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6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翟惠生

翟惠生

翟惠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和新闻中心主任，高级记者。曾获第六届“韬奋奖”，个人采写的新闻作品有60余件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曾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副总编辑。在多年的工作中先后从事科技、经济、政治领域的新闻报道，在新闻的大局意识与基层意识的结合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翟惠生：今天我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问的，先问问我，激烈的、有代沟的、有碰撞的都无所谓，我就需要两个字——真实，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回答你们的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这才叫“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嘉宾：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在前一段时间接受光明网采访谈的话题是“多媒体时代如何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当时您谈到做好一个记者必须要有多方面的积累，那您认为作为一个记者主要应该积累哪方面的能力跟涵养？第二个问题稍微尖锐一点，在2014年6月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新法规，禁止记者私自展开批评报道，我想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翟惠生：我认为做一个记者，积累是最重要的。毛泽东说过，美国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美国预言家的预言能实现吗？我们希望它实现不了，但是它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必须警惕。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严格地说，我觉得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是二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是三代领导核心，包括胡锦涛，这个是按照中央的划分，如果按照年龄划分则是第二代。第三代是谁？就是习近平的孩子这一辈，包括你们。列宁说“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的历史不能忘。什么叫历史？就是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年轻人的血是热的，这是你们最大的优势。你们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就是与历史是隔断的。这个历史，你们不要就想到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那是纯粹的历史概念，我指的历史是一个事物的来龙去脉。如果你了解了，你就可以做一个记者，这是最基本的积累。任何一个事情，不会脱离历史的轨道，历史的车轮也永远向前，不会向后，这是规律。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的脑子得复杂一点。他说的“我们”指的是谁？指的是我们共产党员。而做记者，本身就是和执政党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你不在中国，到国外去，你如果当记者从事新闻传播行业，你也和那个国家的执政党密不可分。因为在世界各国，新闻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真正的大记者，无一不是和重大的政治事件连在一起的，要不然他成不了这么大的名。美国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不也是吗？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闻事件。人们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说不完全对，狗咬人得看咬了谁，咬了我不是新闻，咬了奥巴马就是新闻。提起名人不要只想到演艺圈，那固然是，最大的名人是政治家，是永远被历史所记录的。因为他影响一个时代，必须要记录，这段历史是不能隔断的。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记者，一定要积累历史。

当然，我让你现在全面地积累历史很难，但是你要从事什么方面的报道你就要积累什么方面的经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关于经济报道。现在经济怎么样？大家感觉钱不好挣，经济速度好像在放缓，经济结构在调整。2014年，李克强同志讲，要坚决保证实现GDP 7.5%的增长速度。我们从事经济报道的，要向老百姓说明现在7.5%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调结构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弱了，缺少能够让大家弄明白的报道。你们心中对经济的疑问，在媒体上找得到答案吗？没有。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经济报道记者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他也不愿意去知道，也没下这个功夫，这就是最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开全国“两会”，政府提出来我们发展的经济目标是6%，全国上下欢欣鼓舞，GDP发展速度达到6%了。当时《人民日报》经济部的一位大记者艾丰写了篇文章，发在《人民日报》一版，题目叫作《6%说明了什么》，分了三个小标题。大家看了以后很解渴，明白原来6%意味着什么。现在7.5%，反而高兴不起来了，比6%还多了1.5%，怎么高兴不起来了呢？不就是因为中间经历了一个百分之九点几或者十点几又回到这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去写一篇从1995年的6%到2014年的7.5%之类的文章？从6%到7.5%，这是一个概念，我们今天经济又发生了些什么？十八大报告里面讲了，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道路。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就得沿着这条道路走，从第一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到最后第八个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要用“坚持”，没用别的词？一方面，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就要这么做；另一方面，就意味着现在当中有问题，我们要用“坚持”跨过这道坎。就这两层意思，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就这么走。为什么道路最重要？于丹春节给北京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说文嚼字》。她说这个“道”，“首”在上、“走之”在下，道路是脚走的，靠脑袋支配。她顺便说了什么叫“看”，上边一个手，底下一个目，手搭凉棚，这就是中国字的奥秘。中国悠久传统文化里面道理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有理解而已。“八个坚持”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这是最大的政治，如果政治概念讲的正和你心里想的一样，你自然而然也就记下来了，这就是积累。所以，记者首先就是要讲求政治积累和政策积累，同时必须要有文化积累。

我们是文化人、大知识分子，但是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知识和文化是两回事，知识是专业的，文化是综合的。杨振宁是物理学家，但富有诗人的情怀、艺术的感觉。前些时候，他和莫言有一个对话，他问莫言：“如果爱迪生活到今天，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什么？”杨振宁问出这话来，就说明他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莫言回答也挺好，莫言是学文科的，也挺有理科的脑子，他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手机。杨振宁说：“我搞物理的，都没有想到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大家相互之间思想的交锋就是文化的积淀，特别是学文学的或者学新闻学的，一定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说外行话。现在很多记者没文化，让人笑话，就是他不重视文化的积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报纸发一篇表扬稿说一个好人好事：在出租车上有一个人把一块玉落在后备厢里了，玉很大很值钱，得几千万元，出租车师傅给送回来了，这个人很感谢出租车师傅。但是记者写了什么呢？他写的是丢了一块和田羊脂白玉，和田羊脂白玉是和田玉，和田玉里边羊脂白玉是上等的白玉，非常值钱。当时这么写，很多人说这记者没文化。搁在后备厢里的是一块玉料，外边会有皮的，你看不见里面有多白，更看不见它是不是能达到羊脂的程度。玉是不是羊脂白玉，只有专家鉴定才能知道，不能这么下结论，这就是没文化。现在，大家对艺术品收藏都很感兴趣，全民收藏是好事，盛世收藏，说明我们社会也是盛世。字画最为先，但是你看看哪儿都是齐白石的画、张大千的画。我们要问问有多少幅齐白石的画、多少幅张大千的画是真的。齐白石是人民的画家，这是周恩来说的。但是现在出现的这些画，内行说，三个齐白石捆在一块儿活到今天也画不出来这么多画。现在遍地都是，能不是假的吗？同学们如果知道历史，就会做出清晰的判断。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假的，都是赝品。看起来事小，其实是很大的事。因为，传播文化，传播得对，是传播真善美；传播得不对，叫惑众，叫骗人。比如一个拍卖公司，去了1000人，它骗的是这1000个人，但是经媒体炒作，看到媒体报道的人都信以为真，那就惑众了。这种文化的积淀、文化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些是对记者最基本的要求。总书记让我们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句话，24个字。第一是国家层面，第二是社会层面，第三是个人层面。它的来源在哪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视察时去了孔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寻根，要寻找文化的根，寻找文化的底蕴。总书记的做法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所以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报道很不够，为什么？老说概念，没有故事，要多讲故事。让于丹出来讲讲道路的“道”意味着什么，这就叫故事。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弄一个汉字大赛都受到上面表扬，因为他们在想方设法用现在最低级的方式来传播传统文化，这就不错了。我们现在都用电脑，把汉字都丢了。记者的任务是传播，不是传达。传达是秘书的事，那叫一字一句一标点都不能走样。传播不是，差一个字，他就是要传一种东西，不是要给它换型，要把党的意识和党的原则变成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我们很多记者，口口声声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到了吗？你不做转化，怎么叫以人民为中心呢？同学们，你们要有“智”，在学校培养。写稿不能用人家传来的电子版，你可以在电脑上写，但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分析。

写新闻稿是先写稿子还是先想题目？必须先想题目，这是大记者所为。有了题目，甚至小标题都想好了，再去写稿，感觉是不一样的。记者去采访，题目什么时候形成？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脑子里面就要凝练，就要琢磨，脑子要反应快，把题目凝练出来。这就是一种训练，是基本功。题目精彩了，创作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题目不想好就盲目写是不行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上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我们要把丢失的东西、遗忘的东西重新拾起。什么叫新闻？当下发生的就是新闻，有些史海功臣对当今有特殊意义的同样是新闻，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档案》，收视率非常高，讲的是老事，对新人来说它就是新闻。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记者的基本积累。

还有一种积累是新闻规律的积累。同学们必须在学校就养成。采访一个新闻是什么规律？九个字的诀窍：到现场、问各方、善研判。同学们一定要掌握诀窍，老师教你们也要教诀窍。“到现场”就是任何发生的新闻你必须到现场接触当事者，必须要到现场看，只听不行。现在，记者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到现场，除了电视台的报道需要出画面必须到现场以外，没有几个到现场的，一个电话、一个电子邮件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记者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到现场？刘奇葆同志到《光明日报》去视察，两次都说到一定要加强文艺批评。票房高不代表电影真好，要看想不想看第二遍。有多少文艺评论？没有。现在说谁是明星，谁是大腕，那都是荧屏星、荧屏腕，媒体星、媒体腕，是媒体给炒起来的。明星和大腕只有一个标准——市场标准。明星的市场标准是什么？票房，这也是诀窍。正常演出能不能卖出票钱，而且靠他卖的票养活他自己和他的一班人，这就是明星和大腕的唯一标准。我说了“到现场”，还要“问各方”。不问各方是绝对不行的。什么叫各方？正方、反方、第三方都要问。不管是表扬报道还是批评报道，我们都要这样去做。不这样做的话不客观。记者出现毛病往往是自己主观愿望特别强，他就照他的想法只采访符合自己意愿的这一方，而不采访别人。一个罪犯在法庭上还有申诉的时间和申诉的机会，难道一篇稿子都不让被采访方说话吗？还要“善研判”，是在问各方以后要脑子复杂一点，看一看这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说。这就是采访的九字秘诀，离开这九字秘诀，准会出问题，准会出偏差。老老实实地按照这九字秘诀做了，你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所以，你们在学校要养成这种习惯，“到现场、问各方、善研判”。不要怕累，新闻是拿脚跑出来的，你问的人越多，你的积累就越多，你的脑子就越丰富，你可能得到的信息有正方的、反方的，相互的碰撞越多，你可能思考得越复杂，就能练就一个复杂的脑子。我们搞新闻传播的，不能因为年纪轻就允许自己脑子简单。如果不干新闻这行，可以简单，活得越简单，人生越幸福；人越复杂，活得越痛苦。但是你干了新闻就必须复杂，因为你肩负着对社会传播的这份使命和责任。你不复杂，社会就会复杂，那就麻烦了，我们是让社会更简单一些，通过我们的传播而不是传达让社会由复杂变得简单，可是我们要从简单变得复杂。

再说说舆论监督。新闻报道无论什么形态，都跑不出三大武器或者说三类报道。第一个叫作典型宣传，第二个叫作热点引导，第三个叫作舆论监督。数学上讲两个点确定一条直线，三个点确定一个平面。典型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国外报道也跑不出去这个圈。这里不讲典型宣传和热点引导，我们说说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不允许跨行业、跨地区搞的。这是早已有的，不是现在的。因为广东说了，别的媒体跑我们这来净来挑刺。河南讲了，广东媒体跑河南来干什么，先管好自己。这不是媒体的问题，地方之间确实有差异，要是跨行业、跨地区的话，这个事就比较复杂。有一句话是这次新加的，“批评报道要经过领导同意才可进行”。为什么？现在舆论监督不是不让搞，关键是现在出偏得厉害。中央电视台舆论监督做得是最多的，“3·15”晚会全都是批评报道，没有一个是正面的，可是中央电视台在这个方面受批评最少，受指责最少，为什么？一位年轻记者跟我说：“我们肩上担着一条扁担，扁担的一头拴的是对事物的认知，另外一头是对认知的传播，我们新闻中心的人就是要每天讨论对事物的认知。换句话说，我对我的报道，首先要开会，大家集体动脑，分析怎么判断、认识这个事，这样才不至于使肩上的扁担滑落。”这段话说得很深刻。还有一句话：“舆论监督要想不出偏，就要想办法从批评报道中挖掘正能量。”这是个诀窍。也就是说批评报道不是传递负能量，而是传递正能量。为什么有很多报纸或者广电媒体，一到批评报道就被领导批评，就被社会指责？就是因为传递的不是正能量，而是负能量。正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企业、各个地方说起批评报道，对媒体都是咬牙切齿。舆论监督也是一种引导，现在出偏，出在哪儿了？出在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就想跟政府唱反调。这样的媒体为数不是很多，但是挺有影响。只要是出了车祸，车好一点儿，这样的媒体准把车牌子放在标题里，宝马、奔驰撞了谁，要是个桑塔纳撞了绝不写，这不是不断煽动仇官、仇富、仇警等情绪吗？之前发生了一起北京市郊区查酒后驾车的事件，一个交通协管查了一辆黑车，黑车司机下车就跑，天黑，交管追了十几米就没再追。结果这人还往前跑，掉河里淹死了，但协管没看见这个事。于是这家媒体就把此事报道了，而且标题为《交管见死不救》。交管就想去说明事实，总编不见，值班总编也不知去向。协管反映不管怎样，媒体得听自己的陈述，但媒体不听。不是唱反调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偏激、抢眼球。所有环保项目的报道、药品食品的报道，出现了很多问题。中药在香港某一地方下架，说它含有某一毒性物质，被当作社会新闻报道。同仁堂的老总找我说：“记者为什么不采访我？他有科学常识吗？所有的中药都含毒，凡药三分毒，这是常规，药不是食品，是治病的。在治病的十天或者半个月内，治病是最重要的，药含毒但对人体不一定造成伤害。”媒体没有把这道理给讲明白。再说垃圾焚烧，垃圾焚烧厂建在谁家旁边都不乐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垃圾焚烧中焚烧的是什么？是用现代化的办法处理现代垃圾。现代垃圾是什么？跟过去的菜叶子和炉灰不一样，主要是两种物质，一是废旧电器制品，二是废旧塑料制品，两个都是重污染。过去传统垃圾的处理方法是埋，现在垃圾怎么埋，没地方埋，那样占的地方就永远不能用了，因为是严重污染。所以发达国家真正处理垃圾的现代化方法就是焚烧。焚烧只有一个问题——污染，什么污染？说是大气污染太笼统。什么气？就是烟里面冒出来一种物质叫二 英，二 英达到一定的量才对人体有伤害，一般的量没有问题。环保企业首先应该担起社会责任，但对环保设备的投入相当于企业的利润，一般企业承受不了，我们现在强调只要它担负起来了就可以。但媒体不去采访企业，也不进企业，村民一告状就开始报道，把科学问题炒成了社会问题。本来是科普的事，现在全变成了社会事件。说霸王洗发水含致癌物质，所有洗涤用品都含有这种东西，不含有这种东西是不能去污的。那含多少可以致癌？致癌这两个字不能轻易落笔，是有量化标准的，所以做报道不要偏激和抢眼球。

第三个问题是低俗、媚俗。我带了一份小报纸，我得念念，排除我作假之嫌，炒王菲和李亚鹏离婚的事，“9月13日晚上11点40分，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航班落地，数百家媒体围堵机场到达口”。媒体夜里11点多去等王菲，那么多该报道的不去做，专门搞这个，有意义吗？“20分钟后，王菲从门口出来了，躲避记者的照相，坐上了一辆车，两辆车一块走了。在路上，有媒体逼停了王菲所乘坐的车。”不是警察和执法人员，凭什么逼停人家的车？这种报纸在报摊上卖得特别火，怎么没有一个网民提出这个疑问？“坐在车内的王菲并没有躲避记者的镜头，只是低头一动不动，细看一下，她眼眶发红含泪，似乎有哭过。”你们说这个新闻对吗？先说“似乎有哭过”，这是什么词？这不是对大众文字上的误导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来播第一部宪法的时候，周恩来提了一个要求：不许错一个字。“眼眶发红”，怎么看见的？“隔着车窗”，夜里12点了，坐了4个小时飞机，我们可以用基本常识判断，谁晚上坐飞机眼睛都会发红。记者看得见吗？“我们应该去传播正能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所以他很了解情况。习近平“8·19”讲话里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说我们要善于传播正能量。现在的豪华晚会被制止了，那叫艺术吗？就是用现代的手段去包装几个主持人和明星大腕。艺术要讲究内容大于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不是形式大于内容，这是艺术的本质。

第四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就是借着批评报道问人要钱，我们现在称其为新闻敲诈，这也不在少数。因为我们的媒体大都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什么叫自收自支？就是不能吃纳税人的钱，自己挣钱自己花，《人民日报》就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挣得多发得就多，跟公务员单位不一样，公务员是吃纳税人的钱，国家发多少就是多少，事业单位有一定自主权。但是现在的媒体没钱，特别是一些小媒体和新网站。媒体挣钱正规渠道就三条：第一是广告，第二是发行，第三是适当的活动，和企业有合作。广告人家都和中央电视台做，发行那是挣卖报纸的钱，没有发行量就没有钱。但是报社又不能解散，所以就搞一些活动。但是现在企业高调做人、高调做事的越来越少，都躲着媒体。所以只有一招，那就是批评人家，引起人家重视，以此作为交换的筹码。有的记者专门到高速公路上去，看到哪里不平就写异端性的推测报道，说这个工程是层层转包，然后把报道给工程领导看，领导看后吓坏了，二人就谈条件。有的媒体给企业排了队，食品企业、药品企业最容易出问题，今年抓不到，明年继续抓。在这种心态下，舆论监督能有正能量吗？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求批评报道要和领导商量，要领导批准。领导讨论同意后报道出来的保险系数要大一些，这并不是不让报。如果我们脑子都有传递正能量的概念，相关部门就不会再嘱咐你了。新闻监督是新闻必不可少的一大武器，但前提是，我们要用好它。

嘉宾：老师，您好。我的第一个问题和您刚刚说的相关。我们国家特别是在宣传方面，正能量的传递是不够的，特别是一些大一点的媒体，比如，《湖南新闻联播》提到“李克强来到了湖南大学”，所有的稿件都是新闻通稿，只带了摄影记者和编辑，没有文字记者。这种新闻通稿的形式是不是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对领导人的采访或者政治宣传都不是第一手资料，不能做到面对面的交流，记者也不能代表群众进行交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如何克服眼前转型的困难？

翟惠生：从事新闻传播一定要知道基本的规律和要求。

第一个问题，通稿在全世界都有，是世界的通稿，不是中国的通稿。任何国家的政要，他的活动采访都是有限制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如果是在北京活动，那就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报道，有时都不去，只要一个通稿和影像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地方，到哪个地方就让其省台、省报报道，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采访政要的。所以，通稿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对一定级别的政要的报道是必须要通稿的，但这并不束缚政要闪烁出的火花。比如，现在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的报道基本都是网络先发，然后新华社才发稿，这就是为了扩大通稿的范围。其实，没有指令在现场采访，同样可以发出好新闻。2013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作品，说的是“七常委出行不封路”，这不是新华社发的，不是《人民日报》发的，也不是央视发的，而是《长江日报》发的。《长江日报》是湖北的一个市级党报，这篇稿子是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第一次说“中国梦”，十八大闭幕后半个多月发的。中央领导没有让新华社、央视发这个稿子，这个信息是十八大宣讲报告团到湖北省，从一个报告团成员口中讲出来的：一般从中南海出来5分钟就到了，结果8分钟还没到，后来发现是没封路的缘故。《长江日报》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捕捉这条新闻，采访了各方，除了这个报告团成员以外，还核实了很多，发出了500字，所有的报纸媒体都转载了。有时候我们的领导让指定媒体发特写，就是把故事细节反映得更充实一些，用直接引语。现在的通稿是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它不代表束缚了新闻的火花，这是世界通行的一种做法。国际上的事情也是指定记者去采访，包括世界杯。如果指望每一个老百姓都和政要对话，那是行不通的，包括美国总统竞选接触的面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有志向，我们将来要跻身主流媒体，跻身中央电视台中央组的记者之列，那你就能去采访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组的记者都忙不过来。总书记、总理出来都是有要求的，为了更全面地报道，一般都是几个组同时去报道。

第二个问题，新媒体的发展是必然的，这个现象一点不奇怪。过去皇上问过刘墉，你看大清江山还能到什么时候？刘墉说，什么时候灯头朝下，大清江山才能完。他没有想到，爱迪生后来发明了电灯，灯头全朝下了，大清江山也确实完了。因为大清江山拒绝新技术，闭关锁国。互联网也一样，这是一场技术革命，任何技术革命都会给人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现在广泛应用互联网，智能手机用户在我们国家是最多的。央视做了一个统计，现在我国有6亿多人在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就是一个小互联网。爱迪生要是活到今天，他最想不到的是什么？是手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要么我们驾驭，要么我们被它所颠覆。我们现在“按闸门”“装刹车”，都是为了互联网的安全运行，抵制国外服务器对我们的侵犯，同时也净化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人人都可以发言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有像阳光一样的引导。比如说，有人认为东莞的“扫黄打黑”过分，但是这些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我们的传统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字——融合，就是要用主流声音影响网络空间。网络主要任务是传播，但缺少内容；我们是内容为王，要借助网络来传播我们的东西。所以，主流媒体通过融合还要继续成为主流。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就不会看不到希望，而且我们是很有优势的，我们是内容为王。网络媒体的内容多是从传统媒体转载而来的，其采访权是很小的，新闻网站有采访权，剩下的都没有。在新加坡，一个商业网站传播三条新闻就不叫商业网站，而是新闻网站。新闻网站有自己的规矩，我们的新浪、搜狐都是商业网站，但是它们的新闻占了很大部分，其实商业空间很大，但是它们没有去做。这些都是一些必然出现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国家现在成立了网新办，制定了很多改革措施。我们要看到自己“内容为王”的优势，因为你是记者，有采访权。但我们很多人把采访权丢掉了，有的连现场都不去。一个新的技术革命来临的时候，压力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将压力变为一种发力的优势，让网络传播为我所用，而不是让网络传播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建议你们去央视、《人民日报》看一看，看看他们的记者在怎样工作，尤其是夜班的工作，你会获得几何倍数的正能量。2014年中国记协要发掘好记者，讲好故事，发出好声音，很多事情令我感动，甚至流泪。为了采访地下人工授精，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自愿报名，一直到躺在一个小旅馆的手术台上，见到了医生，问了几句话以后才假装上厕所，打车逃走。她拿着一手资料做出了节目，这样的记者是伟大的。一个记者采访屠宰加工厂注水和病死的猪牛羊情况，下意识地动了一下包，旁边拿着刀的工人准备去报告领导，尽管只有60米的距离，他们还是压着心里的紧张情绪装着大模大样地走出来。这样的记者深深地热爱自己的事业，新闻这么干才有希望。互联网没什么可怕的，它就是一种工具，我们一定要利用它、掌握它，要让它为我所用。这就是媒体的气魄和胆量。现在最大的网还是人民网、新华网，没什么可怕的，有些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嘉宾：老师，您好。我了解到您是物理专业出身，您是如何选择走上记者这个行业，又是什么让您坚持这么久？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一定会选择这个专业，也有人会在媒体工作几年以后转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翟惠生：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回答。我们那个时代不是互联网时代，也不是多项选择时代，但我确实喜欢新闻，我觉得记者很伟大，在报纸上写稿署名是很牛的一件事，就因为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就干了新闻。最开始是跑科技报道。当时我连消息都不会写，都没有学过。导语、5W等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消息和通讯的区别，是在实践当中练出来的。所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践就没有新闻。学的概念就像公式一样，和解题是有距离的，必须多写，在熟的过程当中就开窍了。演员在台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喊戏阶段，第二个叫唱戏阶段，第三个叫说戏阶段。喊戏阶段靠嗓子，大演员对此有意见，戏也不是都靠喊出来的，应该有一种美感。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唱，就是会比较了，在比较中才会产生美，在错落有致中才能产生美。说戏阶段就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了，台上的我和台下是一样的，已经潇洒自如了。记者同样如此，第一个阶段叫喊稿，第二个阶段叫唱稿，第三个阶段叫说稿。任何事情想不明白就写不明白、就说不明白。

今天有很多记者跳槽了，这很自然，因为今天干新闻是在体制内，体制就有笼子和篱笆，你要服从规矩。现在的人生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想当官就不追求发财，想发财就不能当官。如果选择新闻这支队伍，一定要想明白再进来，没想明白就进来，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就会感到纠结。这句话是习近平同志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实在，不过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多在媒体待段时间，现在媒体也很难进，也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所以现在的市场也需要改革。而且，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是很大的，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是一种功夫，需要练，不是靠课堂就能解决的。搞新闻不仅要从有围墙的大学毕业，还要从没有围墙的大学毕业，那就是社会大学。因为新闻是一种社会学，天天和陌生人打交道，要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采访中最重要的是平视，这就要看你有没有平视的心态和思维，跟任何人对话都平视，不卑不亢。比如说我们采访莫言，莫言不愿意接受采访。你看过我几本书？你了解我吗？这话说得太对了，关键是我们。所以要当专业型的记者，要有分工，跑农业、工业、电子都是有分工的。必须记住，政治是管一切的。所以我建议你们多在媒体工作。等你们去了公司，知道市场和企业的衔接点在哪里，和新闻的衔接点在哪里，工作才能干好。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干什么岗位没关系，但是它传播的本质是一样的，必须把握。

嘉宾：老师您好，媒体是党的喉舌。美国等都批评中国的媒体没有人权，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翟惠生：这个问题其实牵扯到自由度问题。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的记者自由度太大了。中国企业的代表说，美国的记者想写他们的负面报道，记者调查了半年时间，写好了稿子，传给企业，请企业挑毛病。“请您72小时给我答复，您可以说明理由，要不就是默认了。”我们的记者很多根本就不给采访对象确认，而且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该使劲的地方又使不上劲。典型报道是新闻的第一要素，何为典型？就是某人干了某事。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典型了，北京广播电台开办了一个用公益广告时间寻找身边榜样的活动，都是小人物，但都是榜样。现在这样的记者太少了，主动挖掘典型的很少。如中央宣传的杨善洲，一个老干部绿化荒山后将其交给政府。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搞特权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为子女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不乏其人。如果在升学、考公务员、上项目、晋级、涨工资、出国甚至上台演出的问题上都要靠关系、找门道，就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杨善洲的事迹，群众之所以信服，就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做的事都不近人情，但就是这样的干部才有口碑，他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化身。可是，我们有哪一个宣传报道从杨善洲的事迹回答老百姓的关切了？老百姓所关心的升学、找工作、考公务员、买房子、晋级的问题都没有。把老百姓的关切用杨善洲的做法回答上来，才叫“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我们一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批评报道，是不对的，这只是一部分，还应该关心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老百姓呼唤的是公平正义，现在少的就是公平正义。杨善洲做了很多公平正义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回答，去直面老百姓的问题呢？咱们的一些记者太自由了，这比起美国的记者差远了，人家的批评报道都是全面真实的一手材料，原封不动给传过去。自由度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该放开的时候拿不出东西来，让你收紧的时候你又抱怨，那是没有理解新闻的本质和内涵。你只有理解这个内涵，才能找到“自由王国”的感觉、内在气质自然流露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