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领域是一片富饶丰腴的学术土壤，这里蕴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思想精灵和悠久历史凝聚的传统精神。从20世纪初章太炎的诸子学开始，现代和当代许多卓越的学者，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在这块园地上的耕耘，收获了自己的果实。侯外庐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事业的丰碑也建筑在这个领域内。

侯先生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内的建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亲自完成和领导完成的学术工程规模极为壮观宏大。1934年，他的第一本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问世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发表了中国思想史方面的文章达百十篇，出版专著6部13卷。其中，120万字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是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大后方的艰苦环境里独立完成的。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显示出侯先生具有的学术开拓者那种理论学识的素养和能力。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年时间，在他主持并在他的学术思想主导下集体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卷帙最为浩大，共有5卷6册，260万言。这部空前规模的学术著作，以论列的人物众多和征引的资料翔实见长，它对我们这个连绵不断古老文化的思想历程，从殷周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夕，进行了完整而深入的论述，正在并将继续引导、启迪当代学子和后代子孙去认识自己民族的精神经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应该说，这是侯先生和他的合作者对我们国家和人民做出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侯先生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内的建树，更加重要的是理论上的开拓。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改变了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传统的“学案”面貌和近代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述学”的描述方法，把它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黑格尔曾说：“哲学史本身应当是哲学的。”1535891我们看到，从朱熹《伊洛渊源录》以来的“学案”学术史，多注重学派流变的考镜和思想资料的构选，还没有充分的理论觉醒。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史，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注入了哲学意识，他除了提出哲学史客观主义考据的“述学”方法外，还提出哲学史的“明变”“求因”“评判”三项目的。这在当时是有启迪作用的。但就思想的或哲学的深度而言，它有两个明显的弱点或不足：一是虽然胡适提出“明变”“评判”，对历史上的思想现象得到了从某种理论立场上给予解释，但这都是一些孤立的、表象的解释，还没有一种理论的、逻辑的构架，以分析和揭示这些思想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哲学性质；二是虽然胡适提出“求因”，但他所寻觅的却是“才性”“时势”“学术影响”等次生现象，历史上思想现象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还处在他的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之外。

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内，资产阶级最卓越的学者能走到的终点，正是侯先生的起点。侯先生对自己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学术追求曾有明确的说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自序》中写道：“本书所采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这亦是正统学者应守的治学精神……抑有进者，治学应‘实事求是’与‘独立自得’二者并重。‘实事求是’可以存古人之真实面目，‘独立自得’可以抒发古人立言之所以然。”1535892无疑，对侯先生来说，客观、严谨只是基本的学术要求，而揭示历史上思想精神现象的内在本质，则是他更高的理论追求。这种追求，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像屈原《天问》那样热切地表述出来：“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式，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确如爱因斯坦所说：“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1535893也是理论决定了我们提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侯先生从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对思想史提出的问题比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他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内的学术实践，都是围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而展开，他的著述也因此呈现出具有开拓性的学术特色。

第一，在侯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著述中，有一个解释、理解思想文化现象的基本立足点——社会经济基础。侯先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历史的思想发展依存于经济发展”1535894。这一理论立场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要求对一代思想史的分析应由一代社会史的分析开始，所以他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1535895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一代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侯先生中国思想史极为显著的学术特色。应该说，对社会经济现象转化并升华为思想意识现象做出具体的、合乎逻辑的说明，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极高水平的理论创造，它需要掌握和运用纯熟的经济学理论、准确的社会史知识和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侯先生具备了这样的学术素养和能力，他的学术道路正是由以《资本论》翻译为轴心的经济学研究跨入社会史研究，而进入思想史研究的。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以西周土地所有制由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说明先秦思想发展的官学、显学、诸子学的三个阶段；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以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意识上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的分析，都是极为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侯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著作里，赋予思想史以社会史的基础。或者说，追溯思想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对在此以前传统的和资产阶级的中国学术史的科学的改造。侯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在理论基础上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

第二，在侯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著述中，有一个虽然没有明确表述，然而却清晰可见的对具体人物或学派的思想进行分析、论述的理论构架。一般说来，这一理论构架有三个层次：社会背景的分析，阶级根源的分析，哲学性质的分析。首先，侯先生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潮，归根到底乃是历史的产物，在其社会根源上，在其认识论根源上，不能不制约于当代阶级斗争发展的规模，当代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水平。”1535896所以，亦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他的思想史著作里，特别是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每一种思潮、每一个思想家的后面，都映衬着一个由当时政治、经济状况构成的广阔社会背景。这是他对思想史分析所展示的第一个层次。其次，判定一种思想所表达的阶级意图，体现的阶级利益，是侯先生对历史上思想现象作本质分析时所追寻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他的基本判断是：在先秦，儒学创始人孔子在精神上和已经衰落的西周氏族贵族有深刻的联系，战国诸子学则是“显族”社会“国人”思想的反映1535897，魏晋玄学“应从浮离游闲的名族豪门的阶级性方面来寻求秘密”1535898，宋代理学家则“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1535899，清初启蒙学者“本质上是近代市民阶级人文主义的自觉”，而乾嘉汉学“和清封建统治势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1535900，等等。侯先生没有认为他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主要思潮、思想所做出的阶级性质的判定都是确凿无误的，但他认为这种阶级分析的原则却是不可动摇的，他说：“科学地揭示过去哲学思想的阶级实质以及哲学思想的理论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是历史主义地评价某一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必不可缺少的准则。”1535901最后，确定一种思想的哲学性质，是侯先生对历史上的思想现象分析的更深入的层次。侯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采用了以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哲学特征作为确定一种思想、一个命题的哲学性质的最基本的理论尺度。他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唯物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方面的斗争又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交错着。”15359011963年侯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的这一番简明的概括，在他多年的思想史著作中，实际上是以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具体分析呈现出来的。侯先生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思想现象的哲学性质的差异和对立，以他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所描述的清代思想为例，不仅在不同思潮之间（如清初启蒙思潮和乾嘉汉学之间），而且在同一思潮中的不同思想家之间（如清初三大启蒙学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之间，汉学思潮中的戴震、汪中、章学诚之间）、在同一个思想家的不同思想或命题之间（如清代学者的自然观、知识论与社会历史观之间）都是存在着的。所以，在侯先生那里，运用这一理论尺度不是简单化、公式化地剪裁历史上的思想现象，而是对这种思想现象做出更加深刻、理性的认识。应该承认，侯先生在分析、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现象所形成的这一理论构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具有某种规范的性质。在一个时期内，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认识、分析中国历史上其他文化精神现象的理论思维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侯先生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及其理论结论，从一个方面成为一代思潮和时代精神的标志和特征。现在和将来，人们可以议论它，甚至批评它，但是不能忽视它，更不能否认它——无论是就它的信念因素或科学成分而言，都是这样。

第三，在侯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著述中，还有一种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术开拓者学识修养广博、理论立场坚定的学术特色，这就是他的比较方法和批判精神。他经常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代思潮、一种思想推到世界思想舞台上予以类比分析。他以希腊思想生长出希腊悲剧的文化环境来比拟反映西周官学衰落的“变风变雅”；引申列宁分析19世纪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特点来确定中国清初思想家的思想特点；以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和知识广博的相同，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的方以智与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思想家相比较，等等，都是颇得其趣的。他还经常把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潮或思想家置放在中国整个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比较分析或追溯渊源。例如，他详细比较了王夫之和王充在自然观、知识论、人性论的相同，发掘了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悠远的理论渊源；敏锐地发觉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应以清初学者傅山为先行，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新思潮出现的全部历史过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至清初子学复兴，知见一变，这是中国早期的启蒙运动，民主主义的先驱。这种潮流被清统治者的民族监狱所摧残。但到了太平天国以后，这个启蒙思想复活，而由19世纪的中国哲人所继承发展，炳麟即其一例。”1535903他的这些细节发微和宏观洞察都是很精彩独到的。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思潮中的思想家，他也常要分辨出他们不同的思想特色，进行对比论述。这一分辨典型，是他准确而扼要地指出同处启蒙思潮中的清初诸儒，却具有不同的窥察世界发展倾向的理论角度。他说：“王夫之走的路线是知识形式的解放。黄宗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邦。顾炎武更走了一条特异的路线，即依据实际来做‘当世之务’的倡导。而颜李学派，则强调劳动和科学，趋向于改革世界的实践。”1535904侯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潮、思想的比较分析，使其思想史著述的理论清晰程度和智慧丰富程度都更增高了。如实而论，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覆盖之广、蕴积之富，恐怕是当代同类著作难以匹敌的。

在侯先生的思想史著述里，在某些问题上，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几位现代和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从另外的理论立场上做出的结论或表现的观点，进行了争辩和批判。他和梁启超、胡适分歧的主要之点是在对清代学术的评价上。梁、胡两人都认为清代学术的高峰、全盛是乾嘉汉学。而他们两人所见亦有所不同，梁启超特别注重其考据，胡适则标举其哲学（戴震哲学）。侯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清初学者的学说，是丰富的、多面的。他们（除颜元外）固然依据考据学，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留门户之见），然他们是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术是更宏远的……乾嘉时代的哲学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1535905他批判地认为梁、胡“唯心主义地误断历史”，“把历史颠倒”。可以看出，侯先生对梁胡的这种争辩、批判，既有事实的根据，也有理论立场的原因。清初学术在理论深度、知识广度和社会影响上，都是乾嘉汉学所不及，这无疑是事实。此外，对于被胡适从实证方法角度确定为“中国学说中的科学”的乾嘉汉学，侯先生虽然并不否认其方法和成就确有独到之处，然而他从一种以学术思想所体现的阶级利益、适应的阶级需要判定其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阶级分析理论立场来看，乾嘉汉学的本质是“烦琐思想”，并且这种“烦琐思想”的主流已被中国统治阶级所利用，“其间思想的内容，已经腰斩了清初思想的人民性，因而人们埋在古典的经籍中失去了个性的发展”1535906。所以他认为乾嘉汉学的历史地位和它的学术内容一样，都是不能超越清初学术的，胡适之论，是“非历史主义的”。在侯先生的思想史著作里还有一个论辩对象，就是冯友兰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争辩问题是他对冯友兰推崇玄学中的郭象和理学中的朱熹，都做出否定性的理论分析。对于郭象他是用考证的方法，援引张湛“列子注”判定郭象《庄子注》是盗窃向秀的注文；对于朱熹，他则援用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纯粹理性”实际上是“无人身的理性”观点，认为朱熹的“理”，也正是纯粹思辨的、由逻辑推导出来的“无人身的理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庄子注》的思想是服务于“豪族的政治实践”1535907，而朱熹的思想，“在他整个体系的每一部分都打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1535908。可见，侯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相反，对郭象和朱熹都是持完全批判的、否定的态度。应该说，侯先生在思想史问题上对一些学者（不只以上三位）的争辩、批判，基本性质是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虽然这些学者实际上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相当活跃的政治角色；虽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侯先生所使用的争辩、批判的言辞有所变化，他始终还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他们进行学术对话。侯先生对同时代几位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的思想史观点的争辩、批判，是他作为一个十分严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维护自己理论立场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后的开拓表现。因此，这种争辩、批判尽管有时用词比较激烈，也是无可厚非的。它的是非曲直自有世人和后人公断，而其本身也获得了一种历史价值，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时代不同理论思潮之间的冲突、更新。

总之，侯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一个中国思想史的新的学术面貌，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思想精神现象的认识，他是现代中国学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50多年来，侯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这块学术园地里辛勤地劳作，卓越地开拓，是一种什么目的在鼓励和召唤着他？他自己有明确的回答：“研究思想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成今人和他争辩；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地发掘其优良的传统。”1535909所以，对于侯先生来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根本上是为了一个社会实践的目标：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精神经历中最美好的东西科学地分辨、选择出来，传递下去。由此对见，侯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学者，他的学术事业的丰碑是建立在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优秀传统精神相结合而成的深厚的精神基础之上的：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些，就是侯外庐先生——一位中国思想史领域的开拓者的事业和他的精神。

（《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