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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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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增长腾飞以来对人均GDP的贡献(人均生产率增长的百分比)

我与蔡及王稍有不同的第二点意见是TFP及资本对人均生产率的贡献。在资本(投资)对增长一直起到较大作用的同时,TFP绝对没有衰退,并且比过去大多数其他快速成长的经济体都更高(表2)。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均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资本积累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55%)。人力资本的贡献(按照劳动力中平均学校教育年数测定)在中国相对较小,仅有5个百分点。TFP值得注意地占40%。在全部改革时期,TFP占人均收入增长的3.0个百分点,在最近的十年中有一些减缓,但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亚洲危机导致的增长放慢。在过去5年中,TFP增长对增长的贡献为2.7个百分点。改革期间大体平均的TFP增长模式不仅反映出中国大体上的持续增长,且更是中国逐步改革模式的结果。

表2 自增长腾飞以来每十年TFP的贡献(百分比增长率)

第三点,我想对蔡及王关于工资增长的数字加以分析。在缺少关于劳动力市场及工资发展官方数据的情况下,这些数字非常有价值。因此,CASS调查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并因此应得到高度赞誉。蔡及王指出移民及非移民的城市工资上升,并将其视作临近刘易斯拐点的迹象——换句话说,中国很快就会用完剩余农村劳动力。我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诚然,工资在上升,但蔡及王的数据显示,对于移民及本地人,在劳动力市场,低端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比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低很多。对于较低教育水平的移民而言,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为每年5.3%。这是不错的增长,但与官方统计数据中显示的2位数增长差距甚远。无论如何,在此报告的4年中33%的最高工资增长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长7.4%。再次指出的是,这是不错的增长,但与官方工资统计数据中显示的2位数增长差距甚远。另外,它远低于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平均同比增长为两倍(见世界银行,2006)。同时据官方统计,40%的劳动力仍在农业中,并且据我们的分析,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城市工业的1/10,中国很快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结论并不令人信服。

这些观察将如何改变蔡及王的见解?其程度可能比想象的要低。我认为在劳动力短缺发生的时间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难以预测的政策因素。关键因素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预期的中国经济再平衡是否能在下一个十年中实际执行。如果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实现从基于制造业、出口及(占主导地位)投资的增长模式向更依靠服务业、国内需求及生产率增长的增长模式转化,中国将比目前更快地实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服务业领域的扩展将加速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另一方面,这一点对教育及劳动力质量的大力推动的要求(其中主管部门已做出大量努力),将减少劳动力参与率,这是由于人们用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学习。

退休年龄的逐渐提高将是一个抵消因素。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并且由于养老金制度被有效地作为劳动力裁员计划,实际的退休年龄更低。由于养老金资傘提供的财政压力将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年龄可能会提高,这反过来将推迟(而不是消除)老年人赡养。

当然,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过程。除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平衡加以调控之外(我在另一篇论文中谈到这一点),还有一些政策包括:为促进劳动力市场中人员流动的政策(包括取消户口制度)、改变财政制度以促使城市永久性吸收更多移民、改变社会保障制度以允许部门及地区间的流动性、更强的土地管理制度以改善土地使用者权利转让等。这些措施可以提高而不是降低中国的生产率,并且这些措施将有三种效果:①更多的增长将依靠生产率的提高;②相对而言(对应于以往的情况)服务领域将更强;并且,③工资在经济中的份额将相当程度地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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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及王美艳撰写了关于一个重要主题的非常具有提示性的论文。他们的分析指出,人口转型对中国的增长具有重大作用,并提出现在已经达到刘易斯(Lewis)转型拐点,并且最近的工资上涨反映出劳动力的日益缺乏。这对于政策及投资者都有重要影响,但作者指出,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政策为导向的发展,因而该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健康发展。

显然,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的增长模式而言,劳动力市场短缺、工资增长及行业转变是主要问题。在同意该论文整体论点的同时,我对有些细节持保留意见。首先,关于中国以往发展中的人口作用。毫无疑问,中国从人口红利(较低的抚养率及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中受益,但与后来年份相比,改革初期更是如此。表1(来源为即将发布的Hofman et al.)显示人均收入总体增长的大约10%是由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形成的。这比印度及日本的比率要高,但低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及印度尼西亚。在改革的头十年中(1978~1987),人口统计学因素的作用更大——人均增长的16%可以由其解释。但近年来,它只能解释增长的3%。人口统计学因素作用下降存在两个原因:①据蔡及王指出,抚养率下降的幅度持续降低;②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蔡及王未指出这一因素。

表1 自增长腾飞以来对人均GDP的贡献(人均生产率增长的百分比)

我与蔡及王稍有不同的第二点意见是TFP及资本对人均生产率的贡献。在资本(投资)对增长一直起到较大作用的同时,TFP绝对没有衰退,并且比过去大多数其他快速成长的经济体都更高(表2)。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均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资本积累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55%)。人力资本的贡献(按照劳动力中平均学校教育年数测定)在中国相对较小,仅有5个百分点。TFP值得注意地占40%。在全部改革时期,TFP占人均收入增长的3.0个百分点,在最近的十年中有一些减缓,但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亚洲危机导致的增长放慢。在过去5年中,TFP增长对增长的贡献为2.7个百分点。改革期间大体平均的TFP增长模式不仅反映出中国大体上的持续增长,且更是中国逐步改革模式的结果。

表2 自增长腾飞以来每十年TFP的贡献(百分比增长率)

第三点,我想对蔡及王关于工资增长的数字加以分析。在缺少关于劳动力市场及工资发展官方数据的情况下,这些数字非常有价值。因此,CASS调查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并因此应得到高度赞誉。蔡及王指出移民及非移民的城市工资上升,并将其视作临近刘易斯拐点的迹象——换句话说,中国很快就会用完剩余农村劳动力。我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诚然,工资在上升,但蔡及王的数据显示,对于移民及本地人,在劳动力市场,低端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比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低很多。对于较低教育水平的移民而言,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为每年5.3%。这是不错的增长,但与官方统计数据中显示的2位数增长差距甚远。无论如何,在此报告的4年中33%的最高工资增长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长7.4%。再次指出的是,这是不错的增长,但与官方工资统计数据中显示的2位数增长差距甚远。另外,它远低于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平均同比增长为两倍(见世界银行,2006)。同时据官方统计,40%的劳动力仍在农业中,并且据我们的分析,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城市工业的1/10,中国很快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结论并不令人信服。

这些观察将如何改变蔡及王的见解?其程度可能比想象的要低。我认为在劳动力短缺发生的时间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难以预测的政策因素。关键因素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预期的中国经济再平衡是否能在下一个十年中实际执行。如果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实现从基于制造业、出口及(占主导地位)投资的增长模式向更依靠服务业、国内需求及生产率增长的增长模式转化,中国将比目前更快地实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服务业领域的扩展将加速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另一方面,这一点对教育及劳动力质量的大力推动的要求(其中主管部门已做出大量努力),将减少劳动力参与率,这是由于人们用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学习。

退休年龄的逐渐提高将是一个抵消因素。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并且由于养老金制度被有效地作为劳动力裁员计划,实际的退休年龄更低。由于养老金资傘提供的财政压力将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年龄可能会提高,这反过来将推迟(而不是消除)老年人赡养。

当然,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过程。除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平衡加以调控之外(我在另一篇论文中谈到这一点),还有一些政策包括:为促进劳动力市场中人员流动的政策(包括取消户口制度)、改变财政制度以促使城市永久性吸收更多移民、改变社会保障制度以允许部门及地区间的流动性、更强的土地管理制度以改善土地使用者权利转让等。这些措施可以提高而不是降低中国的生产率,并且这些措施将有三种效果:①更多的增长将依靠生产率的提高;②相对而言(对应于以往的情况)服务领域将更强;并且,③工资在经济中的份额将相当程度地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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