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王宁

王宁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翻译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1992年8月至2002年2月，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和首席导师。2000年12月起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兼首席导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语系学术主任。

王宁：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今天我演讲的主题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文化传播密切相关，题目叫《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全球化的悖论、混杂性和地方色彩；第二部分讲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文化安全意识；第三部分讲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和价值。

全球化及其在信息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全球化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直接影响，使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呈现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加剧了南北差距，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人认为既然美国始终处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那么，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竞争实际上就是抵制美国的政治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还有一些人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化等同于美国化。但是，他们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中国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使中国迅速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那么，如何定义“全球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这一术语在各种语言、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之间迅速传播，90年代开始逐渐在汉语中出现。全球化暗含了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描述全球化：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概念相互重叠、互补，广义上它们都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增长，但是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含义，有些含义迥异。因此，在这些含义中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我们了解和实践全球化概念极其重要。“国际化”主要指跨越国界，常用于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的往来，带有跨国的和国别间的意思，比如中美双边贸易、中韩双边贸易。“自由化”常为经济学家所用，新自由主义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自由主义模式，经济学家用“自由化”指代完全摆脱了政府行政干预的一种市场经济。“普遍化”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全球化被解释为一个普遍化的观念，常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在文化上趋向于同质的世界。这种论述经常将全球化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和麦当劳化。但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更为常见的并非同质化，而是一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以麦当劳为例。在美国，一般是经济并不宽裕的打工仔到麦当劳用餐，而在中国，民工不会去，老人不会去，去的是一些小孩、大学生或白领。“星球化”涉及信息的传播和文化安全问题。例如，电话和互联网使横穿星球的通信成为可能，大陆间弹道导弹锻造了贯穿星球的军事联系，未来战争不再是真刀真枪的近距离肉搏战，而是一种远距离信息战。气候变化包含横穿星球的生态联系，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比如北京有雾霾，整个中国都会遭到波及。还有货币，美元和欧元等货币已成为全球性货币，人民币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货币。我们所生活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几十亿人仿佛就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里，彼此之间交流便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发达的通信技术。所以说，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电信和通信业应该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关于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些观点。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全球化研究得比较多。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研究全球化，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的无限扩张对世界经济带来的直接后果，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带来的后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继承了他们的研究并加以发展。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F.R.Jameson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当今时代存在一些既浓缩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更新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一些大城市日趋壮大的现代化基础，其中包括技术移植。

通过对西方学界的研究、关注和分析，加之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我本人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建构，从七个方面来界定全球化：第一，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第二，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第三，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第四，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第五，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第六，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第七，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从第四到第七都是跟文化有关的，所以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化趋同性，它还加剧了文化多样性。辩证地看待文化领域内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一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此外也有利于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神话。

那么，全球化和本土化、地方色彩是什么样的关系？它属于一个悖论。首先，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进展，但国内学者对此知之甚少。可以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在全球化与文化研究方面并没有掌握应有的话语权。现在，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全球化，将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对立物，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全球化对于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起着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全球化进程并非始于20世纪，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资本运作和海外扩张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比如中国大规模地从印度翻译佛经，以及中国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向欧洲传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从经济的角度，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其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同时也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和各地区的相互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所以全球化也出现了一种理论叫依附理论，各国之间都相互依赖，中国离不开全球化，也受益于全球化。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明确指出，但是他们却隐约指出全球化绝不是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和传播领域，所以就出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文化全球化，并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都或许会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并不局限于精英文学，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歌德所鼓吹的世界文学大大扩展到人类知识领域的所有方面。因此，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趋同性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另外，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概念翻译成中文之后，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其本意。比如说悲剧，悲剧在英文中是tragedy，但如果说tragedy等同于悲剧的话，那么就如钱钟书和朱光潜所言，中国古代文学是没有悲剧的。

一般来说，全球化在文化进程中呈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渗透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第二个方向，即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边缘向中心运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即反殖民性或者非殖民化。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辐射并对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也在不断地对强势文化进行反渗透和反影响。就像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所提出的论述，少数人化也就是弱势群体化，和全球化形成了一种对峙，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原先被压抑的边缘化语言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话语进行抗争，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所以，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弱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了契机。

对于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全球化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两种学术话语的新视角，消解了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人为对立。这是全球化之于文化上的含义。

下面来看看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但国内仍有不少人对这一客观现象认识不清。一些保守的人文学者抵制电脑和电子邮件，更大一部分习惯阅读报纸和纸质的读者抵制电子出版物。

对于文化全球化现象，学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另一些学者认为这已成为不争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在全球的落户和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无所不及的影响等，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思考某种积极的对策。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话语，它崛起于英语世界，迅速地波及世界各地，其发展也不尽相同。在英国，文化研究更多地指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在美国，则很大程度上与道德文化相融合。实际上，我这里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写在书页里的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包括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社区文化、网络写作以及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研究的课题。关于文化研究的内涵，一般认为它包括几个方面，包括种族和族裔研究、区域研究、亚太地区研究、性别研究以及传媒研究。文化研究虽然崛起于英国，但传到其他英语国家后，根据各自具体情况而各有侧重。总之，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非精英意识，它对大众文化的分析研究是颇有见地的，所以我们借鉴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对当代出现的一些大众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比如说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影视文化、传媒文化、互联网文化，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且对生活产生无法回避之影响的文化现象。

文化研究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多个学科，如社会学、传播学、比较文学等。对于上述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艺术作品，但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追溯文化研究本源的话，它应该是从早期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的，特别是始自英国新批评学派学者F.R.Leavis的研究。Leavis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群体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书目，通过阅读和欣赏来起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按照Leavis的规定，文学经典作品是要培养高雅绅士和淑女的文学作品，一些中规中矩的经典作家被囊括在内，而一些具有前卫意识的作家则不被列入。今天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Leavis主义精英文化研究发展而来的。所以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反体制性和批判性，就这点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新生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这引起了精英文化研究者的恐惧。大众文化究竟有无价值？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回答。文化研究的反击性和指向大众等特征对文学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近几年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波及，其显著标志就是精英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过去有一种说法叫曲高和寡，但现在，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反弹，曲高和众。

过去，由于网络文学的崛起，传统的、依靠纸媒为传播工具的精英文学受到挑战，各种曾经有过“蜜月”的精英文学期刊只能在少数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中流传，大批网络写手活跃在虚拟的赛博空间。一方面，包括高雅文学艺术在内的精英文化领地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疆界却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已被放逐到了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取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对此，人文学者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就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弃儿和牺牲品。

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率先提高的社会群体来说，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仔细分析这部分人的成分，我们不难发现，知识精英并不占多数，而不少人甚至没有接受过高等正规教育，因此他们很难去消费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既然国内文化产品市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便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一些进口的、高档的、在西方也鲜有人问津的名贵商品便昂首阔步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消费品。一些颇能刺激眼球并容易为中等文化水平群体所欣赏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进入了消费市场。这种产生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无疑对曾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有着某种冲击和消解的作用。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他在写于1971年的《消费社会》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造成的，在现代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来说，富裕起来的人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70年代的法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他的这番描述至少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人已经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生活在当代消费社会的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舒服地、审美地享受生活。

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媚俗性和消费性，但这并不代表大众文化丧失了所有审美特征。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地丰富了，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单纯依赖于物质文化生活，而是更多地崇尚对物质文化进行享用和消费。在现代主义时代，如果说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在于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要在自己的家庭影院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厚厚三卷本，如果仔仔细细地精读翻译本，没有三个星期是读不完的，但在家里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电影看完，并知道大概情节。所以，文学名著也受到了一些冲击，莎士比亚也遭到人们的解构，但很多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了解都是出自恶搞、戏仿和模仿。

同样，不少从事精英文化产品、文学研究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沉浸于书斋中阅读经典名著的做法，代之以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作品是以对经典的戏仿开始的，但是结果却使得文学经典得以走出狭隘的领地，面向更为广大的受众。大众文化不一定是坏事，它对文学名著产生了冲击，但反过来也使得文学名著能够走向千家万户，为普通人所熟悉。比如莫言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跟张艺谋是大有关系的。同时，网络也对大众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从网络上获取很多信息，网络提供了内容提要吸引眼球，然后迫使你想看全书，但它不给你看，要么买，要么下载。所以在网络上，各种大众文学作品参差不齐，其中一些文化快餐经过消费者的一次性消费就被扔进了垃圾箱。网络艺术也是如此，每个网民都可以上网，发挥自己的艺术家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网上也存在少数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它们终究会展现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和价值。它们也许会被当下的消费大潮所淹没，但会被未来的研究者所发现，就如天天写博客的人最后也能够产出一本集子。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作品也可能最终跻身经典的行列。此外，网络文学艺术也能使少数真正优秀的但在当代经济市场被边缘化的艺术作品被广大网民欣赏，进而重返经典。再者，网络也可以帮助文学名著普及千家万户，从而使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感受文学艺术的魅力。这就是网络，我们不能对它一概而论。

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审美地而非粗俗地实现对文化产品的享用和消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大众文化产品往往特别注重外观的包装，通过华丽的外表来吸引读者或观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消费和享用这些产品。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往往通过精雕细琢而具有持久魅力。而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指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短暂的效应和暂时的价值，指向大众就得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吸引他们的眼球，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消费的决定。既然大众对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那么他们必然会追求已经有了广泛声誉的名牌产品和流行时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青年学生当中。同样如此，我们目前读文学作品，一般不会去读非名家作品，写论文也会去读一些学术期刊上的名家论文。这就造成了“马太效应”，越是有名的人其作品越是被人们引用，名气就越来越大；越是没有名气的人，他要异军突起，就越是艰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前辈的提携之下逐步有名；另外一种就是向名家发起猛烈进攻，引起人们的关注，让大家认为他是一匹黑马杀出来了，慢慢地也就成名了。

此外，大众文化往往精污并存，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辨析，因此，人们对它的消费和享用常常是盲目的。也许，当他们在消费实践中有所体会后，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消费大众的盲目性和追求时尚性，而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去对一些外表华丽而内里空洞无物的奢侈品进行辨析，进而从总体上提升他们的欣赏趣味，使他们真正能够有选择地并且审美地享用文化产品，而不仅仅为它们华丽的外表所吸引。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产品自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生产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现他们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不遗余力地在他们产品的质量上下功夫，这样一来，大众文化本身也可以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美。其中粗俗的东西也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其他少数确有审美品位和保存价值的精品也将成为新的品牌。因此，对大众的审美价值应该取一个发展的、辩证的看法，而不应该将其一棍子打死。人们的眼球都会发生审美疲劳的，所以有时候希望出现一个新东西，包括读书也是一样，就希望有更多新的作家出现。今天的大众文化也许经过未来的筛选，也将成为经典文化。

嘉宾：欧美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全球文化传播领域占有一定的话语权，日本、韩国、印度也有良好的文化传播渠道。请问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哪些优势？

王宁：中国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要善于把它发掘出来。以中国的人文学术著作为例，我们现当代的东西大都受到国外的影响、受到西方的影响。假如说你完全模仿、片面地接受它，那么创造出来的东西显然是不被西方人欣赏的。但完全是古典的东西，除了几个有名的经典之外，大部分被认为是过时的，对于当代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所以我想采取两个办法。一种情况下，对当代的东西进行深化和发掘，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精品，比如像印度的、日本的、韩国的，跟当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运用一些西方的方式，但其内容都是本土的，实现一种本土全球化，本土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走向全球。还有一种就是对传统文化中一些确实具有活力的东西进行激活，比如说奥运会就有很多把中国儒家文化激活的内容，包括击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都是通过非常形象的方式把它在当今时代激活。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海外传播处于低层次，还没有到达比较高的层次，即使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莫言的作品，它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也并不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确实需要每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