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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纸媒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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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

赵红,《大河报》副总编辑。

赵红:各位同学好!昨天晚上11点多,《大河报》新媒体中心的编辑已经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又被我叫回了报社,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3点钟,这就是一个媒体人的工作常态。如果以后我们的同学进入媒体行业,我想跟大家讲,这就是你未来生活的样貌。尤其如果你是在一家省级都市报工作,无论是在新媒体还是在纸质媒体的序列,你的生活是完全没有白天与黑夜的区分的。我在全国各类媒体会议上很少看到像我这样已经在媒体行业工作20多年的女性,因为女性由于体力等原因,大都会在中途败下阵来。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就像机器人一样,一直在跟着时代奔跑,如果你不肯学习,随时都会被淘汰。

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也具备很多职业赋予你的能力,比如你在阅读新闻的时候,可能会比普通读者有更强的新闻敏感性,能发现更多的信息,这是多年的职业训练给予你的能力,也是经验积累中留下的最宝贵的最赖以谋生的本领。

下面我想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大河报》。2014年7月底《大河报》将迎来19周岁生日。从1995年创刊开始,《大河报》很快就在河南一纸风行,达到了百万的销售规模。大家知道火车“大河报号179”和“大河报号180”朝发夕至,当年河南省的很多新闻基本上都是由《大河报》发端传递到上海。当时在郑州这座城市,报亭里卖的杂志多过报纸,由于上下班的路途比较近,郑州市民零买报纸的习惯还没有形成,《大河报》就独创了“上门送报”“订报上门”模式。100万的发行量里,省会郑州市中心城区的发行量大概有60多万,其余分布在河南省其他16个地级市。到现在,《大河报》在全省各地有7个分印点,发行人员规模达到5000多人,并且依然坚持把每一份报纸送到订户手中这么一种传统。一般到每年年底,很多订户会卖掉这一年已经看过的报纸,这些报纸也是由《大河报》来回收的,订户们知道在年底卖掉一年报纸所得的钱和订报纸的钱几乎差不多,所以《大河报》的订户还是非常稳定的,续订率比较高。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所以现在《大河报》一直享受着自己独创的发行模式的红利。

另外,由于河南是一个资金相对封闭的地方,尤其是传媒业这一块儿,目前还一直没有受到外来资本的侵入。所以这19年来,《大河报》在河南区域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一直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2013年《大河报》有5亿多元的总收入,给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上交了1.3亿元的纯利润,比《南方都市报》上交的利润还要高,而《南方都市报》的人力成本、采编成本、整体运营成本都比《大河报》高很多。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生存状态。

2000年以后,《大河报》在稳健的发展之下,也开始探索转型,开辟新的报道模式。《大河报》以前不太重视时政类新闻报道,现在也在努力地从事慈善、公益新闻报道活动,探索未来面向年轻人群的一些更为时尚的、对于都市生活更深层次的报道。现在《大河报》的时政新闻中心包括公检法、科教卫与四大班子,报道范围覆盖了河南省80多个厅局。这样的跑线口的任务其实更接近于党报的一种工作分配,但是我们报道时政类新闻的方式和手法要异于党报的操作模式。

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我非常普通,如果你也是在本土的大学读书,学的汉语言文学或者新闻,你就很可能像我一样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我在1992年毕业之后考进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先是被分配去做夜班编辑,党报的夜班编辑很轻松,就是画一个“Z”字,数一下标题有几个字,然后文章有几个字,会占多大的版面,然后把一张画版纸画满。当时我进入报社的时候还是用毛笔画版,毛笔蘸红色的墨水,改稿子都要写小楷。那个时候的工作节奏非常缓慢,大概两年多之后就进入了换笔时代,开始改用电脑。给每个人一个键盘,有老师教你输入法,我不知道当时是谁出的“馊主意”,叫我们用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输入法,叫“自然码”。到现在我还不会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对全拼输入法也不熟练,我还是习惯用自然码输入法。当时《河南日报》有一位50多岁的记者,戴着老花镜在他的小手指上缠胶带,上面一个写A,另一个写S,他每个手上都缠满了胶带,因为他不知道哪根手指管哪个键。这个是我们当时非常艰难的转型,由铅字转成激光照排,又经历了很多次北大方正飞腾软件的升级,好不容易适应了之后又迎来了新媒体时代,要会拍视频、发微博,还要做一些组合报道,还要会用微信播报新闻,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学习。

在集团做了两年夜班编辑之后,我被分配到财经组成为跑金融和商业新闻的记者,大概做了10年左右的时间。跑商业新闻是一件非常悲催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郑州的商战像现在的电商大战一样闻名全国。我在这个时期成为跑商业新闻的记者,包括“郑百文”“春都”等都是我的采访对象。然而,过了10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当年我的采访对象都销声匿迹了。这样的职业经历使我产生了困惑,所以我当时就想转型。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集团原来有一个杂志,如果大家知道《民族画报》《人民画报》这类杂志,就会知道中国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新闻形式,它的出版速度比一般的杂志还要慢,而且是豪华的铜版纸印刷而成的,靠摄影图片取胜,一个月才出版一次,等读者拿到的时候,上面的新闻全都过期了。当时集团想要改造这本杂志,但是怎么做,大家都不知道。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集团领导找到我和另一个跑商业金融的记者,让我们两个一起去折腾,看看能不能把这本杂志救活。当时我们想得非常简单,我说我是跑工商局的,你是跑技术监督局的,还有各大商场、银行等,都是我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如果每一家能够订上2000份或者500份,这个杂志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就接了这个活儿,并且把这本杂志改造成一份周报,叫《今日消费》,然后去工商局、技术监督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征订。当初设想可能就会有三四万份的订量,我们就怀着这样的热忱办了这么一份报纸,甚至连试刊都没有试,就出了64个版,外面还加了一个铜版纸封皮。我记得那个封皮从印刷厂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因为我不知道这种铜版纸还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偏大的规格,一种是偏小的规格,我当时为了节约成本选择了偏小的规格,结果就发现封皮包不住里面的“瓤”。我们的报纸就这样仓促地“上阵”了。最初还招了100个发行员,但是半年之后被迫把这100个人辞掉了,因为根本养不起他们,而是让《大河报》的队伍帮忙发行,给他们钱,这是第一个觉醒。第二个觉醒就是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在你不跑它们这个线口之后,宁愿请你吃饭也不肯订你的报纸,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大打击。我记得当时为了寻求出路还专门来到上海,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看到了《申江服务导报》,这是当时非常火的生活消费类报纸,它跟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形成了南北两派,都是非常成功的范例。我在上海待了3天,后来又去了北京、重庆等地学习了一圈,回来就对我们的报纸制定了转型目标——做生活服务类报纸。转型之后,《今日消费》很快地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一直到2008年,这份报纸的发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既养活了包括四五十个人在内的团队,每年还给集团上交80万~100万元的利润,起码是把这个报号给保存下来了。

到了2009年11月,集团又一次调整干部的时候,我来到了《大河报》,在那儿工作了大约4年的时间。刚开始在《大河报》工作时,我负责文体新闻,当时我就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刘德华和张学友在同一天到郑州开演唱会,《大河报》只能收一个演出商的钱,于是就选择了张学友的《雪狼湖》。郑州的警察都分成了拨,一拨在东城刘德华演唱会现场维护治安,另一拨在西城张学友演唱会现场维护治安。但是就《大河报》的报道而言,仿佛刘德华从来没有来过郑州开演唱会,因为当时《大河报》收了《雪狼湖》的广告赞助,只能宣传这一场演唱会。我当时刚刚进入《大河报》,就觉得这种现象实在奇怪,这种报道模式实在是太僵化了。当我负责文体报道的时候,费翔和周杰伦同时来郑州演出,我当时就让两场演出在《大河报》的版面上进行对垒。当时接下周杰伦演出的是洛阳的演出商,是5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对郑州市场毫不了解就开始售票,卖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两百万的票没有卖出去,基本上是一场滑铁卢之战。有一天这5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走入绝境了,一定要请《大河报》救他们。当时《大河报》是拒绝他们的,因为《大河报》以前一直是一个买方市场。但是当时我想,周杰伦来这儿做演出,年轻人都沸腾了,每个人都在问你有没有票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是演出商的损失,也是《大河报》的损失。所以,演出之前最后的5天时间,我给了他们大概10个版来包装宣传这场演出,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演唱会的票几天之内全部售光。并且我当时置换了800张票,也进入了现场,当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唱响的时候,所有《大河报》的员工包揽了看台。当时我想,我以后要打造这样的媒体形式,把品牌、内容、客户联系在一起。而在另外一个演唱会现场,费翔吸引了众多妈妈级的《大河报》读者,后来我了解到有很多是母女一起去的,妈妈们向女儿们急切地倾诉着对自己年轻时的偶像的崇拜。城市里有很多温暖的镜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都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组织起来。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第一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郑欧班列”的事例。2013年7月18日,“郑欧班列”开行之后,我知道的不下四五家新闻媒体都想到了一种比较传统的采访报道方式,就是跟车采访,这也是记者下基层的一种要求。“郑欧班列”全程10214千米,仅在中国大陆境内就要换4个铁路局,接下来面临的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等国家记者的签证问题,迫于这些困难,当同城的其他媒体都放弃了这样一种跟车采访计划的时候,《大河报》还是依靠其韧性坚持了下来。记者在机车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认为是坐在宽敞的卧铺里“吃着火锅唱着歌”那样。但事实上是没有卧铺的,在三四平方米的空间里要装下6个男人。如果有一个人躺在地上睡觉,剩下的人就要起立或者是坐着。因为没有厕所,所以只能派男记者去,他们在机车上要度过6天6夜,几乎不能睡觉,轮流休息一下,起来就要写稿,要转战到下一站,这就是跟车采访整个辛酸的过程。然而,在这次新闻策划中,《大河报》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话。我们建立了一个传稿机制,联合河南省委宣传部、全省17家地市报同时发文。大报发通稿,17家地市报都拿出最好的版面支持《大河报》,另外,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等媒体也都在用《大河报》提供的由“郑欧班列”上发出的新闻。7月18日,也就是今天早上,当我的记者5点20分到“郑欧班列”一周年现场的时候,现场只有《大河报》一家地方媒体,其他媒体还是把今天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忘记了。因为你的付出对你来讲是很难忘怀的,所以《大河报》会一直惦记着自己的采访对象,一直惦记着这普通的一列“郑欧班列”开行的日子。

再讲一个关于博鳌论坛的案例。我第一次去博鳌论坛的时候听了几场会议,接触了几个河南企业家,就打道回府了。第二年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这样一个财经盛会跟河南的联系太少了。如果一些中原企业家能更多地意识到博鳌论坛对外向型经济的推动,这对他们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信息是有好处的。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就是要带更多的河南企业家去博鳌论坛。第三次要去博鳌论坛的时候,正好赶上郑州航空港建设得到国务院的批复,我就想在博鳌论坛上租一个会议室,请一些经济学专家来一起聊聊郑州航空港的建设,我觉得大家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一个新的好的平台。我相信没有哪一家地方媒体想要在博鳌论坛上租一个会议室,然后开一个分论坛的。4月我们做选题策划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当时离博鳌论坛开幕只有10天的时间,我说在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在博鳌论坛让它翘一个漂亮的尾巴。就是这样一句话,就领了任务。领导给我的任务是要请海航的老总,要请北京的两任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最后一次博鳌论坛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的,想着到那儿碰碰运气吧,我是抱着必败的决心去的,但是真正到了会场的时候,一种想要赢的心态一点点地涨上来。在会场全是中央级的媒体,而且只有4次发问机会,我们去了3个记者,全在后面蹦,手也举得很高,博鳌论坛就把最后一个发问的机会给了《大河报》,当时我们就代表《大河报》邀请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参加我们在博鳌论坛上主办的关于郑州航空港的小型座谈会,秘书长当时很谦虚地说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接着我就在北京待了3天,在这3天里由《大河报》创意的一场论坛直接升温成了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来主办,最后这样一个新闻创意真的在博鳌论坛实现了。2012年,《大河报》在博鳌论坛租了一个会议室,请到了博鳌论坛的两任秘书长,请到了海航的老总,还请到了30多家媒体参与我们的活动,既包括新媒体,也包括境外媒体。可以说,每一个创意都是跟报道内容相关联的,但前提是你要敢于有这样的想法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另外,还想给大家聊聊有关公益活动的创意。公益活动延续了《大河报》十几年来的优良传统,其实我做公益报道还是有一些非常细小的机缘。我到《大河报》的第一个星期就被派到北京参加一个慈善新闻奖的颁奖礼,在颁奖礼后我结识了河南省慈善总会的秘书长,她当时从地市刚刚调到河南省慈善总会,有很多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实施。我们俩回到郑州之后一直在聊怎么做慈善,怎么跟媒体有效地结合来做慈善活动。当时《大河报》每个星期都会报道一些充满正能量的好人好事,或者会报道一些需要获得帮助的人。秘书长说,可以每个星期从报道的这些人里面确定一个救助对象,我们要细水长流,每个星期给需要救助的人送出去1万块钱,一年大概是50多个星期,先这样尝试一下行不行?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我们成立了“大河之爱基金”。

2013年,我们还做了“鸡蛋换学费”的活动。《大河报》新浪官方微博现在有390多万名粉丝,“鸡蛋换学费”的单条微博在我们官方微博上置顶了3个月,没有想到的是,当慈善新闻和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的时候,传播会那么快。曾经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尤其是现在30岁到五六十岁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求学经历很多都跟鸡蛋有关。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到“鸡蛋换学费”的创意就会回想起以前在家吃鸡蛋、妈妈攒鸡蛋的场景,就会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2013年,除了中烟公司给我们提供的50万元助学款之外,我们还通过“鸡蛋换学费”活动融到130多万元助学款。这中间感人的事情很多,有退休的老大爷拿着他的退休金来资助孩子们上学的,有当年靠母亲换鸡蛋支付学费的成功人士一下子拿出50万元助学款,还有一位房地产老总,他没有见过我们《大河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把50万元打了过来。2013年,我们一共资助了310位大学生,向他们提供由鸡蛋换来的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还有一位大学生,他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被医院诊断患了白血病,我们用基金里20万元的定向援助救助了这名大学生,帮助他活了下来。还有一个卖蜂蜜的男孩儿,他拒绝了我们的助学金,他说他家里面有3000瓶蜂蜜,只要卖掉蜂蜜就够他上大学了。《大河报》的记者就为他联系了郑州最繁华的360购物广场,在大厅给他布置了一个卖场,并在报纸上提前发了一个卖蜂蜜的通告,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蜂蜜全部卖了出去。这个男孩儿叫赵富午,现在是我们《大河报》的实习生,这会儿正坐在我们的时政中心筹划着我们“鸡蛋换学费”的活动。

这就是做新闻的变化,我认为传统媒体记者只是看见、发现、记录,而在新媒体时代,记者既要扮演线上线下活动策划者的角色,又要做一个议程设置者,比如我们又想做一个将健康跑和公益项目相结合的活动,于是跟河南省慈善总会以及马拉松组委会联合举办了一个4.2公里的“清凉马拉松”活动。举办活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这个活动怎么报名,报名费收不收,收到哪里,你的合作伙伴的分工是怎样的,协调会在什么时间来开,钱到了之后怎么提取、发放,怎么出发票,会议场地怎样安排,需不需要安保人员,需不需要救护车……昨天我又让我们跑政法口的记者去联系了特警队,由特警队组织一个跑步方阵,然后我又联系了一家医院。这些都是在以往的新闻报道里面记者不需要承担的角色,但是现在要做这样的公益新闻,你必须承担起这些责任,这是对一个记者各方面资源整合能力的考量。

另外,在做公益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记者自己也要变身为一个志愿者,我们跑科教卫的记者每年都会在最热的时候到最艰苦的山村去寻找河南优秀的高考寒门学子。李克强在河南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到过,教育要向乡村倾斜。城市里好的高中去地市争夺生源,这样的现象现在非常普遍,这导致很多省市基础教育的坍塌。在河南不是这样的。在河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老师还会在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方招到学生。在2014年清华大学招收的学生里,大概有40位学生都是寒门学子,都是在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方招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曾经告诉我,河南的基础教育让他们很震惊。这是教育部出台的一些政策对新闻媒体的要求,也是《大河报》为高考大省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比较缺乏的河南省的学子们发出的一声呐喊。我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有意义,这是我做教育线口的一个体会。

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品牌推广的话题。《大河报》这么多年在媒体品牌建设、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爱看足球的人应该都知道建业足球队,建业队是身披印有“大河报”字样的战袍征战的。多年来我们一直赞助这个球队,建业队一个赛季的所有球票也都是由《大河报》来整体买断的,建业如果踢得好,球票卖得好,我们的发行人员在送报纸的同时也会把球票送到每一位球迷的手里。我记得当年最鼎盛的时期,如果是建业队的主场的话,整个城市的主干道都会被球迷堵上,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建业队每次载誉归来的时候,也都会有球迷在机场、在高速路口自发地去迎接他们。这是城市符号的一种体现,也是高端品牌与高端品牌相匹配的结合。另外,《大河报》每年4月会在CBD的一个大广场上做车房联展,已经连续做了很多年,郑州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买车的时候到这个车房联展,因为会拿到比经销商给的各种优惠还要大的让利,这已经成为买车人的共同期待,也是《大河报》品牌营销带来的一种延伸服务。

此外,开放低空空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趋势。安阳就有一个低空的航空节,我去安阳报道这个节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北京经营直升机的老板,他是河南人。后来我突发奇想,我们《大河报》能不能包一个直升机?《大河报》曾经命名过火车,但是现在采访工具都提升了,我们需要一架“大河报号”的直升机。经过艰苦的谈判,通过资源互换的形式,我们最终命名了一架采访直升机,在2013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品牌宣传。我们的摄影记者也通过直升机积累了很多的航拍经验。2014年南水北调的报道,《大河报》还跟这家直升机公司合作,来启动我们的“大河报号”直升机,现场直播这一股清水入京的盛况,把品牌宣传和报道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嘉宾:请问您觉得地方新闻门户网站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哪些瓶颈,应对策略有哪些?

赵红:我以地方新闻门户网站“大河网”为例。大河网在运营的过程中最大的盈利点就是手机报,但是大河网做了一项重大改革,把手机报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我认为,大河网把最大的盈利点剥离出去以后,如果仍旧是以地方新闻来立身的话,其发展前景是不太乐观的,发展也会非常困难。但是,集团的另外一项业务我是非常看好的,就是客户端。在客户端方面,《大河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我们首先在集团内部进行了“清场”,即河南省委宣传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其他子媒体将不再发展客户端,而只有《大河报》这一个客户端。《大河报》在上个星期举办了“客户端百万用户上线”仪式,和全国1000家媒体客户端合作。与此同时,《大河报》还与河南省其他有客户端的都市报结成了联盟,以此来更方便地获取地方新闻资源。客户端是我们目前愿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尝试与研究探索的一种移动媒体模式,它比地方新闻门户网站更有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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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7月18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赵红

赵红

赵红,《大河报》副总编辑。

赵红:各位同学好!昨天晚上11点多,《大河报》新媒体中心的编辑已经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又被我叫回了报社,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3点钟,这就是一个媒体人的工作常态。如果以后我们的同学进入媒体行业,我想跟大家讲,这就是你未来生活的样貌。尤其如果你是在一家省级都市报工作,无论是在新媒体还是在纸质媒体的序列,你的生活是完全没有白天与黑夜的区分的。我在全国各类媒体会议上很少看到像我这样已经在媒体行业工作20多年的女性,因为女性由于体力等原因,大都会在中途败下阵来。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就像机器人一样,一直在跟着时代奔跑,如果你不肯学习,随时都会被淘汰。

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也具备很多职业赋予你的能力,比如你在阅读新闻的时候,可能会比普通读者有更强的新闻敏感性,能发现更多的信息,这是多年的职业训练给予你的能力,也是经验积累中留下的最宝贵的最赖以谋生的本领。

下面我想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大河报》。2014年7月底《大河报》将迎来19周岁生日。从1995年创刊开始,《大河报》很快就在河南一纸风行,达到了百万的销售规模。大家知道火车“大河报号179”和“大河报号180”朝发夕至,当年河南省的很多新闻基本上都是由《大河报》发端传递到上海。当时在郑州这座城市,报亭里卖的杂志多过报纸,由于上下班的路途比较近,郑州市民零买报纸的习惯还没有形成,《大河报》就独创了“上门送报”“订报上门”模式。100万的发行量里,省会郑州市中心城区的发行量大概有60多万,其余分布在河南省其他16个地级市。到现在,《大河报》在全省各地有7个分印点,发行人员规模达到5000多人,并且依然坚持把每一份报纸送到订户手中这么一种传统。一般到每年年底,很多订户会卖掉这一年已经看过的报纸,这些报纸也是由《大河报》来回收的,订户们知道在年底卖掉一年报纸所得的钱和订报纸的钱几乎差不多,所以《大河报》的订户还是非常稳定的,续订率比较高。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所以现在《大河报》一直享受着自己独创的发行模式的红利。

另外,由于河南是一个资金相对封闭的地方,尤其是传媒业这一块儿,目前还一直没有受到外来资本的侵入。所以这19年来,《大河报》在河南区域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一直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2013年《大河报》有5亿多元的总收入,给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上交了1.3亿元的纯利润,比《南方都市报》上交的利润还要高,而《南方都市报》的人力成本、采编成本、整体运营成本都比《大河报》高很多。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生存状态。

2000年以后,《大河报》在稳健的发展之下,也开始探索转型,开辟新的报道模式。《大河报》以前不太重视时政类新闻报道,现在也在努力地从事慈善、公益新闻报道活动,探索未来面向年轻人群的一些更为时尚的、对于都市生活更深层次的报道。现在《大河报》的时政新闻中心包括公检法、科教卫与四大班子,报道范围覆盖了河南省80多个厅局。这样的跑线口的任务其实更接近于党报的一种工作分配,但是我们报道时政类新闻的方式和手法要异于党报的操作模式。

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我非常普通,如果你也是在本土的大学读书,学的汉语言文学或者新闻,你就很可能像我一样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我在1992年毕业之后考进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先是被分配去做夜班编辑,党报的夜班编辑很轻松,就是画一个“Z”字,数一下标题有几个字,然后文章有几个字,会占多大的版面,然后把一张画版纸画满。当时我进入报社的时候还是用毛笔画版,毛笔蘸红色的墨水,改稿子都要写小楷。那个时候的工作节奏非常缓慢,大概两年多之后就进入了换笔时代,开始改用电脑。给每个人一个键盘,有老师教你输入法,我不知道当时是谁出的“馊主意”,叫我们用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输入法,叫“自然码”。到现在我还不会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对全拼输入法也不熟练,我还是习惯用自然码输入法。当时《河南日报》有一位50多岁的记者,戴着老花镜在他的小手指上缠胶带,上面一个写A,另一个写S,他每个手上都缠满了胶带,因为他不知道哪根手指管哪个键。这个是我们当时非常艰难的转型,由铅字转成激光照排,又经历了很多次北大方正飞腾软件的升级,好不容易适应了之后又迎来了新媒体时代,要会拍视频、发微博,还要做一些组合报道,还要会用微信播报新闻,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学习。

在集团做了两年夜班编辑之后,我被分配到财经组成为跑金融和商业新闻的记者,大概做了10年左右的时间。跑商业新闻是一件非常悲催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郑州的商战像现在的电商大战一样闻名全国。我在这个时期成为跑商业新闻的记者,包括“郑百文”“春都”等都是我的采访对象。然而,过了10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当年我的采访对象都销声匿迹了。这样的职业经历使我产生了困惑,所以我当时就想转型。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集团原来有一个杂志,如果大家知道《民族画报》《人民画报》这类杂志,就会知道中国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新闻形式,它的出版速度比一般的杂志还要慢,而且是豪华的铜版纸印刷而成的,靠摄影图片取胜,一个月才出版一次,等读者拿到的时候,上面的新闻全都过期了。当时集团想要改造这本杂志,但是怎么做,大家都不知道。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集团领导找到我和另一个跑商业金融的记者,让我们两个一起去折腾,看看能不能把这本杂志救活。当时我们想得非常简单,我说我是跑工商局的,你是跑技术监督局的,还有各大商场、银行等,都是我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如果每一家能够订上2000份或者500份,这个杂志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就接了这个活儿,并且把这本杂志改造成一份周报,叫《今日消费》,然后去工商局、技术监督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征订。当初设想可能就会有三四万份的订量,我们就怀着这样的热忱办了这么一份报纸,甚至连试刊都没有试,就出了64个版,外面还加了一个铜版纸封皮。我记得那个封皮从印刷厂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因为我不知道这种铜版纸还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偏大的规格,一种是偏小的规格,我当时为了节约成本选择了偏小的规格,结果就发现封皮包不住里面的“瓤”。我们的报纸就这样仓促地“上阵”了。最初还招了100个发行员,但是半年之后被迫把这100个人辞掉了,因为根本养不起他们,而是让《大河报》的队伍帮忙发行,给他们钱,这是第一个觉醒。第二个觉醒就是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在你不跑它们这个线口之后,宁愿请你吃饭也不肯订你的报纸,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大打击。我记得当时为了寻求出路还专门来到上海,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看到了《申江服务导报》,这是当时非常火的生活消费类报纸,它跟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形成了南北两派,都是非常成功的范例。我在上海待了3天,后来又去了北京、重庆等地学习了一圈,回来就对我们的报纸制定了转型目标——做生活服务类报纸。转型之后,《今日消费》很快地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一直到2008年,这份报纸的发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既养活了包括四五十个人在内的团队,每年还给集团上交80万~100万元的利润,起码是把这个报号给保存下来了。

到了2009年11月,集团又一次调整干部的时候,我来到了《大河报》,在那儿工作了大约4年的时间。刚开始在《大河报》工作时,我负责文体新闻,当时我就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刘德华和张学友在同一天到郑州开演唱会,《大河报》只能收一个演出商的钱,于是就选择了张学友的《雪狼湖》。郑州的警察都分成了拨,一拨在东城刘德华演唱会现场维护治安,另一拨在西城张学友演唱会现场维护治安。但是就《大河报》的报道而言,仿佛刘德华从来没有来过郑州开演唱会,因为当时《大河报》收了《雪狼湖》的广告赞助,只能宣传这一场演唱会。我当时刚刚进入《大河报》,就觉得这种现象实在奇怪,这种报道模式实在是太僵化了。当我负责文体报道的时候,费翔和周杰伦同时来郑州演出,我当时就让两场演出在《大河报》的版面上进行对垒。当时接下周杰伦演出的是洛阳的演出商,是5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对郑州市场毫不了解就开始售票,卖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两百万的票没有卖出去,基本上是一场滑铁卢之战。有一天这5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走入绝境了,一定要请《大河报》救他们。当时《大河报》是拒绝他们的,因为《大河报》以前一直是一个买方市场。但是当时我想,周杰伦来这儿做演出,年轻人都沸腾了,每个人都在问你有没有票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是演出商的损失,也是《大河报》的损失。所以,演出之前最后的5天时间,我给了他们大概10个版来包装宣传这场演出,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演唱会的票几天之内全部售光。并且我当时置换了800张票,也进入了现场,当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唱响的时候,所有《大河报》的员工包揽了看台。当时我想,我以后要打造这样的媒体形式,把品牌、内容、客户联系在一起。而在另外一个演唱会现场,费翔吸引了众多妈妈级的《大河报》读者,后来我了解到有很多是母女一起去的,妈妈们向女儿们急切地倾诉着对自己年轻时的偶像的崇拜。城市里有很多温暖的镜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都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组织起来。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第一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郑欧班列”的事例。2013年7月18日,“郑欧班列”开行之后,我知道的不下四五家新闻媒体都想到了一种比较传统的采访报道方式,就是跟车采访,这也是记者下基层的一种要求。“郑欧班列”全程10214千米,仅在中国大陆境内就要换4个铁路局,接下来面临的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等国家记者的签证问题,迫于这些困难,当同城的其他媒体都放弃了这样一种跟车采访计划的时候,《大河报》还是依靠其韧性坚持了下来。记者在机车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认为是坐在宽敞的卧铺里“吃着火锅唱着歌”那样。但事实上是没有卧铺的,在三四平方米的空间里要装下6个男人。如果有一个人躺在地上睡觉,剩下的人就要起立或者是坐着。因为没有厕所,所以只能派男记者去,他们在机车上要度过6天6夜,几乎不能睡觉,轮流休息一下,起来就要写稿,要转战到下一站,这就是跟车采访整个辛酸的过程。然而,在这次新闻策划中,《大河报》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话。我们建立了一个传稿机制,联合河南省委宣传部、全省17家地市报同时发文。大报发通稿,17家地市报都拿出最好的版面支持《大河报》,另外,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日报》等媒体也都在用《大河报》提供的由“郑欧班列”上发出的新闻。7月18日,也就是今天早上,当我的记者5点20分到“郑欧班列”一周年现场的时候,现场只有《大河报》一家地方媒体,其他媒体还是把今天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忘记了。因为你的付出对你来讲是很难忘怀的,所以《大河报》会一直惦记着自己的采访对象,一直惦记着这普通的一列“郑欧班列”开行的日子。

再讲一个关于博鳌论坛的案例。我第一次去博鳌论坛的时候听了几场会议,接触了几个河南企业家,就打道回府了。第二年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这样一个财经盛会跟河南的联系太少了。如果一些中原企业家能更多地意识到博鳌论坛对外向型经济的推动,这对他们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信息是有好处的。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就是要带更多的河南企业家去博鳌论坛。第三次要去博鳌论坛的时候,正好赶上郑州航空港建设得到国务院的批复,我就想在博鳌论坛上租一个会议室,请一些经济学专家来一起聊聊郑州航空港的建设,我觉得大家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一个新的好的平台。我相信没有哪一家地方媒体想要在博鳌论坛上租一个会议室,然后开一个分论坛的。4月我们做选题策划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当时离博鳌论坛开幕只有10天的时间,我说在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在博鳌论坛让它翘一个漂亮的尾巴。就是这样一句话,就领了任务。领导给我的任务是要请海航的老总,要请北京的两任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最后一次博鳌论坛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的,想着到那儿碰碰运气吧,我是抱着必败的决心去的,但是真正到了会场的时候,一种想要赢的心态一点点地涨上来。在会场全是中央级的媒体,而且只有4次发问机会,我们去了3个记者,全在后面蹦,手也举得很高,博鳌论坛就把最后一个发问的机会给了《大河报》,当时我们就代表《大河报》邀请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参加我们在博鳌论坛上主办的关于郑州航空港的小型座谈会,秘书长当时很谦虚地说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接着我就在北京待了3天,在这3天里由《大河报》创意的一场论坛直接升温成了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来主办,最后这样一个新闻创意真的在博鳌论坛实现了。2012年,《大河报》在博鳌论坛租了一个会议室,请到了博鳌论坛的两任秘书长,请到了海航的老总,还请到了30多家媒体参与我们的活动,既包括新媒体,也包括境外媒体。可以说,每一个创意都是跟报道内容相关联的,但前提是你要敢于有这样的想法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另外,还想给大家聊聊有关公益活动的创意。公益活动延续了《大河报》十几年来的优良传统,其实我做公益报道还是有一些非常细小的机缘。我到《大河报》的第一个星期就被派到北京参加一个慈善新闻奖的颁奖礼,在颁奖礼后我结识了河南省慈善总会的秘书长,她当时从地市刚刚调到河南省慈善总会,有很多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实施。我们俩回到郑州之后一直在聊怎么做慈善,怎么跟媒体有效地结合来做慈善活动。当时《大河报》每个星期都会报道一些充满正能量的好人好事,或者会报道一些需要获得帮助的人。秘书长说,可以每个星期从报道的这些人里面确定一个救助对象,我们要细水长流,每个星期给需要救助的人送出去1万块钱,一年大概是50多个星期,先这样尝试一下行不行?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我们成立了“大河之爱基金”。

2013年,我们还做了“鸡蛋换学费”的活动。《大河报》新浪官方微博现在有390多万名粉丝,“鸡蛋换学费”的单条微博在我们官方微博上置顶了3个月,没有想到的是,当慈善新闻和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的时候,传播会那么快。曾经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尤其是现在30岁到五六十岁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求学经历很多都跟鸡蛋有关。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到“鸡蛋换学费”的创意就会回想起以前在家吃鸡蛋、妈妈攒鸡蛋的场景,就会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2013年,除了中烟公司给我们提供的50万元助学款之外,我们还通过“鸡蛋换学费”活动融到130多万元助学款。这中间感人的事情很多,有退休的老大爷拿着他的退休金来资助孩子们上学的,有当年靠母亲换鸡蛋支付学费的成功人士一下子拿出50万元助学款,还有一位房地产老总,他没有见过我们《大河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把50万元打了过来。2013年,我们一共资助了310位大学生,向他们提供由鸡蛋换来的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还有一位大学生,他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被医院诊断患了白血病,我们用基金里20万元的定向援助救助了这名大学生,帮助他活了下来。还有一个卖蜂蜜的男孩儿,他拒绝了我们的助学金,他说他家里面有3000瓶蜂蜜,只要卖掉蜂蜜就够他上大学了。《大河报》的记者就为他联系了郑州最繁华的360购物广场,在大厅给他布置了一个卖场,并在报纸上提前发了一个卖蜂蜜的通告,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蜂蜜全部卖了出去。这个男孩儿叫赵富午,现在是我们《大河报》的实习生,这会儿正坐在我们的时政中心筹划着我们“鸡蛋换学费”的活动。

这就是做新闻的变化,我认为传统媒体记者只是看见、发现、记录,而在新媒体时代,记者既要扮演线上线下活动策划者的角色,又要做一个议程设置者,比如我们又想做一个将健康跑和公益项目相结合的活动,于是跟河南省慈善总会以及马拉松组委会联合举办了一个4.2公里的“清凉马拉松”活动。举办活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这个活动怎么报名,报名费收不收,收到哪里,你的合作伙伴的分工是怎样的,协调会在什么时间来开,钱到了之后怎么提取、发放,怎么出发票,会议场地怎样安排,需不需要安保人员,需不需要救护车……昨天我又让我们跑政法口的记者去联系了特警队,由特警队组织一个跑步方阵,然后我又联系了一家医院。这些都是在以往的新闻报道里面记者不需要承担的角色,但是现在要做这样的公益新闻,你必须承担起这些责任,这是对一个记者各方面资源整合能力的考量。

另外,在做公益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记者自己也要变身为一个志愿者,我们跑科教卫的记者每年都会在最热的时候到最艰苦的山村去寻找河南优秀的高考寒门学子。李克强在河南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到过,教育要向乡村倾斜。城市里好的高中去地市争夺生源,这样的现象现在非常普遍,这导致很多省市基础教育的坍塌。在河南不是这样的。在河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老师还会在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方招到学生。在2014年清华大学招收的学生里,大概有40位学生都是寒门学子,都是在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方招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曾经告诉我,河南的基础教育让他们很震惊。这是教育部出台的一些政策对新闻媒体的要求,也是《大河报》为高考大省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比较缺乏的河南省的学子们发出的一声呐喊。我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有意义,这是我做教育线口的一个体会。

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品牌推广的话题。《大河报》这么多年在媒体品牌建设、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爱看足球的人应该都知道建业足球队,建业队是身披印有“大河报”字样的战袍征战的。多年来我们一直赞助这个球队,建业队一个赛季的所有球票也都是由《大河报》来整体买断的,建业如果踢得好,球票卖得好,我们的发行人员在送报纸的同时也会把球票送到每一位球迷的手里。我记得当年最鼎盛的时期,如果是建业队的主场的话,整个城市的主干道都会被球迷堵上,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建业队每次载誉归来的时候,也都会有球迷在机场、在高速路口自发地去迎接他们。这是城市符号的一种体现,也是高端品牌与高端品牌相匹配的结合。另外,《大河报》每年4月会在CBD的一个大广场上做车房联展,已经连续做了很多年,郑州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买车的时候到这个车房联展,因为会拿到比经销商给的各种优惠还要大的让利,这已经成为买车人的共同期待,也是《大河报》品牌营销带来的一种延伸服务。

此外,开放低空空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趋势。安阳就有一个低空的航空节,我去安阳报道这个节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北京经营直升机的老板,他是河南人。后来我突发奇想,我们《大河报》能不能包一个直升机?《大河报》曾经命名过火车,但是现在采访工具都提升了,我们需要一架“大河报号”的直升机。经过艰苦的谈判,通过资源互换的形式,我们最终命名了一架采访直升机,在2013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品牌宣传。我们的摄影记者也通过直升机积累了很多的航拍经验。2014年南水北调的报道,《大河报》还跟这家直升机公司合作,来启动我们的“大河报号”直升机,现场直播这一股清水入京的盛况,把品牌宣传和报道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嘉宾:请问您觉得地方新闻门户网站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哪些瓶颈,应对策略有哪些?

赵红:我以地方新闻门户网站“大河网”为例。大河网在运营的过程中最大的盈利点就是手机报,但是大河网做了一项重大改革,把手机报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我认为,大河网把最大的盈利点剥离出去以后,如果仍旧是以地方新闻来立身的话,其发展前景是不太乐观的,发展也会非常困难。但是,集团的另外一项业务我是非常看好的,就是客户端。在客户端方面,《大河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我们首先在集团内部进行了“清场”,即河南省委宣传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其他子媒体将不再发展客户端,而只有《大河报》这一个客户端。《大河报》在上个星期举办了“客户端百万用户上线”仪式,和全国1000家媒体客户端合作。与此同时,《大河报》还与河南省其他有客户端的都市报结成了联盟,以此来更方便地获取地方新闻资源。客户端是我们目前愿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尝试与研究探索的一种移动媒体模式,它比地方新闻门户网站更有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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