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一大要素。能源生产、运输、分配和消费在所有先进经济体国家的主要工业领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能源同样也是其他经济部门的支柱或者基础。通观过去，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那些能够合理并且有效利用能源的区域。因为我们不仅在传统重工业，而且在现代高技术产品中输入能源，所以，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大部分来源于此。当你启动一台个人电脑或者使用一部手机时，你就开始依赖于无所不在的、可靠而且可供给的能源。

随着经济的增长，能源需求也随之相应地增加。在发达国家中，由于能效的改进逐步降低了国内生产总值中每美元的能源强度，因此，能源需求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很成比例。

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数量之大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而非常遗憾的是，在经济、科学和数字方面我们对能源领域的规模、性质和范围知之甚少。如果将我们所使用的各种能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煤、水电、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等，按照能源热值（BTU）等量换算成汽油加仑量，全球每年生产和消费的能源超过3.5万亿加仑汽油。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万亿加仑汽油热值。为了满足这一巨大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我们需要在所有经济合理的能源供应领域中投入巨额资金，以增加能源供应量。

能源工业的巨大范围或规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要素。因为这些能源工业传递出了人类使用风能或者太阳能取代一种、两种或者所有碳氢化合物的愿望。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风能和太阳能增长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三倍，但是，到2030年它们的使用量也仅占全球能源使用量的1%。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放弃明智的投资、技术和研发资金投入以及在经济合理地区进行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而这恰恰表明，我们必须了解能源行业的规模和可升级性，或者迅速提供技术上、数字上和经济层面上无法承受的能源报告。

能源的各个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经济特性。例如，原油生产、销售、分配、运输以及在全球市场中的使用。能源经济是一种基本的而且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分支。假如中国希望购买一桶原油，则需要按全球市场（质量和运输成本的微小差异可忽略不计）的价格来购买。因此，不管企业、私人或者国家的内部分配决策还是整个社会，计算中国或者其他用户的机会成本的起点都应当是全球价格所代表的资源机会成本。如果以其他起点来做出私人或者政府的资本开支和资源分配决策，在某些方面就会出现不同于真实机会成本（即全球价格）的巨大错误价格成本。

其他类型的能源也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重要特性。例如，电力是非常难以储存的，因此必须在需要的时候生产和传输。除了使用全球价格作为机会成本、影子价格及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外，这还突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原理，即一年中不同日期和月份中的不同时段和不同地点的需求存在差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必须具备其他方面的能力，即修建炼油厂、道路或者提升电网的传输容量。消费者的价格资源反映出经济活动的真实边际成本，这一点非常重要，而无论是否是生产、运输或者销售。比如，价格可能每天每个时段都在改变，这反映出高峰时期交通拥堵时更高的短期边际成本。因此，这一经济原理就是，中国可以开始整合最大负荷定价概念，以推动甚至快速开发基础设施能力，这样中国就会取得更加有效和高效的经济成果。

这两个范例（全球原油市场与运输容量/最大负荷问题）甚至会对适度经济增长所伴随的能源和运输的适度增长需求带来重要挑战。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能源机构预计中国能源需求到2030年可能会翻番（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50%，美国能源需求将增长约25%）。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全球能源贸易必然增长，相互依赖性也必然会增强。如果审视一下原油的潜在供应来源，我们就会发现其他种类能源供应非常充足的地区不会出现原油需求增长。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是，原油生产相当稳定，因此不断增加的需求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这带来了战略和经济方面各种各样的担忧（需要扩大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潜在的突发石油供应中断问题；建立一个整体经济战略以应对未来潜在的大规模供应中断等等）。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担心，从各个企业到政府高层在决策制定过程中都采用明确而且系统的真实机会成本来制定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决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的连续性就显得意义不大。我将在下面更加详细地阐述环境问题，不过，即使从直接的经济层面来看，继续通过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对购买运输燃油提供补贴可能都于事无补。简而言之，价格控制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价格控制背后的法律驱动力是帮助穷人购买生活必需品，这表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直接帮助他们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而不是为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保持较低的价格。

在对环境问题表示担忧之前，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能源效率将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能源效率将反映出不同类型的技术开发和更好的技术（我们将在下面谈到的更为清洁的技术）应用。由于中国的许多能源设备和车辆仍然处于能源使用的初期阶段，因此，如果明智地将能效方面的担忧纳入决策制定过程，尽管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0年或者20年后它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能效的最佳动力就是允许市场确定价格。当制定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就会缺少驾驶能耗更低或者能效更高的汽车来节约能源的动力。如果难以从投资中获得任何合理回报，能效技术投资就不会存在任何动力。

此外，主要依赖于市场的政策不仅能提高技术和能源效率，而且还会创造出最大效率的经济成果，远胜于通过津贴和政府决策机制来决定受益者和受损者的方法。然而，最初所制定的政策却并不明智或者没有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历史再三证明，这类不由市场确定价格的方法总是非常不幸地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将经济拖入一个错误的选择之中，最终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让我们转入能源和环境问题。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能源使用都会对环境产生副作用，经济学家将此称之为“外部效应”。中国非常清楚其面临的一些环境外部效应和排放问题。概括而言，车辆往往会产生一氧化氮（NO）、二氧化硫（SO₂）、可挥发有机物（VOCs）和一氧化碳（CO）等，这些排放物会产生烟雾，有害健康，并对农业产生影响。道路上行驶的汽车越多，人们驾驶汽车行驶的距离越远，所排放的污染就越多。最终，不管是交通运输中的石油还是发电厂使用的煤炭，所有化石燃料的燃烧都会排放出二氧化碳（CO₂）。尽管本文没有重点解释什么是气候变暖的风险，也不知道气候变暖风险的确切程度，但是非常清楚的是，地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经变暖（温度大概上升了约0.7摄氏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增加，人类经济活动可能造成了全球变暖的风险。未来的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预测显示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从一个很低的排放水平开始增长），并将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由于中国是围绕能源使用来考虑环境问题的，因此，建立在一个完整周期内的科技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从油井到汽车或者从矿井到电力输出，环境影响分析以及经济成本和利润分析。重要的是，中国开始考虑改善外部效应的方法，最大可能限度地以市场为基础和采用技术中立的公共政策，这一政策将大大优于指令与控制政策。许多国家都必须破除环境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壁垒。例如，当本人出任乔治·H.W.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尽管遭到美国政府内外环境利益群体的反对——他们怀疑这种排放物交易系统不会减少所谓的酸雨，但是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系统，这一系统是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批准市场开发之前，一个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且降低二氧化硫带来的经济成本开始显著减少。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EA）（和其他经济机构，比如财政部）和美国环境署之间的高级别合作，则这种情况可能在美国从来就不可能发生。

因此，中国对能源需求增长的步伐、性质及构成不仅存在经济和战略上的担心，而且还有环境方面的担忧。很明显，中国需要实现其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尽可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更富竞争力的国内能源市场以及与全球其他能源供应国进行交易的明智机制。尽管这一机制中的管理、定价、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细节超出了本文评述的范围，但是中国确实需要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开展大量的工作。

最后再让我对另外几个步骤进行简单的阐述，这些步骤似乎有助于中国制定其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政策。很明显，为了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增加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使用量，技术无疑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改善环境状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需要为其国内技术的应用和配置制定一套有效的机制，包括：跨国企业的技术，不管它们是自主经营还是与中国企业合作。一些重要的研究是由各国政府或者政府实验室提供资金援助的，而其他许多研究都是私下提供资助的，无论其是由私营组织提供资助，或者在完全拥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内部研究。仅举一例，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用于洁净煤的技术研究。由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煤储量最大的两个国家，而发电燃烧煤是二氧化碳的最大来源，因此，在这一领域展开合作无疑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正着手开发核能，并希望这一明智决定能够使核能成为中国未来能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可能分享核废料安全处置技术和反恐安全，每一个国家均可以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政府到私营公司以及全球最成功和技术先进的私营企业，我们发现中国必须继续保护知识产权，制定一个日益开放和欢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策，使中国及其民众能够从最先进技术中受益。

总之，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将带来能源需求的大幅增加。由于担心环境影响的问题，提供有效和高效的能源供应对快速提高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非常关键。这就要求进行经济、技术和公共政策创新。

尽管中国还面临一些内在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本人仍然毫无怀疑地相信中国能够通过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改善的环境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