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初“诸子学”兴起以来，老子研究无疑是这一学术思潮中十分突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起来，老子研究在20世纪内可以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是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二三十年代。围绕《老子》其书的写作或形成的年代而展开的争论和研究。1919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来论述，实际上也就是认为《老子》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个人独立创造的思想体系。传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把《老子》判定为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本是一种传统的看法，《史记·老子传》中记载得很明确，在先秦诸子著作如《庄子》《吕氏春秋》中，乃至在汉代以后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也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对于这一点，历史上自北魏以来曾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或否认，但多数学者在这里还是未生疑窦的。胡适本是一个勇于疑古的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坚定地固守着旧垒。当然，胡适这一做法也有破老尊孔的政治学术传统的用意。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第一个对老先孔后这一传统观点提出怀疑的是梁启超。1922年他在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一篇文章里，对此提出了六点质疑，并最后认定《老子》一书作于战国之末，老子其人是《史记》中所说的生于孔子之后一百年的太史儋。1930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书中从《老子》一书体裁特色的这个独特的角度又提出三项判据，判定《老子》其书是在《论语》《孟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作品，老子其人则可能是在孔子之前。对梁启超提出的六点质疑，当时有位学者张煦逐点进行了反驳，胡适自己则在1930年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反驳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提出的三项论据，又兼驳了梁启超的六点质疑。当时，围绕《老子》一书年代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古史辨》第四辑收入的15篇文章，代表了这次争论中的双方的观点。现在看来，引起这场争论的、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属于对历史文献材料理解的问题。维护《史记》旧说、主张《老子》出于春秋时代的学者，主要援引《庄子》一书中有多次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记述，并且认为《论语》中出现的“以德报怨”“无为而治”之语，正是来源于《老子》。主张《老子》出于战国时的学者正好相反，认为《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其中关于老子和孔子的记载都具有寓言性质，是不真实的，不足为据的；《老子》一书多引前人粹语格言，“以德报怨”“无为而治”就是援引《论语》。第二，是有关对先秦学术思想发展若干原则的确认问题。《老子》出于战国说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据原则，是认为孔子以前（或战国以前）无私家著述。与此相连，他们认为先秦理论文章的文体，有一个由问答体向非问答体的演变过程。此外，他们还提出一个关于语言风格、思想观念时代特征的判据原则，即一种学说的理论语言、概念命题等，应当与其时代背景相适应。据此，他们认为《老子》不能早于《论语》，《老子》中的“仁义”（18章）、“万乘之主”（26章）、“偏将军”（31章）等都是战国时才出现的词语。维护《史记》旧说的学者，不承认这些判据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本身缺乏根据；《老子》中显然是战国时的词语，他们认为是后人窜入的伪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它的意义似乎在于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当时对《史记》旧说表示怀疑的那些学者，对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运动历史感和由此产生的洞察都是十分深刻的，但是现有的文献材料还是不足以支持他们把这个问题论证清楚，令人信服。因为这些材料本身的历史的和思想的内涵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解和结论。张岱年先生就是一个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时，他撰文论证了孔子在老子之前，《老子》一书应出在战国。但到了70年代，他又著文对《论语》中的两段话做出新的解释，重新判定《老子》一书为在孔子之前的老聃所著。应该说，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问题的争论还没有、也很难以有真正的解决，就文献材料而做出的考证和诠释来说，似乎仍然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上，若干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证据，也还不足以使这一问题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老子思想研究的第二次争论或高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老子思想的哲学性展开的。这次争论的阵线也很分明，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几位北京大学教授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而关锋、林聿时等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这次争论也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有16篇代表性文章被结集在《老子哲学讨论集》一书中。今天看来，如果说第一次争论的分歧根源在于对有关老子的先秦文献材料的不同理解，那么这第二次争论的分歧点，就在于对《老子》一书中“道”的范畴的不同理解。《老子》一书“道”字出现了70多次，这些“道”字有不同理论层次上的不同含义。引起这次争论的原因，就是对老子思想中在最高理论层次上作为万物最高、最后根源“道”的哲学性质训释、界定不同：一派学者将“道”训释为“元气”；另一派学者将“道”界定为“超验的虚无”，从历史上看，前一派的训释倾向于汉代黄老道家的观点，后一派的界定近同于魏晋玄学的理解。在当时的争论中，认为老子哲学思想的性质是唯物主义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论据，一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上看，老子的“道”是混沌未分的“元气”，就其无形无状来说是“无”，就其能生化出万物来说，仍是“有”，因而具有实在性、物质性，所以是唯物主义的；二是就天道观上说，《老子》把“道”视为万物最后根源，这就否定了西周以来的以“天”“帝”为最高根源人格神的宗教观念，所以是唯物主义的。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学者则反驳说，老子的“道”是无形体的“虚无”，是超验的、超时空的绝对，是一种“绝对精神”，因而是唯心主义的；老子的天道观虽然否定了人格神，但不能把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画等号，判定思想体系的哲学性质不能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只要老子哲学认为意识是第一性，就仍是唯心主义的。这次争论中，如诠释《老子》第1章、第21章、第25章、第42章中对“道”的描述，成为双方争辩的焦点。显著的特点是，争论的双方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框架内，对《老子》做出与自己学术见解和结论一致的训释。例如，《老子》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张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一派学者解释说，这是由混沌的元气，生出阴阳二气、生出万物的过程，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主张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唯心主义观点。再如，《老子》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主张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这些话是《老子》对“道”的物质性的明确说明。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这不是《老子》对“道”的物质性、实体性的界说，而是对物从“道”中生出过程的形容、描述。这场关于老子思想的哲学性质的争论具有很浓厚的思辨色彩，还涉及了老子思想其他方面的问题，诸如老子思想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等。总的来说，老子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背景下经历的这次现代意义的诠释，既有其深刻性，也有其局限性。

最近十几年，老子思想研究在“文化热”“道家热”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主要是研究老子思想的论著空前增多，研究老子或道家思想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纷纷出现，探讨老子思想的学术会议也不断地举行。粗略统计，自1982年以来，至少有十部以上研究老子的专著问世，在各类报刊上阐述老子思想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1985年以来，湖南、安徽、陕西和河南都一次或数次举行过老子思想学术研讨会。如果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来观察，近十几年来老子思想研究有三个显著特色。一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次高潮相比，理论立场或观念背景发生了变化，即在考察、论述老子思想时，从比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立场转换到比较宽泛的哲学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近年来，研究老子思想的论著，多着重于对老子思想根本宗旨的阐发，判定老子思想展现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精神境界，既充满现实智慧，又追求返璞归真的那种生活态度。对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范畴“道”，不再去作“唯物”或“唯心”的哲学定性，而是对其做出结构性的分析，提出它在不同理论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含义。二是学术视野变得开阔。学者们不再仅用概念分析就《老子》本身来辨析阐发老子思想了，而是在和儒家思想对比中，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考察、分析老子思想。例如，学者们比较了《老子》中“贵柔”的辩证法与《易传》“自强不息”辩证法的差异，比较了老子（或道家）向往自然与儒家追求伦理道德实现的人生哲学上的不同，判定老子（或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有某种互补的关系，儒家和道家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周延的哲学境界和人生境界。有的学者还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子或道家的哲学理论内涵最丰富、思维水平最高，其在传统哲学的演变发展中，是最活跃的观念因素，因此判定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同时，学者们也不再把老子思想作为一种孤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来进行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宗教和科学发育生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理论源泉加以考察。学者们的研究指出，《老子》的“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美学追求和主题内容。《老子》的“守静笃”（第16章）、“专气致柔”（第10章）、“少私寡欲”（第19章）、“深根固柢”的“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正是传统的养生、气功乃至医学理论和实践的起源。东汉时老子被道教尊奉为教主，《老子》是道教圣典，老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学者们研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作为道家的老子思想与道教的宗教观念是有区别的，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些都表明，近几十年对老子思想的研究是在比较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三是近些年来老子研究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色，就是学者们不再仅仅把老子思想作为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学理上的考辨、分析，而是努力探索它仍是活着的、可为今天所用的理论因素，将其融入现代的现实生活中。一个最主要的、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可以被视为对于管理现代社会，和缓当前人类生态危机，建设未来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观念。在现代某些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理论视野里，甚至从《老子》中得到启发，认为老子“道”含有、无的观念，“道”生万物的图式，也吻合现代天文学描述宇宙生成（无中生有）和量子力学描述微观世界（真空不空）的模式。总之，从老子思想中发掘出现代意义是当前老子思想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初以来老子研究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或三个高潮，分别是以历史考辨、哲学辨析和文化学阐释为学术特征的。这一经历反映出一方面对老子研究还是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需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老子研究像对任何一种学术研究一样，总是要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向深入广泛的方向发展。老子思想中处处显现出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老子或道家思想还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创造出一种伦理道德之外的、宗教（对某种超越的信仰）之外的和物质欲望之外的人生追求和精神世界，这样或那样地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和成熟。正因为如此，老子研究今后将会在更高的学术水平上继续发展。

（《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