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的画卷里，元代思想是色彩最为浅淡的一页。这主要是元代存在的时间较短，只有109年的时光；元代的政治、经济又是在异于汉唐两宋，缺乏丰富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使得元代学术思想没有精力和资源做出光辉的创造。但是，毕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元代还是涌现出能反映这一时代特色的学者或思想家，许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据《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生于南宋嘉定二年，卒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09～1281年）。是“怀之河内人也”（《元史·许衡传》）。今焦作市内有许衡墓，还有许氏家族许多其他遗迹，可以推断，这里就是许衡的故里，许衡是中原河南的一位先贤。许衡在青年时期，曾应试元朝的选士，并中选，占籍为儒。在元代，这是很卑微的社会阶层。南宋学者谢枋得曾记述元朝的世俗风气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贱，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可见，在元代“九儒十丐”，“儒”是仅高于奴隶与乞丐同列的平民身份。青年时代的许衡一直是处在学业无所成，生活亦很拮据的困顿之中。有幸的是，许衡在颠沛流离中移居苏门（今河南省辉县市）时，得与当时最有儒学修养的姚枢交游、问学，从他那里接触到《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等程朱理学的著作，并在多年的“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鲁斋遗书·考岁略》）的过程中，完成了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成为当时对理学、儒学有独特体悟和见地的声誉遐迩的名儒。这是许衡生平第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许衡生平第二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有幸的际遇，是他中年（45岁）以后一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器重。元世祖主政秦陕时，闻许衡之名，就征召委为京兆提学；元世祖即帝位后，又召他入京顾问，授为国子祭酒、中书左丞。虽然这些眷顾与权位并非一定是许衡的衷心所求，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个可展示其作为儒家学者思想和才华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许衡的主要表现是。向元世祖提出著名的《时务五事》谏言；与刘秉忠、张文谦等议定元朝官制、朝仪，与王恂、郭守敬等制定元朝新历（《授时历》）；以儒学六艺教习蒙古贵族弟子。在这些实际活动中，许衡也展现出作为生活在不同于汉文化传统的元代社会环境下的一位儒学思想家的独特的方面。

第一，张扬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可见，坚信实行德治、仁政就能得民心、得天下，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元代政权是蒙古族贵族建立的以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为特征、文化落后的国家机器。生活在这种情势下的儒家宰臣许衡，十分自然要试图以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来影响、改造这个尚武、嗜利的政权。许衡在《时务五事》的疏文中，向元世祖谏言：“古人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矣，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并谏言：“为君六难，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鲁斋遗书·卷七》）显然，其所申述的正是儒家这种政治理念。许衡并引证历史经验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鲁斋遗书·卷七》）当然，许衡的这些谏言很难被蒙古贵族统治者接受和实行，这也许正是许衡感到失望而多次要求引退的原因。

第二，承传理学主流而未遑辨识其分歧。一般来说，理学中的学术或学派归属主要是以其本体论观点和修养方法的主张（“本体”与“工夫”）来判定的。简言之，二程和朱熹以“理”为本体，以“居敬穷理”为基本的修养方法；陆九渊以“心”为本体，以体认“本心”为修养方法。许衡认为：“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后有是形，无理则无形”（《鲁斋遗书·语录上》），此与程朱理学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的理本体论观点是一致的。许衡又认为“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鲁斋遗书·论生来所禀》），此与程朱理学“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朱子语录》卷十二），以“持敬”为修养的根本方法也是相同的。所以许衡承传的是作为理学中主流的程朱理学，正如他的学生耶律有尚所说：“先生平生嗜学朱子不啻饥渴，凡指示学者，一以朱子为主。”（《鲁斋遗书·考岁略》）但是，从许衡认为心、性、理应是“一以贯之”（《鲁斋遗书·语录下》），以“不要逐物，常知有己”为“持敬之大略”（《鲁斋遗书·语录上》）；主张“书有无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无疑，方是有功”（《鲁斋遗书·国学事迹》），可以看出，许衡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在本体观念和修养方法上，与主张“心即理”（《象山全集·与李宰》），“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象山全集·语录》）的陆九渊心学观点，都有某种混淆或界限不清。元代理学生长的时间太短，故未能在朱陆之间有所分判，这是元代理学粗疏的一种表现。元代理学承袭朱陆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色是由许衡开始的。明代理学也是在经过若干代的积累后，到王守仁时才辨识了这种分歧，并从中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第三，开启理学向实学的转向。在宋代，伴随着理学的形成，学术也从整体上呈现盛谈义理而疏于研习实用之学的倾向。对于作为经常需要用智慧和经验为一个新的政权统治出谋献策的谋臣许衡来说，对此会有更深切的感受，所以他批评说：“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实理者亦少。世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宋文章多有之。”（《鲁斋遗书·语录上》）

对于处在“九儒十丐”社会环境下并且亲历了许多困苦的儒者许衡来说，这种生活实践也使他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讲实用、治生计的重要，所以他教导弟子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做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鲁斋遗书·国学事迹》）在许衡看来，作为一位儒士，不应以讲学、做官为首务，而要有务农、经商的实际能力，这才是根本，才是实学。他宣示自己的志向就是“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实学为己行”（《鲁斋遗书·留别谭彦清》）。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扫洒应对之节和礼乐射御书数之学的小学教育；他参与《授时历》的制定，撰写《编年歌括》《稽古千文》，显示了具有精湛、丰富的天文历算、历史等方面的实学修养。许衡在理学笼罩下从儒学中发掘出实学新的理论方向，在明末清初的理学批判高潮中被进一步彰显，成为拯救理学衰蜕的主要途径。

这就是我们在思想史视野中观察到的许衡，他是一位儒家学者，在元代贫乏的思想学术舞台上和蹇塞的乱世社会生活环境中，从章句之学走向义理之学，又在义理之学中凸显儒学的实用方向。许衡是位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儒学思想家。

（《学习论坛》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