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童兵

童兵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童兵：今天我大致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媒介生态。新媒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新媒体技术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喜欢，给我们的媒介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介生活是一种新的格局。

所谓媒介生态，学界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由媒体构建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媒介能够为我们勾画很多新的生存条件，比如最新的一轮世界杯，巴西被德国队羞辱了——1∶7，我们大使馆立即发出通知，这两天在巴西要多小心。这说明我们外交部保护侨民、保护中国当代游民的意识很强。这靠什么？靠新媒体。新媒体可以构建一种生态——我们生活的环境。

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媒体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也就是媒介生产、流通、消费所处的环境。对从事媒体行业的人来说，非常倾向于这一种认知。如果你们在上海要待一段时间的话，就会体会到上海的媒介生态其实不太好。我前一个礼拜参加上海社科院内部的一个研讨会，参会的6个教授，大家几乎是一致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没有出过一部好电影、没有出过一部好话剧、没有出过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约2400万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却出不了好的东西。上海媒介的生存环境很差，在媒体很难工作，管得太严、太多，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充分，作家不敢放手去写，电影家不敢放手去拍，这是上海的问题。但是，上海也是有能量的城市，是一个英雄城市，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城市。100多年以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做得最好的就是上海，厦门、宁波等根本比不上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第二次党代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上海若不是一个英雄城市，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这里？1925年发生“五卅运动”，最早走上公开抗拒帝国主义政治斗争舞台的是上海。但几十年下来，上海的形象如何了？各地对上海的评价不是说是“大上海”，而是“小上海”，上海小女人、小男人，上海小里小气。怎么会对上海有这样一个印象？上海需要自我检讨。上海的媒介环境不好，上海的报纸走不出上海去。你听说过上海哪一份报纸在全国畅销吗？有吗？没有。还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文汇报》《新民晚报》在全国的发行量大，现在谁看上海的报纸？上海人都看《南方周末》。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所以媒介生存的环境不好。

第二个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视角。新媒体时代媒介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看问题可以有各种角度，建议大家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

一个是从参与者的层面。大家都在参与，每个人都有手机，这就是移动互联网。你们都在参与，所谓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总编辑、人人都是出版社、人人都是编辑部，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是老大，愿意怎么发、怎么写、怎么评论、怎么批评甚至怎么吹捧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决定编辑分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媒介生态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民众直接参与新闻信息的传播活动，传播主体平民化、草根化、业余化、非专业化。我们在座的大概有一部分不是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就全国老百姓来说，学新闻的更少，从全世界的层面来说，微乎其微，但是每个人都在利用这种传播手段。所以，我们今天的传播主体平民化。第二个变化，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和公共性。今天，移动互联网上什么都有，比如说最近反腐声势越来越大。传播内容的多样化、公共性使得新媒体格外有魅力。第三个变化，渠道多样化、低成本化，远离把关人。谁来把关？把不了，因为把关就很大程度剥夺人的通信自由、新闻自由。所以，没有把关人、远离把关人是新媒体给我们媒介生态带来的新的变化。什么都可以把关，唯独新媒体把不了关，尤其是微博，微博有定位跟踪技术，技术上有这种可能性，但与社会的必要性是两码事。如果计算机、手机都要设那么多的电子警察当把关人，肯定成本太高，用不起。第四个变化，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强时效性。一个人在发信息，对方就可以提问题，你就要去回答人家的问题，所以信息的发布和信息的接收是同一个人；对方也是这样，所以可以交替变化，身份是多样的。因为这样它的效果也很好，时效性很强，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可以传达到全世界。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心态、想法都会在第一时间流露，交互性特别强。第五个变化，传播效果好。不否认，互联网、新媒体造假的和不真实的信息很多，绝大部分的谣言都是从它那儿出来的，但是你也不可否认真实的信息更多。新媒体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传播途径，当然影响面是窄的，因为新媒体的传播都是小众化的，感兴趣的人才会去使用和传播它，所以总的来说新媒体的影响面比较小，这是对每一个个案而言的，总体上来说当然不是这样。

换一个角度，从媒体自身的角度来看，媒介生态的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变化，传播主体有所调整。调整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官方媒体的地位有所动摇。因为从媒体自身来看，现在的官方媒体的日子都不好过。比如说中共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它那种形态很多人是不看的。再过几年，电视都没有人看了，电视连续两年的广告总收入比腾讯要少很多，所以聪明人都开始离开中央电视台，官方媒体的地位有所动摇。二是，民众的变化更大。他们从被告知者成了重要的信息发布者。凡是被举报、被“双规”的干部，相当大的比例是由民众通过互联网揭露的。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到今天，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全国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每半个月抓一个，局级以上的干部每一个礼拜抓一个，一般的干部每天抓100个，这一年多时间抓了68000多个。统计一下，大概60%多都是老百姓通过新媒体揭露的，所以，民众成了重要的信息发布者，传统媒体往往落后、滞后。三是民众身份的变化，从意见的跟进者成了重要议题的设置者。原来《人民日报》发社论，我们都要多学习，表示拥护、赞成，民众就是这样一个被动角色，但现在不是，民众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为党和国家、为各级政府去设置议题。大概这两年的时间里，政府现在在做的重要的事情30%是跟着老百姓走的。老百姓先提出问题，政府不敢不做，就成了政府的决策，占30%左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媒体现在的变化极大，也使得生态环境变化极大。

第二个变化，传播的内容有变化，但官方媒体和主旋律没有大的改变。《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是原来的报道形式和腔调。但是新媒体上面的信息变化很快，日新月异，意见也是多元化的，突出的就是负面的信息增加了很多。互联网上、手机上一些负面的信息很多，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负面的信息，倒不是说老百姓对正面的信息一概没有兴趣，问题是正面的信息对他来说太远、不可信。老百姓关心的负面信息和他的健康、安全相关。昨天物价局统计的数据，那么多数据我就记住了一条，6月水果的价格上涨了40.8%，盛夏季节，水果大量上市，但是整体的水果价格还上涨了40.8%，这不可思议，这是负面的，也是老百姓关注的信息。而毕业生最关注的就是找工作，某某找到了好工作，本科生第一个月就拿18000块，那样的新闻大家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你说今年本科生对最初几个月的工资期待值是3500块，大家就议论纷纷。人们关注的并不一定是奸淫、强盗等负面信息，当然这些信息也关注，因为同人们的人身安全有关，但更关注的是自己能够幸福地生活。就像2008年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时讲过一句话：“新媒体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就这一点来说，胡锦涛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承认新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你不要人为地去遏制放大的作用，这是不可遏制的，因为这同人们利害相关。大学生有相当强的文化感知和接受能力，对各种思想文化信息都感兴趣，千万不要说这是西方的或者是“和平演变”的信号等，要关注，但不是主流。为了讲得更全面，我今天讲的第四个问题会讲到“和平演变”的问题。

第三个变化，新闻热点和舆论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所增加。新媒体独立设置的自主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性。绝大多数新闻热点、舆论事件都是新媒体首发的。传统媒体很保守，因为它压力很大，它的把关人太多，新媒体没有这个压力，而实际上我们的新闻热点、突发公共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有很多，保守估计2012年、2013年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20万起。20万起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到处泛滥，老百姓能不关注吗？动静能不大吗？这么大的动静同老百姓的生存利害相关，能藏得住吗？能压得住吗？压不住。这世界就是个村子，那么小，谁都会知道。比如说大连最近又一次发生地下管道爆炸，大连这样的突发事件平均每年一起，又是爆炸，又是大火，已经连续8年了，老百姓能不关注吗？你不让报道能行吗？谁最早报道谁挨批评公平吗？不公平。所以这些逼着我们的新闻、政治要去改革。群体性事件频发、居高不下，从理论上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我前几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15年来中国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媒体在助威、在煽风点火。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舆论诉求或者说舆情表达。

在新媒体时代，民众要表达自己的不满意、不平等、痛苦、忧愁、困惑，以及张扬自己的成就感，也要通过媒体来诉求。在新媒体时代，舆论诉求找到了方便的条件，人们有手机、有电脑。但是所有的这些诉求都是无序的，不要经过批准，也不要经过编排，没有头条，没有尾巴，愿意怎么播就怎么播，愿意怎么登就怎么登。我们的环境是开放的，所以舆论的诉求就特别热烈、特别丰富，整个中国都非常生动。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下面做点分析，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的重组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中国社会突出的变化就是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的差异化，由此形成了众生喧哗的舆论诉求格局。我想你们的父母对社会结构的重组有深切的感受。即1978年到1983年，整个中国的阶层非常简单，就是工、农、商、学、兵，就这五大主体，现在就不是这样了。拿工人来说，还是老大哥吗？不是。工人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下滑，很多工人下岗了。最初是40多岁、50多岁下岗，现在是30多岁就下岗，包括我们大学毕业生，20多岁就失业。现在我们失业的大学生也有20%左右。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心里能好过吗？社会结构的重组造成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人不平就要鸣，就要叫、就要哭、就要闹，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他最基本的权利。邓小平同志讲过，在中国应该让老百姓有出气的地方、有骂娘的地方、有发牢骚的地方，假如我们连这些机会都不给他们，他们在网上发了一条牢骚就要去查处，这社会还让人活吗？所以，面对众生喧哗的局面不要紧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正是中国进步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结构第一个变化就是这样。

第二，这些年我们过多地做了一些为了谋取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事情。很多顶层设计是错误的，所谓“以空间换时间”，把很多地卖了，换了很多时间，用5年或者10年修了一条路，或者GDP上去了等，很多地方都这么做。这样就使得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民众的舆论诉求变得十分紧迫，新媒体恰恰为这样一种需求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有很多渠道，有很多表达的形式、形态，所以这种表达的多样性、分散性、个体性以及以一己利益为考量的价值取向，使舆论表达的无序性也就十分突出了。今天的舆论表达是非常无序的，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甚至连规矩都没有，有的时候连基本的道德都违背，说脏话、骂人、造谣屡见不鲜。不要为此感到紧张，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正常形态，因为党报不会反映他的要求，国家电视台不会反映他的要求，他好不容易有个手机发发牢骚，你就要去批他，那就太过分了。

第三，老百姓舆论表达的紧迫性同政府舆论引导的远民性造成对抗和冲突。我们的舆论引导很少考虑老百姓自身的切身需求，同时，常规的舆论形态同非常规的舆论形态冲突，我们就习惯开大会，共产党员表态、共青团员带头等，中规中矩地表达你的舆论。但老百姓不是这样，他有很多自己认为是舒服的、痛快的、有力的表达形式，这二者经常有冲突，这样就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就进一步加剧了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别的不说，就说厦门PX项目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媒体说老百姓根本不懂科学，PX项目释放的其实不是剧毒，而是轻毒等，你跟老百姓讲这个有用吗？他就知道受害，他就说你这个项目建起来以后他闻着空气难受，他咳嗽，他就知道自己切身感受到的这些东西。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你大上海不搞PX项目呢？为什么你北京不搞呢？为什么你广州不搞呢？为什么你风景区不搞呢？老百姓想问题就是很朴素的。这种无序性有它的合理性。舆论表达的无序性，这是一个特点。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我们党、政府、主流媒体其实想得更多的不是让老百姓这种无序的舆论表达慢慢地纳入自己的轨道，他想得更多的是舆论引导，所以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舆论引导同舆论表达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二者存在一种相辅相成，搞得好互相依托、互相支持向良性方面发展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具体说有这样四个层面能帮助我们理解。

第一个层面，舆论表达同舆论引导是社会舆论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舆论表达或者只有舆论引导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社会既要去引导又要去满足人们的表达，不要一厢情愿光去引导。实际上老百姓生活在底层，生活在第一线，所有的困难他都能碰到，往往是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伤害或者有伤害但是好处多于伤害时，你的引导他才能够接受，所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表达的权利，不要一厢情愿。单方面的引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单方面的表达也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既有表达又有引导，要想有成功的引导，你就要有充分的表达。

第二个层面，充分的舆论表达是有效的舆论引导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有效的舆论引导又可以为有序的舆论表达创造舆论氛围。当你的舆论引导是合理的，你所展示的道理是真理，你宣讲的手段又是科学的、合情合理的甚至是以人为本的，你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表达也可以逐渐趋向于有序、合理、理智、理性。

第三个层面，参与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是两个主体，但是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为舆论表达的主体是民众，舆论引导的主体是党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严格来说，两个主体存在矛盾、冲突。所以舆论表达、舆论引导的两个主体肯定是有对立的，我要表达的和你想引导的有的时候不一定统一。比如说每个大学生毕业都希望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第一个月月薪拿5000元，这最好，4500元也将就，3500元就不怎么样了，作为一个个体完全可以理解，也应该支持他，这是一个理性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你对这个都不同意，都要去批评他，违背人格、违背做人起码的条件。但是每一个人又想到国家现在的困难，前几年因为大学扩招，这几年是毕业生的高潮，人很多，国家没有这么多岗位，再加上这两年私人企业很困难，开工不足，所以岗位也就少，现在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政府有责任，政府应该向人民群众表示道歉，向大学生说一声“对不起”。通过这样的工作，对立慢慢趋向于统一。任何事物都是这样，二者可以通过新闻传媒等公共空间实现对话与沟通，这样的表达和引导就容易统一。

第四个层面，舆论表达同舆论引导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舆论表达都是自发的，没有人去组织，除非党组织、团支部开座谈会叫大家表态，这个好、那个好，每个人受制于从众心理、舆论压力，他也会说“好、同意、没意见”，实际上到底怎么样很难说。所以，自发性是舆论表达的基本形态，而舆论引导是自觉的，党委要求报社、电视台这么做，它有明确的顶层设计，但这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自觉变成自发，自发变成自觉。比如说一个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的时候，根据党委的要求、政府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发布社论、重点报道等，有序地进行。但记者、编辑回来反映了很多情况，说老百姓不接受这些宣传，媒体老总被说服后更改自己的宣传安排，适当地反映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一点自发的东西。《南方周末》不经常这么做吗？《南方周末》报道的头条、二条就采用这种方式，不违法、不超过底线，做得很好。所以反过来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民众的舆论表达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做得很自觉，不断地碰撞、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慢慢变得聪明起来，慢慢也可以变得不众生喧哗，观点、腔调比较一致。比如说房价，到目前为止，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各种看法都有，但是现在对政府的埋怨声逐渐小了，慢慢走向自觉。买票也是这样，北京市实行政府补贴，地铁两块钱随便坐，大巴4毛钱随便坐，北京市政府受不了了，每年要多拿出40个亿，现在就开始造舆论了，到底一下子涨价呢，还是按段涨价呢？现在各种方案在讨论当中。有相当部分的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困难是体谅的，不会骂政府，都说北京市也没有大的产业，一年要拿40个亿是太多了。有些人甚至说外地人也是两块钱，北京人也是两块钱，开始同情政府了，甚至说“外地人是不是涨价，北京人不要涨价”。不管要求是否合理，但北京人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政府拿出40个亿的补贴拿的是北京的财政支出，有它的道理。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能够了解引导和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使我们表达的无序性逐渐减少，但是取消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群众的诉求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国家会很可怕。

下面讲引导。舆论引导应该有适当的调整，但是要说彻底地改变现在做不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没有走到那样的深度，所以我们的标题是很克制的，我们写“有限的调试”。新媒体时代舆论的引导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公众在舆论的引导当中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新媒体时代打破了原先只有少数人才能支配和利用媒体稀缺资源的格局，普通民众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主体。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媒体资源永远是紧缺的，因为空间有限，波段就有限，频道有限，所以电视台要受到控制，不能无限多地办下去，报纸也是这样，我们的纸张、我们的印刷劳动都是有限的。但是在官方掌握利用多少资源和老百姓掌握利用多少资源二者的分配当中，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众的作用越来越大。老百姓不仅在舆论的表达当中是主体，而且在舆论的引导当中也越来越重要了，但要成为主体还需要时间。不像西方某些国家，可以全民公决，中国还不可能做到。但老百姓的作用、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点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舆论传播呈现碎片化。新媒体发表的老百姓意见都是碎片化的，因为它没有守门和把关的，不像《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几千字一篇的编辑部文章或者本报社论，不像新华社发表的重大报道，不像《新闻联播》头条、二条播报的都是很长、很权威、很主流的新闻报道。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碎片信息并不代表没有价值，不要认为碎片化就没有分量，有的时候很有分量，那些“表叔”“表哥”“房姐”，就是被老百姓的碎片“淹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社会舆论呈现多元复杂的状态，公众不同的意见得到公开的表达，草根的复杂情绪得到宣泄、释放，这是我们当前舆论形态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公众的意见都可以公开表达，这是中国民众舆论强大的一个表现。

第四，众生喧哗成为社会舆论的常见景观。新媒体提供了海量信息发布和意见发表的平台，新媒体上的信息是平等的、公开的、海量的，所以慢慢地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对这种平台的呈现会习惯的。等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所有的高校等对这样一些舆论景象都习惯了，中国的民主化水平就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五，现在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控制。现在的领导很难当，现在的部长很难当，现在高校的校长也不容易做，原因大概是下面这样几个。首先，公众当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其次，言论自由在不断地扩大。最后，外来思想文化进入。这几个原因使社会舆论难以统一驾驭，我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对舆论引导的一个挑战。

第六，舆论引导要获得理想的效果，现在的困难是越来越大。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如洪水，意见不一、真假难辨。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三个舆论场的争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相互争夺受众市场。我们现在对民间舆论场讲得比较多，但实际上，海外舆论场照样很厉害，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了解，应该有更高的评价，而不是否定它、批评它，很多情况下海外舆论场还是有信息、有意见的，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原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文化部副部长王仲伟，他一心一意想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在时代广场租了很大的广告牌，播了一个多月的宣传片，天天介绍中国。结果租期满了，我们的宣传片撤下来了，第二天美国有家广告公司老板登了一张照片，就是前几年小悦悦事件，两辆车从她身上碾过去都没有人救，下面是她父母痛不欲生的镜头，就这么一张照片把王部长花了几千万美元登了一个多月的宣传片全部给冲掉了。所以，这个海外舆论场你不注意是不行的，这非常重要，也越来越重要。现在我们是官方舆论场走下坡路，亟待加强；民间舆论场越来越热闹，众生喧哗；海外舆论场大举进攻，进入得非常快。这种态势下，舆论引导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很难。另外还有意见领袖，讲话有人信、有人听，他一个号召应者如云。这些都为我们的舆论引导增加了难度。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态势，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讲三点意见供各位参考。

第一点，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不要把应对媒体变为应付媒体、对付舆论。可惜我们各个层次的领导这一点做得不好甚至根本不做。我们要重视新闻发言人的培养。有人说“什么叫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就是玩弄记者的人”，他好像给你提供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记者还很感谢，“谢谢部长、谢谢书记”，实际上都是一堆垃圾。有些领导说“不要相信报纸上讲的”。所以很多领导不尊重民众、不敬畏舆论，在现代社会这些是要不得的。所以告诫各级领导，一定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

第二点，就是要把信任公众作为舆论引导的基本准则，不要把舆情当作敌情，不要把公众当作对立面，不要把意见领袖当作“异见领袖”，所以信任群众很重要。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主要分管新闻宣传的一些领导人对公众的信任是逐渐在增强的，这些年领导人对民众反映的情况还是重视的。比如习近平当了总书记以后，十八大以后一个多月，带着夫人出访美国，对那一段时间的报道习近平是很重视的。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就接到中宣部的委托，让我们调查习近平带夫人访美期间他的着装、他的演讲、他的语速、带的礼物有没有不妥当的，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说明他很在乎这些。我从2006年建这个调查中心，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以后不断地有这样的委托，说明现在中央对老百姓的意见还是重视的，而且是信任的，会去改。信任群众很重要，不要动不动就去责怪甚至嘲笑群众，不要动不动就把舆情当作敌情，要尊重数据，这就是尊重群众。

最后一点，要认识和尊重舆论传播规律。新媒体尽管很伟大、很了不起，但说到底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基本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一定要尊重舆论传播的规律。比如说数据不允许随便改动，事实不允许改动，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三个方面要是注意的话，我们的舆论引导可能会趋向于科学。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国际上的一些情况。我前面讲得比较多的是国内情况。新媒体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是我们的福音，各位生活在新媒体时代是很幸福的，你们今天具有了一切手段可以对抗一切制度、一切体制。新媒体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手段，同学之间的交往、对抗领导、统一步骤等很多方面，千万不要忘记国际上的因素，我们在讨论新媒体的时候要适当注意。我主要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讲一下颜色革命。大家都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府微博元年，2012年是外国政府微博元年。我做了一些统计，外国政府和官员也利用我们的新浪微博，因为它的使用者最多。截止到2013年年底，这几个数据很值得我们思考。境外主要政府机构新浪微博的中国粉丝，美国驻华大使馆排第一，有60万，这是忠实的粉丝，偶尔使用一下的不算。为什么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粉丝最多呢？主要是有北京雾霾的报道。原来它在大使馆前面挂一块黑板，我们不允许，我们的理由是“气象预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象法》规定，没有得到授权，你不能随便预报”，那么它就改成在大使馆的官网、官方微博上报道，你管不着，所以它粉丝很多。那么境外主要政府机构发帖的数据，数量最大的是韩国旅游发展局，2013年有6000条。境外政要新浪微博的粉丝最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的拉加德，有200万粉丝。境外主要国际组织的新浪微博的粉丝联合国排第一，有330万，最近看到的数据又不止这些了，潘基文一个人在中国的粉丝就300万，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机构粉丝更多。国外的这些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政要，其开展微传播有什么特点？我分析下来大致有这样八个特点。

第一，全方位扫描各个领域，实现对中国公众兴趣的“一网打尽”。在这些外国政府网站上，应有尽有，你要考虑留学，一个美国式的牛排怎么做等，你要去讨教，他都会给你回答。

第二，结合中国热点事件，设置议题和议程，它不回避，也不故意攻击你，但热点东西它都有，又快又比较准确，内容很丰富，方方面面都有，所以粉丝多。

第三，进行广而告之的公告，展现公共外交的魅力，有很多公关的活动。

第四，实行嵌入式的传播，实现公共外交。它不断地插进新东西，让你很过瘾，有种满足感。

第五，关注中国的民生、民意，潜移默化地传达本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的民生、民意很关注。

第六，它组织国内活动，加强同网民的互动。比如经常邀请一部分网民参加它的电影招待会、工作午餐、美国形势的介绍会，活动很多，大家觉得它很亲民。

第七，报道自身的活动，拉近同公众的距离。我们大使馆干了些什么，文化参赞、新闻参赞做了些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怎么样，怎么样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工作、当它的雇员等，它对自己的工作有广泛的报道。

第八，形式多样。短信、微博、微信等都有。有几个领导人是实名的，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他。

因为有这样八个方面的做法，所以海外这些组织的新媒体的受众很多，点击率很高，粉丝很多。这样一些做法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它这么做总有它这么做的理由。我们不反对，但我们所有人同外国大使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建立联系等要心中有数，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给他透露什么东西，特别不要接受委托帮它去做什么事儿。大家要知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我们的安全部门也会发现的，这点还是要注意的。

第二个方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年与传媒相关的“颜色革命”，又叫“花朵革命”。全世界最早搞“颜色革命”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到后来的埃及等，一共有十几个国家。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颜色革命”或者“花朵革命”？难说。2014年春天，台湾就发生了大学生进驻“立法院”的事件，30天时间，也称作“太阳花革命”，因为大学生进驻的第二天有一个卖花的商人给大学生送去了300枝太阳花。现在香港人最紧张的就是大学生可能要进驻中环。所以如果大陆受影响或者有些事情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党和政府还是比较紧张的，很多内部矛盾还要妥善处理好。这是很重要的。“颜色革命”可能是21世纪的一种潮流。因为它是用和平的手段去呐喊自己的不平等，这是公民的权利。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把国内的矛盾处理好，把国内的事务处理好，同时又要警惕美国人，帝国主义势力在里面可能推波助澜。吉恩·夏普，美国人，他被称为前面讲的十几个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的精神教父，他写过一本书——《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这本书成为这些国家“颜色革命”的“圣经”。这本书里面一共总结了198种采用非暴力方式颠覆政权的方法，也就是“和平演变”的方法。其中夏普最推崇的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办报，一个就是发展新媒体技术。所以夏普这些年在美国本土或者在其他国家办的一系列通讯员、编辑记者培训班，告诉人家怎么办报纸，怎么使用新媒体。很多落后国家既没有计算机，又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就办了这些培训班，对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美国除了搞“和平演变”之外，这些年也给很多组织发钱。我这儿搜集到的仅仅是一年里的经费。美国有两个大的基金：一个是开放基金，一个是国际复兴基金。开放基金一年给塞尔维亚517万，格鲁吉亚430万，乌克兰768万，国际复兴基金给吉尔吉斯斯坦268万。所以从这个数据里面看，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我想社会科学院的群众路线教育巡视组说社科院这几年的方向搞错了，有些问题也可能是事实。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基金会都到大学里面来投资，欢迎大家去申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有一个专门策反“和平演变”的组织，叫“自由之家”，它有电台、电视、网站，还出版了很多出版物等。这里摘了它使命声明里面的三段，特别是第三段，它讲“我们的董事会一致认为，对于国际事务中的人权与自由，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它的野心充分暴露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实际上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两种考验。一种，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人权，我们国家在自由、人权上的确存在需不断完善的体制、政策、做法，我们要努力去争取。另一种，我们要提防西方国家利用我们这样一种态势耍它们的阴谋诡计。所以一定要不断地排除这些干扰，使我们正正当当地、切实有效地能把新媒体技术掌握好、运用好，使我们的舆论表达、舆论引导真正地走在正确的、科学的大道上。但愿我们有这样的未来。

嘉宾：请问老师，新媒体时代是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还有一个问题，新媒体使全球的范围逐渐缩小，它会不会对全球化的公民社会提供更好的道路？

童兵：我们还是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公民社会也罢，其他社会也罢，我总觉得我们年轻人可以学习和记住诗人但丁讲过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因为你在学习新媒体技术当中，肯定有很多议论，有很多干扰，比如说海外的干扰，比如说“自由之家”等，可能国家其他的一些部门还会有很多的干扰，不要管它。对我们来说，学习新媒体，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生存的本领。你现在要去求职应聘，你不会新媒体技术，那人家肯定不敢要你。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设计，本科生有本科生的设计，硕士有硕士的设计，博士有博士的设计，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来不及为各个层次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提供一些标准，你一定要掌握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超前。我想等越来越多的本科生思想很开明、技巧又很现代化地走上各个岗位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慢慢地形成了。当然，公民社会的形成不是技术层面的，更多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全世界的公民社会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只是一个理想，大同世界，未来的岁月里面大概做不到，你看习近平同志讲的“中国梦”实际上讲的是两个100年，第一个100年到2021年，共产党建立100年的时候，还有短短几年；第二个100年，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距今天还有30多年，到那时候大概中国只能称为小康社会。所以真正形成公民社会大概还早。另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自己觉得公民社会的提法还值得考虑，因为包括哈贝马斯等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公民的解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忙着去套用这样的一些概念，我们还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