，“《大美晚报》，吃饱睡觉”。你不看他的晚报，你晚上就睡不着觉。可是后来为了抗战，他牺牲了他自己的事业，他为政府做国际宣传工作。那个时候他知道我们中国要跟日本抗战，凭我们自己的国力是不够的，一定要争取到很多国际上对我们同情的力量，所以他决心去做国际传播，国际宣传。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宋美龄女士去美国国会的演讲，那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次演讲，美国国会议员在下面听，听完之后全部起立向她致敬鼓掌，从此人家才知道原来你们中国在进行这么一场如此艰苦的值得我们支持的一场战争。过去的国外都是重欧轻亚，东方这边的事情他根本不理你也不睬你，也不会支援你。所以我这几天在电视上看到抗战八年的纪录影片，不管是淞沪战争，武汉战争，台儿庄大捷，南京大屠杀，看的一幕一幕真是惨不忍睹，那苦难的日子，日本凭什么能来侵略中国？可是我们没有声援，曾虚白老师就是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知道过去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什么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形象？那个时候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是抽鸦片的瘦弱不堪的东亚病夫，女孩子都是裹着小脚。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国际形象吗？我们在民国13年之前，没有自己国家的通讯社，我们所有的新闻都是由日本的共同社发到全世界的，那个时候日本就已经准备要侵略中国了，所以它先丑化中国的形象，我们没有自己在国际上发言的舞台和声音。这些年大陆很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就是话语权。

曾虚白老师了不起，他92岁开始写回忆录，写到96岁，他有一阵子身体不好，医生不准他写，他说你不准我写，我活着干什么，我的生命没有意义。后来医生看他的病况有改进，就说好吧，我同意你写，可是你一天不能超过1000字。因为写回忆录是一个很伤神的事情，你要想到过去很多很多。有一年大年初三我去他家拜年，我印象非常深刻。曾老师那时候95岁，他看到我，拿出一张稿纸，摊开，手上比着这么一个动作，老人家就像孩子一样，好可爱的一个动作。他说：“贞铭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瞒着医生每天写2000字。”那一幕我印象太深刻了。曾虚白老师写到96岁写了60万字，得了很多奖，他把所有奖金拿出来成立曾虚白基金会，现在台北有一个很重要的奖——“曾虚白新闻奖”，这个奖在台北就像普利策奖在美国一样。所以他们都是树立典范的人。他作为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当时有一个节目《谈天下事》，每天他自己写稿自己播，十九年如一日，这样亲自写亲自播的节目播了19年。记者问他：“你做过‘新闻局’局长，做过广播公司副总经理，做过‘中央通讯社’的社长，做过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办过《大美晚报》，做过国际宣传部的副处长，这么多的职位，你觉得什么事你最得意最光荣？”他说：“那些职位都没有什么，我就是个记者，我一辈子都是中国的一个新闻记者。”这个记者精神对我们启发非常大。所以这个真的是所谓“精师”“仁师”，他本人站出来就是一个典范。

我当兵做早期军事记者的时候，每次我从松山机场出发去金门采访，“国防部”准备了破烂的飞机送我们去，且要求我们都要在松山机场签个名，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飞机出任何事情跟“国防部”无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到前线去采访，心中都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当时，蒋经国先生最重要的一位干部叫王升，他是国民党上将。他有一次请我跟毛树清教授去金门做巡回演讲，飞机飞到一半，发现不明飞机，结果不敢飞去又折回来。你们知道蒋经国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学生，蒋经国做过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第一届有两个最重要的学生，一个叫作李焕，另一个是王升。李焕也是我的老师，我等一下会提到他。

我从出生到我研究生毕业，这些经历和老师给我的智慧，到今天为止，我还是非常相信下面这几句话：天道酬勤，一个人要努力，要勤快，老天爷都会帮助他。我也相信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人要经得起考验。我也相信，士为知己者死。能够栽培你的人，赏识你的人，教育你的人，就是你的知己，我们要报答。所以，剧作家曹禺先生讲过一句话，他是作家，应该死在写作台上。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民俗专家，林衡道教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像一只垂死的天鹅，坚持动到最后一刻。”很多好朋友问我，你这么大年纪，干嘛要那么辛苦，到处去办大师讲座。我说我就是林衡道的这个想法——一只垂死天鹅要舞动到最后一刻，贡献到最后一刻！

我真正从事新闻教育，是从26岁开始。我在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以第一名毕业。我的老师王洪钧教授，要留我在政治大学，我也愿意，我说应该要为母校服务。可是这个时候刚好张其昀先生在台北创办了一个新的大学，叫作中国文化大学。他请我的老师谢然之教授做系主任。那个时候谢老师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部长，又是新生报业的董事长。他说没有时间。张其昀先生告诉他，我们要借助你的声望，我们知道你很忙，没有关系，你去找一个年轻人，一个你赏识的年轻人，让他到这个系。谢老师就让我去文化大学。文化大学我也很憧憬，因为张其昀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他在台湾做过“教育部”部长，也做过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秘书长。那时候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整顿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请的第一个秘书长就是他。他过去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长，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我对他的创校理念非常认同，我也很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创业，所以后来我说我没有意见。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你们认为我应该去哪个学校，我就去哪个学校。我留在政大可以，去文化大学也可以。后来我去了文化大学，为什么？因为谢老师是王老师的老师。所以王老师说：“既然谢老师要你去，那我们尊重他吧。我们政大想留你也留不住，那你就去吧。”所以我就到了文化大学。我一待就是53年。在文化大学，我创办新闻系，创办广告系，创办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传播学院，所以文化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可以说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把所有时间都拿来讲文化大学这一段可能都不够。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有太多可以讲给你们听的故事，但我今天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第一届碰到一个学生叫高信疆，你们喜欢文学的同学可能听过这个名字。这个人在台湾被称作“纸上风云第一人”。他也被列入这本百位大师里，是我的学生。在他大一的时候，我规定学生要做个作业，结果他在作业最后写了两句话，他说：“老师的冷漠是我们心灵永远的痛。”我看到这句话，我整个人震撼到了。我说一个19岁的孩子，怎么会写出有这样思想的句子呢？我就想，这些孩子进了大学，对我们大学抱有多大的期望。今天，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对学生没有热情，学生所有的火焰就被你熄灭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学生，怎么对得起家长，家长把他的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你。我那时候20多岁，在看到他那句话之后，我发誓，我要做一个热情的老师。当然，我后来也对少数不是那么用功的学生反问了一句话，我说：“老师的冷漠是学生心灵永远的痛，那么你们学生的冷漠是不是我们老师心灵永远的痛呢？如果我真的给你热情，你有那么大的热情认真学习吗？你也这么冷漠啊，同样也给我们心灵永远的痛啊。”所以那时候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热情老师，天才学生》。这本书是畅销书。后来福建教育出版社把我这本书出了简体字版。

在文化大学的53年新闻教育中，我的创意非常多。我27岁当系主任，当时是台湾最年轻的。我就想我可不可以跟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谈合作，每年交换学生。让别人看来这有点儿痴人说梦，因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百年名校。可是我竟然勇敢地跟院长讨论，没想到竟然同意了。所以文化大学在那时候就跟密苏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每年送学生出去，作交换学生。那些学生现在在台湾都是电视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已经非常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都要不断地勇敢尝试，不要怕失败，而且不断地去创业，不断地实行。我也曾制定一个制度，叫作每周召集演讲。每个礼拜一定请一个新闻界重要的人来演讲。后来很多学生告诉我，他在学校受教育最大的演讲就是每周的演讲。我们实行每月月记，你们没听过吧？我们中学时代是周记，大学要写月记。一个月要写一篇学习心得，这个月的生活或者你对系里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写。后来很多同学的文笔，还有对问题的观察力、敏锐力，以及他敢于去谏言的这种勇气都从这样的一个制度中培养出来。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写的东西被选到中学课本里面，题目叫作《雅量》。现在台湾的课本还有她这篇文章。后来她在美国旧金山做《世界日报》的社长，旧金山市长宣布我们每年的某年某月某日为“宋晶宜日”。因为她做社长办了很多文化活动，做了很大贡献。这是很高的荣誉。她就告诉我，她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养成了每月写月记的习惯。所以年轻的时候你要不断地给她机会去尝试。这个孩子将来发展会怎样，都是有迹可循的。走过必有痕迹，现在宋晶宜社长已经在美国退休了，现在在北京，办了一家咖啡店，在西单最热闹的地方。这个咖啡店不只是去喝咖啡，在那里面有新书发表会，有作家的演讲会，有画家的画展，有很多艺文的活动。虽然她已经退休了，但她仍然非常活跃，这都是从当年各式各样的制度里培养出来的。美国纽约一所大学给我一个新闻事业特殊贡献奖。我因为心脏病没有去美国领奖。我很纳闷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奖。它在纽约，我也没在纽约，也没做过什么事，也没什么贡献。后来他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奖，华人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世界日报》对华人社会的服务。在纽约，在旧金山，在洛杉矶，在温哥华都有《世界日报》。后来他们发现说，美国的世界日报报社有四个社长都是你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么多有益于当地华人社会的工作，是受了你的教育的影响，所以这个荣誉要归给你。我自己也蛮意外的。所以我常常说，走过真的必有痕迹，你去耕耘，不要去想得到任何的报偿，到时候水到渠成它自然会来，你只要尽量努力去做。

我们学校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他做过很大的官，他85岁过世之前交代我们：“在我的墓志铭上，你只要写三件事情。第一，中国大革命的创办人；第二，中华五千年史的作者；第三，全神教的倡导者。不要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教育部’部长，做过什么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这些官衔。”我把张其昀先生比作美国的杰斐逊总统。杰斐逊总统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是很伟大的一个总统。他提倡新闻自由，他死的时候说不要写我做过总统，写三件事就好了。第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二，美国《自由法案》的起草人；第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换句话说，像总统这样的光环，在他的心中没有什么地位，还不值得放进去。我觉得伟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思想上非常超脱。

我一生里对我启发的人还有蒋经国先生。研究生毕业因为经济原因，没法出国。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蒋经国先生派我去美国巡回3个月，跑了7个州，所有重要的媒体，包括ABC、美联社等都去过。那3个月对我一生启发非常大，奠定了我怎么去办新闻教育。传播学之父告诉我：教育最大的目的不是给学生谋一个职业，而是让学生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方向。哥伦比亚大学的院长告诉我，新闻不是一个职业，甚至也不是一个事业，是终生理想奋斗的目标，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经国先生有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没有问题青年，只有青年问题。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青年人要读好书，中年人要做好事，老年人要做榜样。

左宗棠先生说过，做一个人要“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就平处坐”，不要贪图虚荣，过一般的生活，不要贪婪；“择高处立”，站在高处看问题，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蒙蔽了眼睛；“向宽处行”，才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

主持人：下面是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郑贞铭老师。

听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知识并不代表智慧，现在的人也在不断寻求智慧。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人也在用非主流的方式获取智慧，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门派，瑜伽、禅修、密宗、成功学、应用心理学、催眠技术等，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难以寻找到踪迹，同时这些也被冠以唯心主义的“帽子”。我想问郑老师您对这样的学习方式有什么看法？

郑贞铭：简单来说，我们还是要向大师学习，每一个大师都有他的智慧让我们去学习，比如弘一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