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中，对职业获得的经典研究当属布劳（Blau，P.M.）和邓肯（Duncan，O.D.）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现象包含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因素的作用。他们用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代表先赋性因素，用本人的教育水平代表个人的自致性因素，其研究结论是：对初职获得而言，本人教育和家庭背景都有作用，但本人教育的作用更大；对现职获得而言，本人教育和初职的作用较大，但本人教育是最主要的。总之，无论是初职获得还是现职获得，教育都发挥了第一位的作用（Blau and Duncan，196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职业获得成为国内外社会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试图解释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包括了代际和代内的职业流动（李若建，2000）。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个人特征出发来解释职业获得，例如刘精明（2001）对教育在社会流动中作用的关注；另一类从制度特征出发来解释职业获得，例如魏昂德（2002）分析了政党因素在个人职位提升中的影响；许欣欣（2000）的研究引入了工作单位和户籍制度。林南和边燕杰（2002）则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工作单位角度分析了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男女性别差异。

本研究以上述研究模式为基础，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引入新的分析变量，通过与其他城市的比较来探讨广州市劳动人口的职业获得模式和教育获得模式。本文的结论仅限于样本范围，不做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