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5年10月15日18：00～19：30

访谈人：张其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被访人：金婉仙（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嘉定工作站菊园新区社工）

【人物小传】

金婉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研究生毕业，注册社会工作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现任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嘉定工作站副站长、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心理帮教服务研究会会长、社会工作督导、菊园新区社工点一线社工。从事司法社工十余年，由于其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方面提供的出色专业服务，曾先后被评为中国社工协会2012“年度中国最美社工”、2014年度“上海市十大社会工作突出贡献人物”。

【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简介】

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以下简称“新航”）成立于2004年2月，是一家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为上海市司法局。业务范围是为本市社区服刑人员和五年内刑释解教人员提供专业服务。目前在上海市13个区（浦东、奉贤、松江除外）设立有工作站，并在所属街镇设立社工点，聘用社工400余名。机构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为服务宗旨。1532545

新航的成立，与上海市委在2003年提出的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目标密切相关。当年上海市政法委即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牵头组建了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和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以下简称“自强”）三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分别接受市矫正办、市团委和市禁毒委的委托，从事社区矫正人员、“失学、失业、失管”社区青少年和药物滥用人员的相关社会服务工作。三个组织的运作模式是统一的，按照一定的比例，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的安置帮教人员、问题青少年、禁毒人员的人数来配备社工，服务遍及整个上海（王名、乐园，2008）。新航也由此成为上海最早一批承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机构之一。

张其伟：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包括您自己和您所在的机构。

金婉仙：我的名字叫金婉仙，是一名司法社工。我所在的机构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目前，我既担任嘉定工作站的副站长，又是菊园新区社工点的一名一线社工。

我们机构主要做的是向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帮教、心理援助等。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四类人群，分别是管制人员、被判缓刑人员、假释人员和监外服刑人员。

张其伟：新航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金婉仙：大概是在2003年筹备成立的，当时上海市政法委同时试点成立了三大社团，分别是“新航”“阳光”“自强”。三个机构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自强”关注的是吸毒人员；“阳光”主要服务的是三失（处于失学、失业、失管状态）青少年，他们在16岁到25岁之间；我们“新航”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服刑人员，当中既有青少年，也有部分的吸毒人员，可以说是囊括了三大机构的服务对象。

2004年2月新航正式成立，第一批工作站大概是集中在五个城区。而嘉定区的分支机构正式成立要等到2004年8月，机构向各区县推广的时候，我们才招收了第一批社工。

张其伟：关于您的报道中，都提到了您30多岁时辞职来从事社工工作，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您进入这一行的最初感觉是什么？

金婉仙：我之前是在国有企业担任团支部书记，负责业务管理工作。当时，我是全厂唯一一名大学生，所以领导对我的期望很不一样，要求也比较高。然而，我对这样的期望并不是很适应，而自己对人际交往的处理很多时候是有所欠缺的，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导致我在单位里待得有些郁闷。当时就在想，这样继续做下去可能要把人给憋死了，也许去寻找一些新的机会会更好些、更能实现自我价值吧。

然而真的走出来，发现机会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抓住的，于是我就想着，要去继续读书。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选择，2003年12月我去读了心理咨询师，当时在上海应该算是第三批。那个时候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利用双休日去进修，周末两天都得7点出门，赶去上10点的课，到晚上9点再赶末班车回来，就这样过了半年，我完成了学习，成为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004年6月毕业后，我就进入了现在的单位。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和在厂里工作时比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二。以十多年前的眼光来看，这（放弃高薪职位重新择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应该说，这和一般重新求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其伟：为什么在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后，您会选择成为一名司法社工呢？

金婉仙：在当时来讲，（上海的）心理咨询师才是第三批，人数很少，大家都在思索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能找得到人谈话。要是不能谈话，学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大有用的。

当时区里正在招司法社工。所以说人啊，命运是一刻就能决定了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想，司法类社工，起码它是属于政府的工作，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工作；另外，社工是有服务对象的，在工作中能够找到对象来谈话。我就想，那我就去做这个谈话工作，还可以一步步积累经验。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感觉人生处在一个很无望的状态，百分之八九十的亲戚朋友不能理解我的决定。现在看来，那时可以说是有点破釜沉舟，如果回到现在，我可能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在新航当时招收的400多名社工中，我是唯一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张其伟：新航第一批就招收了400人吗？

金婉仙：不是，这是后来又扩展了的，首批五个区人并不多。

张其伟：原来是这样。那么，司法社工这项工作，您觉得主要有什么特点？

金婉仙：这要从我刚入职时经历的培训说起。2004年6月我参与了招聘考试，随后得到了这份工作。那个时候来的社工，有我们这样社会招聘的，也有公安、教育局出来的人。7月份机构就在青浦组织了一次集训，然后8月份我们就上岗了。

在集训之前，我们对社工都是一无所知，包括我本人，以前学的是经济管理，也没有了解过社工的情况。当时，由华东理工大学的张昱教授、费梅苹教授、朱眉华教授给我们上课，第一批的试点社工也给我们分享了社工是怎样的、要怎么做。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张昱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社工不做困难的事做什么？”我觉得，那句话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卡到了我的脑子里面。

社工的本质，就是要做个案。当然其他东西也会做一些，但是根本的、骨子里的东西，是做个案。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提供专业服务。现在我们在面对那些服务对象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管理他们，那与政府专职人员的工作是存在冲突的，也不符合社工岗位的伦理和价值。社工的工作，应该是与帮扶对象平等地坐在一起，倾听他的诉说，了解他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面临的困难，是一个陪伴的过程，是协助帮扶对象顺利完成这个生命阶段。我还能为他链接资源，让他去完成这个人生阶段所面临的任务。

经过社工的专业服务之后，帮扶对象所遇到的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虽然他被判了刑，当然是件不好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判刑，没有经过社工的帮助，他可能无法想到生命还能有不一样的色彩。我们对他们的心理建设是：一定要把他们现在面对的人生这个坎，转化为能让他们将来人生走得更好的能量。其实就是给到了一个人文的关怀。让他们从仇恨社会变成认识社会，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造成的后果，让他们去面对现实。至于将来要怎么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的倾听、陪伴、开导，去让他们思考。经过我们的工作，服刑人员有了对人生的新认识，生活变得更好。

有很多的经济犯罪者，社工会让他们明白，如果现在问题不被发现，以后可能会遭遇更大的问题。他们以后可能不只是在社区服刑，而可能要去监狱里服刑。

在向对象提供服务方面，司法社工主要有三大方法。首先，最主要的是个案，一对一的服务。其次则是集体的、小组的方法，比如我会通过集体学习还有讲座，来让服务对象得到一些收获。最后则是社区层面的，比如我们曾经组织帮教对象作为志愿者到嘉定区的“阳光之家”去为残疾人提供社区服务，同时还参与了一些社区融合主题的活动，由我们的帮教人员表演自己编排的小节目。通过这些活动，我们的服务对象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更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些方法都不是靠别人教的，都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慢慢体会到的。这个工作本来就没什么方法模式上的东西，都需要一点一滴地总结。

张其伟：您在与服刑人员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等群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什么特殊的体会吗？和跟一般人接触有什么不一样？

金婉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平时和人打交道，只要稍微注意就好了。但是跟这些帮教对象呢，他们本身就最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不过是犯了一点错，别人就把自己当罪犯什么的，他们的内心是有这样的担心的。其实我们社会给到他们的，也是这样的眼光。而社工的不同，大概就在于真的会牢牢记住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平等、接纳、助人、自助，不是把这些价值当作口号，而是在语言和非语言的举止上，包括语气、语调上都格外注意，让帮扶对象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被当作普通人来对待。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对待这些帮扶对象，就是跟对待学校里的差生一样，可能他们学习差，但他们并不是坏人；同样，可能他们犯罪了，但我在内心里还是把他们当一样的人，当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这真的是我的内在想法，我在去和对方接触的过程中就能以这样的形式要求自己，能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内心，这种感受是有力量的。

平等交流的结果，就是很多帮扶对象会把我当自己人，会觉得我是能感同身受他们经历的人。有的帮扶对象在找到工作后，还会专门给我打个电话，这就代表了他们对我的认同。

从心理学上讲，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关注，每个人也都希望被当作平常人对待。当你和服务对象聊天，慢慢把这些感觉传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这个社工是真的来帮他们的，就会心里有温暖的感觉。

但同时，我们跟这些服务对象的关系也是有界线的。我经常会跟他们说，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打我的电话，这是我的工作，但我没法保证能答应他们所有的要求。我只能保证一点：即使我做不到，也会给他们一个回应，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不行。所以我的回应率是百分之百的，但我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因为我不是保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助人自助，让对方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帮他们做所有事情，这是很多社工容易犯的错误。也有很多志愿者的专业性不足，会很容易犯这类错误。

张其伟：所以这个界线并不是很好定义的，对吗？

金婉仙：有些对象的人际交往的范围很小，跟社工接触之后，他觉得跟我很聊得来，有时就会在晚上8点打电话。问他有什么事情，就说只是想聊聊天。那对不起，我会告诉他有什么事情到工作时间再说，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是不合适的。如果真的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我会告诉他直接打110，因为社工是不可能陪伴他24小时的。

界线概括起来就是“像朋友而不是朋友”，一定是这样的。

张其伟：所以和帮扶对象很难成为朋友，是吗？

金婉仙：从专业咨询角度来讲，的确是不应该成为朋友的，如果跟对象成为朋友，这个咨询师是不合格的。这是一条高压线，和职业道德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在工作中的保密原则一样。当然，如果是在项目结束之后，还是有成为朋友的可能。但我认为，总体上来说，这种情况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比如我们的很多帮扶对象都是老板，他们会经常想请我们吃饭，然后还会带一些礼物过来。这种情况我会礼貌地拒绝，并且告诉他们，没必要这样做。如果想表达感谢，有两个方式：一是对我们帮教期间提出的建议和规范，尽可能地去执行；二是如果有能力的话，希望他们帮忙宣传推广一下我们的服务。而吃饭什么的，我们一去就很容易破底线。我觉得想在这个行业工作下去，底线还是要坚持的。

经常有对象会找我们借钱，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借，他下次还会来；如果我借了，不仅对方不会还钱，可能下次也不会再来了。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原则，哪怕是10块钱也不借了。

我觉得社工这个职业，一定要把专业性抓住，“紧箍”一定要戴牢。当然这都是我的个人体会，说的也不一定对。

张其伟：没事，我觉得社工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个人风格的工作，很难总结出太多可供别人去效仿学习的东西。不过您的经验应该可以拿出来推广一下。

金婉仙：哈哈，没有没有。

张其伟：除了帮教人员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特殊群体是您主要服务的对象呢？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生了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金婉仙：这个呢，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我基本上是嘉定第一位拿证的心理咨询师，在菊园社区逐步做了三四年之后，社区、街道对我都有了基本的认可，有时候街道就会请我去讲课。讲课之后呢，影响力还会逐渐变大。

影响力上来后，慢慢我就进入了一些和本职工作搭界的领域工作——最开始是邪教人员的帮扶。这一块是由综治办管理，不是我们司法所管理的。我们这些社工，人事这一块是政法委管的，而业务这一块是司法所管的，很复杂。

张其伟：“综治办”，就是综合治理办公室对吧？

金婉仙：对。影响力扩大之后，综治办就觉得，我在他们这一块业务领域也是能发挥作用的。于是2008年，他们找到我，说：“金老师，我们这边有个邪教人员，刚刚从监狱出来的，不在菊园，但想转入菊园，您能不能介入一下？”他们也不想再另外找人了，毕竟这个工作政治性和保密性比较强。

于是从2008年我就开始做这项工作，做了嘛，就要到区里去汇报。领导一听，“你这个方法挺不一样的嘛”。因为过去他们是用的退休老教师做。而我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几年的积累，已经比较专业了。我的汇报会从对个案的预估、评价入手，给领导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其实在当时，别的区县已经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参与这项工作。领导看到我是心理咨询师，也在这方面有些专业特长，就让我长期做这项工作了。这就是我最早参与其他领域的服务。

后来，我的服务对象范围就一直在扩展，包括失独家庭、残疾人等，还有一些信访人员。在这个扩展的过程中，有人问过我：“你是接私活吗？”但其实我做这些，都是领导从需要的角度出发请我去参与的，并不是我本人要去做，所以类似的误会也就慢慢解除掉了。

近几年由于参与了区妇联的“相约星期三”活动，我跟妇联系统也有所接触。2010年3月，“相约星期三”工作室正式成立，我也作为主要发起人承担了一定工作。从去年开始，在多年的志愿服务之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项目启动，区妇联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些合作了很长时间的人。于是我们开始承接反家暴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这个项目是由我作为区妇联的志愿者联合上海心翼家庭社工师事务所一起向市妇联承接的。这个事务所也主要是做妇女儿童服务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我最开始的本职工作。在这些项目中，我主要是负责策划、拿项目，然后在过程中进行项目督导以及一些项目管理工作。

张其伟：所以您现在更多是项目管理人员？

金婉仙：嗯，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哪里的人。有人认为是妇联的人，有人以为是政法委的人。但我始终还是说自己是新航的一名社工，这个身份是跑不掉的嘛。

张其伟：对于您在工作中获得的荣誉，包括中国社工协会的“年度中国最美社工”以及“上海市十大社会工作突出贡献人物”等，您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呢？

金婉仙：对于荣誉，我是有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就是为了荣誉而工作。其实，荣誉不是一步登天获得的，都是从小事积累起来的。我对荣誉的看法是，荣誉就像银行存款的利息，有最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本身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已经像银行里有了一大笔存款，很让人快乐了。

我也曾经获得过“十佳志愿者”的荣誉，我发现和我一起获奖的一些志愿者老师，他们走得有些偏。很多人为了去争取荣誉，家庭都不要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很感激自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可以慢慢地对生命有比较完整的看法。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荣誉已经不是我工作的动力来源了，我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以及全身心投入之后的收获感才是。

对新社工，如果他们有问题要探讨，我都很乐意参与。这个行业，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冒尖就可以，要整个行业一起发展，行业要靠所有人一起做起来的，不是靠吹起来的。政府对社工的期待，是要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只有他们能看到这个行业所产生的成果，才会为之埋单，社工机构的存在才有价值。这是一个实务性很强的工作。

所以你看，你们联系我，我一点没有客套，我觉得就是需要为这个行业去表达，来说出我的看法。

张其伟：嗯，很对。我注意到，您担任了新航总站社区心理帮教服务研究会的会长，并曾在好几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您是如何对研究产生兴趣的呢？平常会抽出专门的时间开展研究工作吗？

金婉仙：不是兴趣，而是看到很多东西，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这与我的督导也很有联系。2005年、2006年开始我在社工当中做团体，2008年开始在帮扶对象当中做团体。这些项目的策划书，我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老师去督导的。做小组的时候，我想请张昱教授来做导师，张昱教授又推荐了费梅苹教授。结果在他们指导下，项目拿了民政局一等奖。有了这些项目成绩，我才能评上“中国最美社工”，也包括后来的上海十大社工人物等，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本。

我觉得，写文章主要是因为做了的事情要有记录和思考，也希望未来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能够做得更好。这也造成了我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只有做了的东西才能写出来。我没办法写一些完全思考性的东西，只能做了、想了再写下来。

上师大的沈黎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看到哪里有评选，有机会就去投稿，现在的社工方面研究水平很有限，只要投一般都能中的。我听了他的话，就抓住机会经常投稿。关于这个事情，我也是有想法的。有的社工说，我做这个事情要低调一点，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没有到低调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做了，你可以去高调，你不敢高调是因为你没做事情。所以我觉得行业还没有到低调的时候，需要大家去展示：社工是做什么的、社工可以做什么。写文章是一条表达自己的路径。

张其伟：刚才您提到的“相约星期三”工作室，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这个与您在“新航”总站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

金婉仙：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问题我有去思考过，但从来没有仔细整理。这么说吧，在新航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工作对象的挑战性是比较弱的。因为对方都是被动来的，是没有办法才过来的。

这个工作室是2009年受区妇联邀约开设的，当时我们也通过区里面管我们的政法委，通过政府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去做志愿者，政府是认可的，因为整个都是帮嘉定区做事情嘛。

和“新航”工作的不同，在于工作室这边的对象都是主动求助的，跟我们（“新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疑难个案。在这个参与当中，我的专业能力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很多事情，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做，做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还有点水平可以去把它拿下来。有的对象，三天三夜不吃饭的都有，别人去都做不下来，我去一开始也没有做成，我就准备走了。后来对方社区的人告诉我，这人还是想当金老师的帮扶对象，我再去，就成功把她拿下来了。如果没有妇联的这些个案，我成不了今天的我，获得不了这么多荣誉，因为这当中疑难个案的比例增加了好多。

其实我在外面多做些事情，反过来也是对“新航”的报道宣传，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是以“新航”社工的名义在参与。在妇联里，我也始终保持着志愿者的身份。

这个平台（“相约星期三”）最大的优势，是将全区的心理咨询师聚拢在了一个平台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习，你就不是你自己，你的外延又扩展了。妇联也会提供培训机会，这些机会我又可以运用到“新航”的工作当中，这个过程始终是良性的，是共赢和双赢的。

我现在越来越看到一点，真的工作不要怕吃亏，很多事情哪怕一分钱不给你，你依然是获得了你的机会和成长。锻炼的机会和成长，是用钱买不来的。

张其伟：看您又是组织社工心理沙龙，又是开办心理咨询师睦邻点，似乎您对组织交流活动非常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从中您又有哪些收获？

金婉仙：做这块工作，拿下一个个案，就是一个能量付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就是一个“垃圾桶”。政府现在还没来得及说，对我们这些做特殊人员服务的人，要怎么进行关怀。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个人站出来，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情。而由我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明白这一块的需要。

我们现在有妇联这个平台，还有周三学习会，已经坚持了两年。这些活动，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喜欢社会咨询，喜欢社会工作，或者只是想来交流交流，都可以来。我设置这些平台的意思是，实在难受的时候，知道金老师那边有块避风的地方，你就可以来。我觉得我自己需要这样一个避风的地方，而我担心其他人也同样需要。

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成功的。包括心理咨询师的家属，有时候到了周三，就会问这些咨询师“你今天怎么没去参加金老师的活动啊”，然后就催着他们去。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人在参加这个活动后，变得更加乐观开朗，给家庭带来了很直观的改变。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就是要让人直观地看出这个咨询有用在哪里。这群人真的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帮助别人的，人家都看得到。

这一块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去牵头让大家聚在一块。其实我只是一个召集者，真正运作起来，他们就是在自转，也不需要我去做什么。

我不希望现在他们出去，别人说“你们做心理咨询的人心理都有问题，要跳楼”什么的。我不希望我的周围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的是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人遇到不愉快，可以在周三学习会的时候拿出来分享，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这个学习会还是很有效果的。到后来，我学了催眠治疗师之后，已经发展到每周三只要踏进那个门，就会感到很放松。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我营造了这样一个地方，营造了这样一个氛围，很多朋友现在即使周三不去，想想这个氛围也都能放松，知道自己在无助的时候是有个地方可以撑他们一把的。

现在我之所以能做这么多事情，与这些平台的人是分不开的。大家平时保持交流，才能形成这样的氛围。你不能说等到需要时才去把人拉起来。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张其伟：作为一线社会工作者，您对当前嘉定区以及上海市的社工环境怎么看？包括政策方面，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金婉仙：这个问题有点大，对一线人员来说可能有点难回答。整体上来讲，现在跟以前的大环境肯定是已经不一样了。包括2006年的政策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大社工队伍，提出了数十万的队伍建设目标。整体来说，现在与十年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是，我认为，无论环境怎么改变，变得如何宽松，社工需要拿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政策那么好，你能好好表现吗？我常常开玩笑说，给你一万块，你能hold住吗？无论环境怎么变，作为社工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能力价值所在，自己一定要有准备。而不是静等外界环境（的照顾）。外界环境不是我们社工自己能够控制的。

但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够控制的，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每天有想法，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能跟专业扯上关系。面对一个对象，我可以两句话就过去，但也可以运用专业的技能，和他好好谈。

嘉定方面，区里正在试图与上海市脱钩，阳光社团那边已经成立了“阳光之家”，在嘉定区民政局注册；我们“新航”也和司法局商量，在区里登记成立了新生社工站，同样也是把注册地改到区民政局。原来机构的钱和人是分开，现在钱和人尽可能放在一块。原来钱是由市里面给的，就是财政给到政法委，政法委打到社团，社团再打给社工。现在成立了区一级的机构，钱就从区里的司法局直接打过来，人、财、物都在一起了。

但是这样也可能造成问题。比如我们和市里的联系减少之后，可能和市区的社工专业能力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对现在的我来说，只要市里有学习的机会，一次也不会漏掉。对行业最前沿的东西，包括谁是“领头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新航”已经集聚了这么多的专家资源，嘉定区要独立出来做，能否跟得上？如果你的社工不学习提高，只像个普通的文员一样，恐怕很快就没有人来理你了。包括一线领导也会认为，如果你们社工只是做文员的工作，那你们现在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你做的是政府需要的、别的部门做不了的工作，那你现在拿的钱还是少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努努力，给这个行业加点分，政府自然就会来埋单。但这个路还很长。现在我们有些老师发现，这个行业有伪社工存在，所谓伪社工就是挂着社工的名，而不做社工的事情。

另外，现有的很多政策都只针对社区社工。但实际上，对上海发展促进最大的是专业社工，也就是我们刚说的三大社团。这个是上海引入香港的概念办的。后来广州、深圳也从2006年、2007年开始办，一下就做起来了。他们是砸钱砸出来的，也充分利用了香港的资源。而上海这边，后来的关注重点就转到社区社工去了，其实专业社工才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打头阵的，把社工的概念给实践下来了。现在政策偏向于社区社工，我们作为专业社工来讲是有点尴尬的，很多好处是吃不到的。比如参加社会工作一定年限后，如果做了书记、主任等正职，连续两年工作表现优异可以转为公务员或者事业编这样的政策，和我们专业社工是不搭界的。这个行业里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为我们讲话。

张其伟：在这样的局面下，您目前所在的这个工作团队构成稳定吗？您的同事流动性大吗？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多吗？

金婉仙：我们嘉定“新航”这块，做矫正的社工流动性一直都不算大。我们这个团队有个特点，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素质各方面也都不错，团队就一直比较稳定。大家都比较珍惜这份工作。这工作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难度，但是它也有它的特点，就是时间可以自己把控。

曾经有人给出过这样的评价，从社工的专业性上来看，是“东有浦东，西有嘉定”，我们嘉定在禁毒、青少年等领域路走得都还是不错的。

我们2005年起在社工当中做的团体、组织的沙龙等，都是在三个机构中同时展开的，三条线是一体的。这个团体从2005年到2008年，坚持了三年，对维持团队的稳定很有好处。虽然后来这个没有坚持下去，但我自己一直没有停过搞团队建设，包括现在的“一○一○”活动。什么叫“一○一○”呢？就是每年的十月十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会组织“关爱自己，服务他人”主题活动。只有先关心自己，自己活好了，你才能去帮别人，这个帮才是真正的帮。

张其伟：您这边和社区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呢？

金婉仙：我们和社区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怎么个紧密法，就比如社区矫正的对象进来，我们的司法所要做宣告，还要对对象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这些过程都要和社区打交道。

宣告会的时候，社区会派人到场，介绍帮扶对象的情况，社区民警和司法所的干部会告诉对象需要遵守的规范和要求，全程都需要司法所干部、社区民警、社区干部和社工协力完成。

社区服刑人员的情况还好，而刑满释放帮教人员的医保、就业等，全部要通过社区来完成。所以，我们会很注意维护和社区的关系。经常跑跑社区，和他们聊聊，让他们了解到在这块工作方面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麻烦的。这件事情能做好，对社区是好事。社区书记、主任没时间做，不要紧，我们有专业人员可以解决问题。但对象的日常基本情况，还是需要社区来帮我们把控。

我和社区，以前是经常联络的，现在关系好了，我不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和社区的关系是紧密的，和派出所关系也是很紧密的，和所有的相关政府部门都有比较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要随时了解国家的一些政策动向。比如我们的一些帮教对象，有创业意图的，司法局就要为他联络、提供机会。

社区现在的专业力量比较缺乏，所以他们有时还会请我们去帮忙，比如有的社区面临邻里纠纷，也会请我们过去，进行一些调解。调解成功，就能实现一个互利的效果：我们帮他们解决矛盾，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支持。有时候他们需要讲座，我们也可以去讲讲。

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社工的自我修炼，这样人家帮你的时候，你才能起作用。如果什么都干不了，人家帮你的意义在哪里？根本没有。

张其伟：最后，对于想从事社会工作的青年，您有什么建议？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

金婉仙：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要加入这行，首先得喜欢和人打交道。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学习的态度，一开始什么都不懂没关系，愿意学就可以。一个肯学习、有张力又愿意和人打交道的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而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是没办法胜任的。这份工作的从业者基本人格特征还是有的，而专业上的东西不了解，你还可以去学习。

另外对新社工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入行之后要去了解“领头羊”是谁、在哪里，有空就多去跟他们交流交流。有些人刚入行时，带他的社工会教育他说：“你只要把报表做好就行了。”那他的能量，也就全用在了做报表上。而我来带的话，可以把什么都不懂的文员，在一个月内训练得做所有事情都稳稳当当。这就是有没有好的导师的区别。

在主动学习之外，这份工作其实也有很多空间给你来发挥你的特长。你需要什么都懂，但也需要有自己专业上的特长。比方说我，就是以心理辅导和社会工作结合。哪怕我的对象是脱离我的工作范围的，我依然没有脱离我的专业在做事。

所以概括起来说，社工的要求，首先是要性格外向，然后是要有学习的心态，接着是要对行业尽量摸索、了解清楚，最后找到自己的定位——是擅长带团体？擅长讲座？还是做个案？这些都搞清楚了，你的工作就会有价值。

张其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真的很有收获。

金婉仙：不客气。

（责任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