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1535492者七十有二人1535493”（《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最早传播儒学的就是孔子的及门弟子。孔子弟子三千，是秦汉时人的夸大之说1535494，从战国时的学者如孟子、韩非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真正是问学、师事于孔子的学生恐怕只有六七十人1535495，而出现在《论语》中的，据崔述考证，只有二十七人1535496。在《论语》中，按其才能特长分属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有十人。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

无疑，这些是孔子最著名的及门弟子。但是，就对孔子儒学的传播和发展所起作用而言，仲由（子路、季路）、端木赐（子贡）、冉求（冉有）、卜商（子夏）、言偃（子游）、曾参（曾子）六人最为重要的。子路、子贡、冉求都是孔子早年弟子，三人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孔子称他们三个“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述，子路、冉求、子贡都曾仕于鲁、卫1535497，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很活跃的，孔子声名的传播，儒家学派门庭的确立，正是这些弟子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子贡，《史记》写道：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史记·货殖列传》）

如果如司马迁所说，是子贡以其成功的商业活动和广泛的政治外交活动支持了、实现了孔子儒学的最初传播，那么，子路在卫国一次内乱中，在“利其禄，必求其患”的“义”的道德原则指导下，临危赴难，并以践履“君子死，冠不免”的“礼”的规范，“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则是最早以生命对孔子儒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约之以礼”（《论语·雍也》）、“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崇高道德精神的实践。

子夏、子游、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年龄都比孔子小40多岁。他们对儒学的贡献则是在于最早地继承、传递了孔子的学说思想。从秦汉典籍对孔子弟子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子夏、子游这两位孔子的“文学”之士，对孔子衣钵的承继有所不同，子夏偏重于典籍的记诵、诠解和传授，而子游对礼的仪式和内蕴均有较深刻、准确的体会和掌握。子夏与作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春秋》都有某种关系。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子夏读《书》1535498已毕，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

（《韩诗外传》卷2）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些记述表明子夏对儒家经典是比较熟悉的。子夏曾为鲁国莒父宰（《论语·子路》），但在孔子死后，子夏就回到故国（卫国）教授学生，以斯终老。1535499所以后世的学者常把儒家经典的阐发、传授之始追溯到子夏。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总括地说：

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易传》1535500。于《诗》则有《序》1535501。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1535502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1535503于《礼》则有《礼仪·丧服》一篇。1535504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1535505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1535506，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1535507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535508。斯其证云。

（《容斋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

诚然，如洪迈所言，子夏为诸经传授之首、为发明章句之始的这些传言，虽然因证据湮灭，未可尽信。但是，这些传言本身还是可以证明这样的推断：在孔子的及门弟子中，子夏较多地承担和完成了承传儒家经典的事业。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无疑礼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论语》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可以推想，在孔子那里，礼的教学和《诗》《书》的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诗》《书》已著成诸典册，可以诵读、记忆，作为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的礼还没形成可供记诵的典籍文字1535509，礼的学习只能是对各种场合下的举手投足之礼仪动作的模仿训练，正如《史记》所记“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卷47《孔子世家》）。如前所论，孔子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十分强调对礼的内在精神实质的认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一方面要熟悉各种礼仪规定直至它的细枝末节，另一方面也要理解这些礼仪的内在意蕴。从《礼记》等典籍对孔子的及门弟子的事迹记述中可以看出，子游是孔子这一学术传统最好的继承人。子游似乎比子夏、曾子对各种礼仪的规定更熟悉，履行得更准确：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檀弓》上）

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绖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绖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绖。”

（《檀弓》下）

这两则记事说明吊唁时如何着服的礼仪，子游比子夏、曾子知道得清楚，做得正确。《礼记》中还记述了子游和曾子、子夏在其他几项礼仪上发生分歧以及子游对当时已模糊不清的某些礼仪做出肯定答复的故事，当时有人说：“汰哉叔氏（子游别字），专以礼许人！”（《檀弓》上）子游俨然是位礼仪权威。子游不仅熟悉礼仪的形式规定，而且对礼仪的内在意蕴有十分独到的理解：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檀弓》下）

子游以丧礼为例，说明礼既充盈并表现出一种人的内心感情，又节制和修饰人的这种自然的感情。子游对“礼”的这种理解，和《礼记》中记述孔子“君子礼以饰情”（《礼记·曾子问》）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和《论语》中孔子对“礼”的人的内在根源的解释是一致的。1535510总之，子夏较多、较好地承接了孔子《诗》《书》典籍的学术传统，而子游较多、较好地承继了孔子“执礼”或礼教方面的传统。

孔子不仅以熟悉古代典籍被当时誉为博学君子1535511，以善以雅言执礼被当世视为“能礼者”1535512，而且，正如孔子临终前所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礼记·檀弓》上）孔子也是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他把由殷周之际宗教观念演变而来的西周道德观念，改造、发展成为具有三个层面的、完整的以伦理道德哲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1535513在孔子的及门弟子中，对孔子学术传统这个最重要方面有所继承的是曾子。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似乎未发现这个年轻学生有何出众之处，甚至觉得他有点迟钝，说“参也鲁”（《论语·先进》）。可以说，曾子有什么独特的才能至少孔子在世时还未显露，孔门“十哲”的行列中没有他。但今天从《论语》《大戴礼记》《礼记》的记述可以看出，曾子和众同窗显得不同之处，是他比较笃实深沉，具有负重致远的品性，他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并表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更重要的是，他对孔子思想有两点十分独特的认识和发挥。

第一，曾子用“忠恕”来贯串孔子的全部道德思想。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曾子认为，“忠恕”是贯串孔子全部思想中心的、核心的观念。《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和子贡的一次谈话也可证实这一点：“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但是，这个中心的，核心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出来。曾子的回答无疑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阐发，它基本上还是周延地概括了孔子“为仁之方”的两个方面——“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当然，后来的儒家学者对曾子的这一解释所持态度并不相同。1535514

第二，用“孝”来贯串一个人的全部道德实践。应该说，在孔子那里，涵盖人的全部道德实践的是“仁”。如孔子曾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而孝，只是在具有血缘性质的人伦关系父子中的一种道德原则和实践。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懿子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可见，《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孝”的界定或解释都是十分明确地围绕着这个特定的人伦关系的。在孔子的弟子那里，这种理论观念有所改变。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这种特定范围内的人伦道德实践，开始被提高为全部道德实践的基础。曾子则更进一步，他说：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礼记·祭义》）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礼记·祭义》《大戴记·曾子大孝》）

显然，在曾子这里，“孝”从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原则变成一种笼罩全部社会人伦关系的道德原则；从基本上是一种伦理性的道德标准（“小孝”）扩展为涵盖伦理之外的一切对人的生存具有价值的行为标准。曾子把“孝”的这种道德原则作用的广阔性、永恒性概括为：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礼记·祭义》《大戴记·曾子大孝》）

可以看出，在孔子的及门弟子中，曾子主要是从思想上、从学术的理论观念上来承继孔子儒学的，并且开始显示出某种变化和发展。但是，曾子只是把孔子思想中“孝”“忠恕”的观念加以强调，更显突出，并没有为这些思想观念增添新的理论内涵，所以这种发展是极为有限的。先秦儒学在孟子、荀子和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易传》和《礼记》中才得到真正的发展。

（《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