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中国人民现代觉醒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70年了。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的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大都走完了他们的人生旅程，生命消逝了；但是，“五四”青年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精神，却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哺育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五四”的青年和“五四”的精神，在我们的感情里，在我们心中的祭坛上，永远具有亲切而又崇高的位置。
“五四”伟大而深远的文化的、精神的意义，在于它启动了古老的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在这个转变的起点上做出了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选择：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五四”时代觉悟的青年一致地选择了西方文化——民主和科学；在众说纷纭的西方改造社会的思想中，“五四”时代的革命青年毅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文化性质是“五四”时代最先进的人们为我们选择的，我们今天生活的果实是“五四”时代最先进的人们播种下的。
“五四”时代的这两个基本的文化选择是具有历史客观必然性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充满耻辱、苦难、失败的中国近代历史，满目贫穷、愚昧、落后的社会现象，十分自然地促使觉悟的、热血的“五四”青年援引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来批判、否定产生这一切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五四”时代青年的这一文化选择的坚定立场，《新青年》杂志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有最为明确的表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535843应该说，“五四”时代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青年对“民主”“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在宽泛的意义上把民主、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体现，作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一种西方文化来选择，还是一致的。但是，进一步，为何更具体地在西方思想中做出一种选择，以引导中国的社会运动向前发展时，“五四”青年或“五四”新文化阵营则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五四”运动期间和稍后，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分别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和一年的讲学活动，传播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建议中国“应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1535844，“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1535845。公正地说，杜威、罗素从他们独特的哲学立场和社会经验出发对中国社会问题所做的观察不是毫无道理的，所提的建议也是真诚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阵营中的一翼也正是这样主张的。但是，在当时那种国家分裂战乱，政治黑暗腐败，民族危机极其深重的历史情境下，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实在难以被忧心如焚的热切爱国青年所接受。同时，那时最有觉悟的青年也感到，作为这种改良主义的终点的资本主义也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当时比这两个哲学家的言辞更具有感召力的是一个社会事实，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个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铲除旧社会的一切的十分成功的事实。从“五四”青年运动中进一步分化出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毅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根本解决”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理解、拥护了这个选择，为它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创造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代表“五四”主流的两个基本的文化选择是历史客观必然性的产物。亿万人参加的社会历史运动不同于实验室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不能再重复地发生一次，所以也就根本无法证明若是另外的选择，是否一定更正确、更成功。然而今天看来，“五四”的文化选择也确有其不足之处，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有简单化的倾向，70年来由这两个选择引导的社会历史运动所形成的今天的文化形态中，明显地存在着理论上缺陷或观念上的空白，都与此有关。
“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缺乏一种深刻的、冷静的洞察，未能发现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或现代社会生活中可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那种符合人性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基本精神，而从整体上对它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535846。事实上，被中国悠久历史一代代传递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在理性的道德自觉基础上而产生的对国家、民族、家庭真诚的、热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的胸膛里，在践行“见危授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心灵中，鼓动着的都正是这种精神，甚至“五四”的反传统本身也蕴含着、表现着这种传统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传统思想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不仅是凝聚我们民族，使其生存、延绵发展的精神基础，而且也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不幸在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经常地被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宗法观念扭曲变形，理性的道德自觉变成卑俗的宗法的、政治的屈从，本来是对人性的一种提高的伦理道德变成了无人性的“吃人”的礼教。在西方个性自由的观念映照之下，“五四”青年对此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激烈抨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激烈的观点毕竟酿成一种甚为普遍的文化心态和学术倾向，即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思想传统的轻蔑和自卑，漠视，甚至放弃了用现代哲学思想和科学观念来不断地充实、升华自己的传统思想、传统精神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事业和精神建设。“五四”以来，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以伦理道德的理性自觉为本质内容的传统精神，由于得不到现代理论的升扬和现代生活的充实，正在衰落下去，精神生活上的“空白”正在漫延扩展，免遭并抵御被愚昧、迷信、邪恶的观念浸染的能力正在削弱。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中，在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真诚、热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中，注入一种现代的民主、科学精神，消除其中残余的封建宗法观念，把它建立在个性充分自觉的主体观念之上，建立在道德的实现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应该是今天一项极为重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建设。
“五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而对于“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1535847可见，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在理论上大体把握的就是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两个基本观点引导下运行的。今天的现实表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本质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这样两个基本点为根据而制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指导下，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机制不健全、效率不高的社会体制的约束，都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现时代的世界发展背景下显得十分缓慢了。社会生活从许多方面要求对以19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科学水平为经验基础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像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努力从构成马克思主义宽广基础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和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历史根源做出进一步思考的人类学笔记中进行发掘，以充实、显化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人性的、人道的内容，这固然是有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的，但同时，更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之外的现代科学思想中吸取营养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性，以当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发展经验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观察，从而形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发展前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振奋起来。显然，这也是沿着“五四”的文化选择而发展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建设。
由“五四”的两个文化选择所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是十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本来就是社会生活整体向前运动的过程，它不仅需要和表现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工农业生产，也需要和表现为精神、观念的不断成长、更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是在一种充满着危机感的紧迫情势下进行的，更需要一种持久、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持和推动。从“五四”以来的70年历史看，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远景，产生了这种精神力量。然而在今天，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自觉地、不断地注入具有时代精神的民主思想、科学思想，才能孕育出新的推动、支持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任务，也是“五四”传给我们的精神。
（《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