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讲，社会支援指人们在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但在本文中，社会支援限指日常生活领域的帮助。同时，本文的目的不是描述和研究社会支援的客观状态，而是描述和研究人们主观上倾向于寻求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来获得社会支援。

对城市和农村中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以滕尼斯（Tonnies，F）为代表的早期欧洲社会学家和以沃思（Wirth，L）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在都市社区里，由于人口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以及对正式组织的依赖，在农村社区中普遍存在的亲密的首属关系削弱了（蔡勇美，1984：14～15，22～27）。家庭关系趋向表面化、肤浅化，甚至最终成为一个“同居的场所”（何肇发，1991：267；蔡勇美，1984：178），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注重同亲属之间的联系和义务，亲属关系衰弱。邻里关系这一在早期社会学思想中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因城市人经常性的搬迁受到破坏（何肇发，1991：269；蔡勇美，1984：181）。美国社会学家古德（Good，W.J）的家庭研究支持了以下观点：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血缘为核心的亲属支援模式会慢慢扩展到包括其他次属关系的社会支援模式（古德，1976：12～13）。沃思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Wirth，L，1938：1～24）。这些学者的研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城市人的生活模式、处事态度以及价值观跟农村居民不同，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基本的文化差异。

不过，许多与以上结论不同的研究报告也纷纷问世。路易斯（Lewis，O）通过对墨西哥城移民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在城市中的家庭关系与在农村时没有太大区别，亲密程度依然很高（转自何肇发，1991：268）。罗伯茨（Roberts，B）的研究也发现，城市人在有困难时，仍然首先寻找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只是城市人的关系比较专门化，“找朋友谋职，介绍异性交往，生病时通常依靠亲戚之助”（转自蔡勇美，1984：178）。即使是邻里关系，甘斯（Gans，H）通过对波士顿西屋区的研究，认为它也没有在城市中弱化（蔡勇美，1984：181～182）；或者如蔡勇美先生的观点，“城市人与其街邻的亲密程度虽有差别（指与农村），但并不显著”（蔡勇美，1984：181～182）。杜威（Dewey，L，1961：60～66）则认为，虽然城乡间确有不同，但这种差别并不是由城乡的地域差异所形成的，只是反映了城乡间不同的社会结构。城乡文化观念的差异并不足以作为解释因子去分析城乡间的行为差异。具体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城乡家庭观念的差异只是反映了社会变迁中的自我选取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专注于社区研究的学者重新从社区角度去探讨了不同地域中的社会关系，这些研究以社区为单位，着眼于社会系统对人际关系的影响（Beggs，J，1996：306～325），社会网络取代了城乡差别，变成讨论人际关系包括家庭观念的核心。

中国自恢复社会学以来，一系列相关研究陆续问世。如沈崇麟、杨善华（1991）等详细调查了北京、上海、南京等七个城市家庭的变迁状况。他们的调查说明，改革开放增加了城市间的异质性及社会分化，直接影响了不同城市社会内的生活方式。雷洁琼（1994）等对中国农村家庭变化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家庭的社会关系在各地区有着一定限度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尤见于集体经济力量不同的农村。怀特（Whyte，M，1984）则指出，职业结构、年龄以及邻舍关系直接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互相交往。这些研究都说明，改革中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因社会变迁而产生了变化。

以往的家庭网络研究较集中讨论家庭成员间的人际关系，而较少讨论及比较家庭成员对整体社会支援的对象选择。本文基于了解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城乡间的社会支援需求会否因城乡地域差异而有所分别这一目的，以求更能把握经济改革中家庭网络及社会支援的变化。总括来说，城乡差异对家庭网络及社会支援的影响可从两方面去探讨。其一是从城乡地域差异的角度去分析工业化对社会支援的影响；其二是从社区居民特质出发，研究居民自我选取过程对亲属及社会支援的影响。本文是尝试综合以上两种分析路向，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社会支援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们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取向不仅受到城乡社区性质的影响，还受社区居民自身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