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有一个伴随这一进程始终、几乎是引起所有学者关注和融入他们智慧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对自己历史悠久的、处在衰蜕中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作为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应该说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立下了第一块历史丰碑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卒于1988年。1952年，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曾表白自己生平有两个志向与努力。“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1535848文化反思是他生命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22年他出版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1975年82岁时撰写完毕的总结之作《人心与人生》以及在此期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等，梁先生都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理论眼光和生活体验诠释着中国文化传统，表现着文化自觉。

梁先生文化反思的诸多结论，或者说表现出的文化自觉，可以归结为属于不同理论层面上的三个主题。

第一，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确定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梁先生认为：“一家民族的文化不是独立绝缘的，是处于一个总关系中的……从以往到未来，人类全体的文化是一个整东西，现在一家民族的文化，便是这全文化中占一个位置的。”1535849换言之，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也必须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以“人生态度”（意欲），将人类文化内容区分为三类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己）、三种路向（向前、持中、向后）；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界定为与走“向前”路向的西方文化和走“向后”路向的印度文化皆不同的“自为、调和、持中”路向1535850。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他又以现量（感觉）、理智、直觉三种思维方式作为区分印度、西方和中国三种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哲学特征1535851。他还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方面比较了这种观念上和“路向”上的差异造成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实际生活上的差别和距离。梁先生援引哲学心理学和唯识佛学的观念建构了用以三分世界文化的判据，其理论基础可能是不坚固的（他自己对此也不断有所修正），但在逻辑上却是周延的；他对中国社会较之西方世界的落后状况是清醒的，但对中国文化路向在未来的复兴上却也保持着信心。就人类文化进步的一般历程而言，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将在妥协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提上日程。

第二，在中国文化的层面上，研判它的根本特质。梁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1535852，“中国文化之流传到现在，且一直为中国民族所实际受用者，是周孔以来的文化”1535853。也就是说，梁先生判定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和种种表现，都是由周孔儒学（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孔子传播礼乐经典）决定的1535854。梁先生进而判定，周孔儒学模塑出的是一种“伦理本位”社会，它的最重要特点有两个。一是缺乏集团生活。梁先生认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生活建构，基本上是“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1535855，因此集团生活（公共生活）不发达；与此相连的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和制度也不能产生。二是缺乏宗教。梁先生认为，宗教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它必须有“超绝”的根据和“勖勉”的功能1535856，作为礼乐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体系的周孔儒学，它的理性品质，使它不能成为宗教；它的教化作用，却又可以代替宗教，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1535857的鲜明特点。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由其儒学特质而形成的这两个特点的判定，应该说是很准确、很深刻的。

第三，在儒学的层面上，探究的是儒学本身的特质及其形成之根源。在这里，梁先生选择人之生命和人之心理这两个切入点来诠定儒学的特质。梁先生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从物类生命演进而来，既有类近动物的一面，又有高远于动物各种可能性的一面，“儒学之为学也，要在亲切体认人类生命此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以求‘践形尽性’，无负天之所予我者”1535858。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诠释为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1535859。梁先生还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者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树立起来。”1535860梁先生对儒学心理学基础的阐释，早年是从唯识学界分建构知识的三种方式（心理作用），即在现量（感觉）、比量（理智）、非量（直觉）中，判定可用直觉1535861来解释儒学的基本范畴和思想。例如，他将儒学之“仁”“天命”诠释为一种直觉的心态1535862，“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它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1535863。后来，他又从一般心理哲学立场，将人的心理中与“理智”相对的“理性”1535864作为儒学的特质之根源，用以解释儒学所表现出的社会功能。例如，他解释中国“伦理本位社会”形成时说：“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形成于礼俗之上，多由儒学倡导而来。现在我们要说明儒家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其有见于理性，看到人之情义，实践此情义。”1535865他又解释中国“民族精神”时说：“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1535866所以他认为儒家最重要的特色可称之为“理性至上主义”1535866。梁先生除了从人之生命和心理这两个切入点来诠释儒学特质外，还在与佛家、道家的对比中，判定和凸显儒学的独特品质，如他比较儒佛异同时说：“两家同为在人类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然在修养实践上，儒家则笃于人伦，以孝弟慈和为教，尽力于世间一切事务而不怠，佛徒却必一力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焉。”1535868在对宇宙本体的求证上，“佛家旨在从现有生命解放出来，实证乎宇宙本体，儒家反之，勉于就现有生命体现人类生命之最高可能，彻达宇宙生命之一体性”1535869。又比较儒道异同时说：“两家同于人类生命有所承认，同在自家生命上用功夫，但趋向则各异。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道家为学所重在人身，趋向在此身之灵通而造乎其运用自如之镜。”1535870这些论断在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论的深刻性上都超越了宋明儒家的儒佛之辩、儒道之辩。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首先是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位置，然后进一步判定中国文化的儒学特质，最后又审视追寻了儒学特质形成的生命和心理根源。这种由远及近、由粗入细努力发现中国文化固有因素的文化反思，其学术见解和理论构架，是很全面合理的；较之当时以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阶级论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以西方近现代自由、民主理念为准绳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文化反思，也是独具特色的。在这个文化反思的理论构架内，梁先生也论述了为当时舆论盛谈的中国文化“十四特征”、中国民族品性“十项优劣”、中国文化“五病”等话题，从容回答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感急切的中国为何没有科学、没有民主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个最终的、唯一的答案：“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之总特征。或问：此早熟又由何来？早熟就是早熟，更无谁使之早熟者。”1535871梁先生的最终结论肯定不是不同理论立场上的文化反思都能接受的，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中国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宗教和道德、理智和理性等关系时，在态度和行为上所表现出的何取何舍、何轻何重等皆有异于西方文化，却是真实的；这个结论内蕴和要推出的文化自觉——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和对其缺弱的反省，无论对当时和现在，都是需要的、珍贵的。

（《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