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4日下午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尹韵公

尹韵公

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专长为新闻史研究，现从事新闻学研究工作。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1989年1月至1997年10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97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

尹韵公：新闻是事实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每天报道新闻实际上是在记录历史。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将来写历史的人基本上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把历史整理出来，把主要的内容整理出来的。学新闻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邸报，中国的邸报实际上后来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依据。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明代新闻史，我查过《明实录》，它基本上是把明代的邸报挨着时间串起来，把枝枝蔓蔓剪掉，就成了真正的历史记录。回过头来，我们自己写的新闻实际上就是明天的历史记录。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的变化之大，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我估计只有春秋时期、战国时期、魏晋时期可以与之相媲美。正是因为有了这么深远的历史背景，剧烈的社会历史变迁，我们今天的生活、发出的声音才如此精彩，差异如此巨大，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观点。这正好也为在座的同学做判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依据和评价参考。你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也可以看看其他的观点，你自己形成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中国的新闻，在中国做新闻和其他理论研究，和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样，都离不开中国的国情，离不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在我们国家的理论界总是在讲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有的外国人不这么认为，比如法国的一个专家对我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有他的看法，我们和他们讨论，互相都会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是出于他对中国的不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差异很大，当然他们努力在向我们靠拢，但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和文化背景有关。我们经常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要交流、交融、交锋，这种话是没错的，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有些是可以交流的，有些是不可复制的。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它、了解它，但是你不可以学到它。

同学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统一。分裂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上是不允许的，中国人很重视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但欧洲对这件事看得很淡，分裂了，不在一起过就不在一起过，分成不同的国家不就完了。所以，他们对统一的认识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看得很重，而他们看得很轻，这就是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差异。所以，南斯拉夫遇到科索沃危机，南斯拉夫马上解体，形成了好几个国家。欧洲人觉得这很正常，中国人觉得把一个国家分成好几个国家怎么得了。中国从明清以来唯一的一次分裂就是日本人把中国的一部分建立了“满洲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把“满洲国”取消了，中华民族又重新统一。类似这样的思想观念，我们跟欧洲国家、跟西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差异的，有时候差异相当大，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向他们学习、他们向我们学习。

历史上欧洲也向我们学习过，后来欧洲强大了，中国开始向欧洲学习。所以在我们了解、从事新闻这个职业之后，我们有两个基本点，就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有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了解，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点。无论是我们搞新闻报道还是研究传媒，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我们作为记者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当时我们可能确实做了客观报道，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回过头去会很惊讶，甚至你会问自己，难道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比方说，前不久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镜头：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苏联专家要回国，中国好多单位就组织欢送苏联专家，请他们吃饭和跳舞，最后锣鼓喧天，一路鲜花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和飞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报道，也是我们当时把它记录下来的。但是过了几十年，或者说过一百年、两百年甚至几百年，后人可能都会发出疑问。因为他们都知道，当时中苏两国上层已经出现了很大分歧，吵得不可开交。这就是说，上面发生的事情和下面发生的事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录。后人可能要说，那我们应该相信哪个？下面锣鼓喧天欢送苏联专家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说两国的上层吵得不可开交，恨不得打架？

但是我可以说，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它就是如此反差巨大地被记载了下来，我们的记者也是这样报道了历史的真实的。但是过去，新闻的真实不等于真实的新闻。新闻的真实是苏联专家回国，我们锣鼓喧天地送他们，兴高采烈甚至搞不好还痛哭流涕、热泪盈眶，这是新闻的真实。但它是真实的新闻吗？恐怕不一定。因为真实的新闻背后是中苏两党的破裂。有时候新闻的真实不等于真实的新闻。很多同学都说自己是报道客观事实，但是报道客观事实是报道新闻的真实吗？那可不一定。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对待历史的记录，因为我们本身是历史新闻的报道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是以双重的身份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来看待我们的职业。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书本上可能没有讲过的事。我们叫“传媒大讲堂”，传媒过去是跟新闻挂上钩的，但是现在它不仅跟新闻挂上钩，还跟信息挂上钩。新闻肯定是信息，但信息肯定不等于新闻，信息要变成新闻要经过加工。比如美联社在全世界都驻有记者，记者每天发回来的信息量是120万字，但是美联社经过筛选之后，真正变成新闻产品的只有10万字，其他110万字都不能成为新闻，只能成为一种内部信息，因为任何一种新闻机构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新闻既是一种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人们主观性选择的结果。如果说新闻不经过选择，那是假话。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它所报道出来的事情都是经过选择的。要是说没经过选择，这个机构一定是说假话。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当然是在有互联网以后，新闻和信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但是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在没有现代事业，即没有报纸、广播、期刊之前，人们的生活又是怎么度过的？实际上，在我看来，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跟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一样，有信息交流、信息传递和信息摘取的能力。信息传播不是人类独有的，也不是人类独享的。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传递信息。狼群不用说了，狮子更不用说了，它们都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对信息的需求很强。猫为什么要发春？猫发春就是它需要爱情，它发出的就是这么个信息。它需要找对象，需要生育，所以它发春了，发春就是它的信息传递。出去遛狗的时候，狗要撒尿，这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说明这是它的地盘。像狮子、猎豹、猎狗，所有的熊之类，它们都会通过撒尿，当然也可能通过叫声，来传递信息。狼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的叫声，代表不同的信息传递，表达各种不同的意思，所以它会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会有声音武器，还会有化学武器。有同学说，不会叫的怎么办呢？蚂蚁和蛇不会叫，那它们怎么表达呢？蛇很简单，母蛇会分泌一种荷尔蒙，它分泌出这种荷尔蒙，公蛇就会来找。蛇不会叫，但它有自己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后来人们发现，不光动物能够传递信息，植物也能。植物的信息传递很有意思。比方说，长颈鹿很喜欢吃高大树木上的叶子，但是它吃多了树不长了怎么办？树也很会保护自己，一旦长颈鹿吃多了以后，树的叶子会整个发出一种臭味，长颈鹿忍耐不住这种味道就被赶跑了。它发出的信息是：你赶紧走吧，不要再吃了。所以长颈鹿总是在一棵树上吃不了多久就换地方了。实际上是那个味道太难闻了，它只好到另一棵树上去。所以植物也会有信息传递。

人作为高级动物很有意思。人跟猪的基因相似度与跟类人猿相似度就差那么一点，但差异很大，就那么一点基因的不一样，人类就成为地球的主宰，而其他动物都不可能成为主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今天讲信息、讲新闻，是因为我们发明了文字。在文字没有发明以前，无论是中国人的祖先还是外国人的祖先，都是很软弱的，在自然面前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但是自从发明了文字，我们可以把前人的经验保存下来。《格萨尔王》在中国为什么有内陆版本、有西藏版本，因为《格萨尔王》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怎么办呢？这是一部英雄史诗，又是一个鼓励民族的深沉动力，只好找一个记忆力最好的年轻人，让一个长者每天教他背几句，教他把这首长诗背下来。可是每个人背下来的也是有差距的，所以会出现蒙古的、西藏的《格萨尔王》。都是《格萨尔王》，但实际上有细节的区别，那是因为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必然会出现信息的失真。

但是人类发明了文字，它基本上可以保证信息的不失真，这对没有文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是说有了文字就可以百分之百保真。有了文字，我们前人的绝大部分经验才可以总结、积累、有所创新，才创造了人类今天的辉煌、科技的辉煌，才可以上天入地。如果没有前人的文字发明，哪有今天的互联网？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互联网是个伟大的发明，但是就它的意义来讲，还是比不上文字的发明。

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才开始。在这以前，我们都是野蛮史，不是文明史。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同学们到中国或者国外的一些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阴山，里面有很多岩画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出现，人们就通过画一些符号来表达意思。俄国有个作家曾经记载了俄罗斯的一个故事，说发现河边渡口的一块岩石上画了一条鱼，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画什么意思，为什么画到这个地方，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只知道这是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那么祖先为什么要在这画条鱼？后来有个村民说，是不是暗指这里的鱼很丰富。于是他们就去打捞，果不其然，这条河的鱼很丰富。那个时候没有发明文字，人们就通过一些暗指、一些符号来进行信息传递，可以把一些信息传给后人。现在有些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记人、记事，都是用刀刻在一个木板上，来个官员就刻一种特殊的符号，来了另一种人就刻另一种符号。所以文字的发明在信息传播史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创造。

中国传说是仓颉造字，所以中国人把仓颉看得非常神圣，把造字看成一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开始把仓颉这个人神化，说他有三只眼睛。所有的民族都这么干，如果某人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一定要神化这个人，而神化这个人反映了这个事情的伟大。各个民族的文字不一样，好多都是拼音文字，只有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但是就语言而言，中国汉字的信息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都无法比拟的。我们的汉字每个字所承载的信息量都超过了其他民族。不要小看我们中国的汉字，从新闻学和信息传播学来讲，它是一个不得了的载体。

发明了文字还要解决信息材料（即传播材料）的问题。比方说，同学们看的都是互联网，我站在这里说话后排的同学都能听到，是因为我们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变化。古代没有怎么办？最早的记载材料是龟骨，甲骨文写起来很麻烦。正是因为写起来很麻烦，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写的东西都很美。哪像我们现在，拿A4纸拿笔一划就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垃圾产品才那么多。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信息材料，大家都很珍惜文字。所以《论语》才会永远读不尽、说不够、解释不完，各有各的解释。《道德经》不到6000字，对我们来说是本天书，永远把它注不尽，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纸张，只有简帛、竹板、木头，写字非常困难。书写材料限制了我们的发挥，但是一旦发挥在上面的都是精品。章太炎说过，非魏晋以前的文章不看。因为魏晋以前纸张还没有完全发明出来，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惜字如金，非常注意遣词造句，每一个字都要包含丰富的信息量。

现在的传播材料和那时的传播材料是不可比拟的。说到传播材料，大家都知道有个大致的发明过程。我们从甲骨文找到了竹简，到了魏晋南北朝，终于开始了纸张的大面积普及。大家都知道是蔡伦造纸，现代发现，在西汉就有了纸张。但是最早的纸张不是用来写字的，就像最早的汽油也不是用来当动力的。当时的动力是柴油，没有汽油动力机，只有柴油动力机。当时的汽油发明出来是作为清洁品的。现代的很多人都用汽油做清洁，脏了东西把汽油倒上去一擦可以擦得很干净。后来报上登了，有个人使用汽油作为清洁品的时候不小心发生爆炸。奔驰的发明人看到这条消息以后非常高兴，马上跑去找这家人问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发现，汽油居然可以作为动力，所以他开始埋头研究汽油动力机，最后研制成功了。

最早的纸也是这样，它是作为一种辅助用品。新疆出土的文物中，在两个文物之间夹了一层纸防止它们碰坏。我们用毛笔试了一下，那种纸根本不能用来书写，墨汁一沾上去就会迅速散开，根本成形不了。蔡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解决了纸的书写问题。后来的工匠们开始不断地发明创造。纸最早也是奢侈品，不像现在是个日常用品。我们常说“洛阳纸贵”，用来形容那个人文章写得非常好。这是个误传。我查过，西晋时期纸张还没有普及，只有权贵人家才可以用纸，一般老百姓根本用不起，所以“洛阳纸贵”是在权贵人家，并不是在普通人家。

当时记载纸的原材料很难配齐，必须改变原材料。中国人确实聪明，彻底解决了纸张问题，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才使纸张在东晋由奢侈品变为日常消费品。在当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高科技产品，中国政府肯定是要封锁，是有知识产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允许出口的。中国当时对几个东西封锁得很厉害，一个是纸张，一个是蚕丝，所有的海关是不准带蚕丝出国的，我们的造纸工匠也是不轻易出国的。唐朝跟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一次战争，阿拉伯军队俘获的一批中国的工匠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技术才慢慢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西亚，然后传到了欧洲。

我不知道同学们了解不了解过去的一些信息保密制度。同学们个个都有电脑，你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一定要有防火墙，设置自己的密码，这就是我们个人的信息保密。

没有电脑之前怎么办呢？纸张时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通过书信，在书信里面贴邮票。贴邮票怕别人撕，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谁要是撕毁了别人的信，就是违法行为，要被抓起来判刑。我们是通过信的密封和法律来保护所有人的信息。

在纸张以前，信息的载体是竹简，就是简和木板，还有帛。大量使用的竹简和木头，包括官员给秦始皇的奏折也是刻在木头、竹简上。当时也有密折和家书，在湖北云梦发现了一批秦简，就是秦朝士兵的竹简，上面写着士兵写给他们在陕西的亲人的信。我们发现了两封这样的信，一个有100多字，一个有200多字，这两封家书都是找家里要钱、要衣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不是国防军，不像现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是国防军，属于常备军，服装都是由国家提供，到了军队以后，就会给你发一身从里到外的服装。那个时候都是自己买，大概是写信的人在前线穿的衣服破了必须换，才向家里要钱和布料。

可是有个问题，所有的官员，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下级向上级报告的制度。下级和上级的报告有时候是需要保密的，那么在古代使用竹简的时候，信息保密是怎么做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封泥，有时候也叫泥封，就是当把报告、信件、密奏写在木板、竹简上以后，把竹简卷起来打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泥土把它封起来，盖章。如果你要看，就必须把封泥敲碎。秦始皇是个工作狂，他每天看的竹简如果用重量来衡量的话大概是一石。《史记》上面记载的是一石，大概是100斤到150斤，所以他旁边总是一大堆封泥，总是不停地找人敲。可惜这个伟大的发明居然失传了，没人去研究，没人去做更多的探讨。

不只中国人有这样的发明。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好莱坞的一些战争片，美国大兵的脖子上总是戴着一个不锈钢的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住址、血型。血型主要是用于救护。那个牌子是烧不掉的，哪怕那个士兵的头被打烂了，只要有钢牌在，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美国人对这个钢牌看得很重，找不到牌就说失踪，找到了，再宣布他阵亡。我们国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行军衔制，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领章的背后写的就是这个战士的血型、籍贯。血型是一定要的，如果这个战士在战场上受了伤，要知道他是O型血、B型血还是AB型血。所有国家现在都这么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军人的信息制度，不管是血型还是籍贯，都是军人的信息，是保密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

古代的军人有没有？我从曹植的《白马篇》里查到了。在诗的最后他说，“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名编壮士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士兵身上都要戴一个木牌，大概是1尺2寸的一个木牌，那个木牌上面就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什么地方人。肯定没有血型，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外科手术，没有做到这一点，也做不到这一点，做到也只是少量的。有华佗这样的人，但是华佗这样的人也太少，战地救护还做不到。

非常有意思的是，赵薇演《花木兰》的时候有个场景，就是她把那个木牌洗干净晒，几百个木牌在那挂着。那个木牌就是壮士籍，就相当于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每个士兵身上戴的个人标志。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木兰辞》开始就有一句话，很多同学应该都背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子亦无所思，子亦无所忆”。关键是后面几句话，“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就说明已经发生了军事战乱，所以可汗大点兵，通知到家家户户，说明当时木兰所在的国家，军事信息传递是相当迅速的，然后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大概是花木兰他们家已经被传递了很多次，卷卷都有她父亲的名字。

所以从古代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古代的信息传播和传播机制也不是那个时候才有，大家可以去看看明清的小说，唐宋时候也有很多。中国有两本伟大的著作，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金瓶梅》，里边都有信息传递甚至是新闻报道的东西。西门庆也要看邸报，有一次听说涉及他了，他赶紧花了10两银子到县衙把那个邸报抄出来。《红楼梦》更不用说了，贾政经常问他手下，“督下有何消息？”非常注意打探。包括“三言”“二拍”里也有很多当时的信息传递的片段描写。

杭州在南宋时期，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信息怎么传递？三年一大考，中了状元，信息只能从北京、南京传出来，所以在明清两代有专门一个职业来传递这个信息，叫“喜虫儿”。为什么叫“喜虫儿”？就是专门报告录取消息的。放榜的时候人就蹲在那儿，哪个人一中就赶紧冲过去向那个人报喜，如果那个人家住在外地，就马不停蹄到他家去报喜，那家一定要给报喜的第一个人一份可观的赏金。晚去的人肯定少，早去的人肯定多。所以，在南宋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专门的职业，就是“报信”。

中国的这些事情细讲起来还是比较多的，我也不可能讲得很细，只是把和现在大家的生活联系比较紧的讲了一些。讲这些还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也不同。他们说现代报纸产生于西方，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没有错的。但是中国有自己的信息传递方式，我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这种方式是西方国家没有的。法国有个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停滞的帝国》，里面写了晚清时候的邮政系统。我们国家的统治者真是了不起，秦朝的时候就修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然后边境到哪里，驿路就修到哪里。有了驿递，我们中华民族的疆土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才形成了我说的“统一”的概念，这和驿递的大规模建成和完善是分不开的。

当时法国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驿递的规模和传输速度超过了工业革命时的法国和英国。他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我研究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得了痢疾，实在治不好只能向康熙求救，向他要金鸡纳霜。康熙用八百里加急送到扬州，还给了他一封信，里面把使用方法写得很细。但还是晚了，因为曹寅告诉得晚了。但这是大规模的驿递使信息得到及时传递很好的例证。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种大规模的驿递传递系统。

中国内部的邸报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我们现在学新闻史，应该说有个错误的记载，说我们现在的报纸是德国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后才诞生的。活字印刷，韩国跟我们争谁先发明的。我随一个政府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会议，无意中到了一层楼，各个国家都送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览，韩国展示的就是活字印刷，当时看得我很生气。这是中国人发明的，怎么说是韩国人发明的。

中国人发明的是泥活字，韩国人发明的是铜活字。铜活字是用金属烧活字，中国的泥活字不能大批量生产。我仔细研究过泥活字，温度一高成瓷，温度低成陶，成瓷染色染不上，成陶容易碎。韩国人发明了铜活字，但是铜有时候也会变形。德国人聪明在哪？德国人发明了铝合金活字，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印刷术都是从铝合金开始的。古登堡无非就是受了中国人的启发发明了铝合金活字。材料上他是做了巨大创新，但是在思路上没有超出中国人的框架。当时有些观念还是以西方人为中心，什么重大发明都源于西方，中国当时又积贫积弱，没有时间去跟他们争论。生存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哪有时间和他们讨论这些。现在中国人饭吃饱了，遇到的是发展问题，有时间跟他们讨论一下发明权的问题。

我们看新闻史，无论是中国新闻史还是世界新闻史，我读书时就感觉基本上还是西方中心论，现在这个感觉更加明显了。所以我刚开始跟大家说，我要讲一点我们新闻史书上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通过介绍这个东西使大家看到我们中国新闻传播走了一条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当然，中国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开始吸收别的国家的东西。所以，当时在晚清的时候大家都说西方国家的东西好。我们这个民族一旦失败以后就开始反思自己哪些不如西方国家。找到新闻传播上，就是西方有现代报纸而我们中国没有，所以西方比我们进步。

梁启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西方和中国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有官报系统，比如邸报，只是他认为我们这条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的邸报系统基本上是官报，它和西方那种面向社会放开的民众报纸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为我们有科举，历朝历代培养了几十万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看邸报，看当时的官报。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改造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在改造当中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给世界留下了什么。实际上报纸从西方传进来之后，我们的报纸无论是在国民党执政还是共产党执政时期，和西方国家还是不一样的。民族基因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希望同学们在看待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时候，一定要用更加历史、更加实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媒以及我们未来的走向，而且我们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思考更有意义。

最后，我要给大家讲的仍然是跟新闻史有关的事情。信息传播技术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从中国来讲，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应该是文字的发明，之后我们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也是革命性的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加上竹简。竹简在传播材料上也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一直到公元7世纪左右纸张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在这之前长达1000年左右的时间，信息都是靠竹简在社会上流通。曹操为了奖励官员往往都是给他一卷纸作为特殊的奖赏，所以竹简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也是伟大的发明。还有广播。跟广播相关的应该说是电视、电子系统，到现在是互联网，大体上信息传输技术上就是这样一个线索。

我认为互联网就像纸张和印刷术一样，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中国。没有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出不了科举制，因为没有技术保证。

报纸肯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至于什么时候退出，退出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彻底退出、半退出还是保留很少的一部分，这个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可限量。我们前几年有博客，这两年有微博，现在又有微信，再过几年还会有什么？不知道。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互联网会不断发展。有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信息传输革命的伟大过程当中，可以享受革命的成果，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创新者。现在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技术，利用它的功能创造出更多功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