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郑保卫

郑保卫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副理事长，国家二级教授，中央联系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闻学论集》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主编。他主讲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

郑保卫：很高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来到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和在座的各位同学见面。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它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学习交流的平台。我也很荣幸受主办方邀请，前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讲一讲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特点，另外介绍几个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重要的论题。

从研究的现状来看，首先，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由传统媒体研究向新媒体研究拓展。大家知道，近代报刊出现之后才出现现代媒体。一直到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媒介形态。400年来媒体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广播并驾齐驱，后来又出现了与电视三足鼎立，又出现了与互联网四强相争，现在我们概括叫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媒体格局。现在已经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种媒体，有人说博客也是，微博也是，微信也是，移动媒体也是。如果这些都算是媒体的话，那就太多了，比如大家的手机等。所以我们叫多媒体融合并存的时代。在传统媒体时代，就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主要研究传统媒体。最早的学术研究是研究报学，所以我们中国最早的新闻系不叫新闻学，而叫报学系，因为当时只有报纸。后来出现了广播，出现了电视，出现了通讯社，所以传统媒体时代主要是研究这些。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出现，并呈现独特的优势，互联网的发展非常迅速，社会普及率很高，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新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新闻学研究也逐渐向这方面拓展。

其次，由主流媒体研究向社会化媒体研究拓展。主流媒体就是我们讲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社会化媒体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出现为标志。在西方，市民报、都市报叫大众化报刊，出现在19世纪中期。而在中国出现是150年之后了，我们叫都市报、市民报，也有人叫民间报，它和官方报纸相区别。都市报的出现是中国传媒业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像大众化报刊的出现在世界新闻业特别是在西方新闻业中是一个重大事件一样，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媒体格局，改变了官办党报一统天下的传播局面，出现一份面向社会、面向市民、面向公众的大众化报纸。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湖北的《楚天都市报》，广东的《南方都市报》，福建的《海峡都市报》，这几家都市报办得都非常好。很多报纸一开始是筹款办起来的，一年以后就实现盈利，两三年后净营业收入就超过一个亿甚至几个亿，发展得非常快。更重要的是报纸内容上的变化，适应了社会与公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公众的欢迎，也使整个报业体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紧接着又出现了网络媒体，应该说网络媒体也属于一种社会化的媒体，因为它是为社会和公众所把握、所利用的。这些年我们关于社会化媒体、都市报还有网络媒体的研究越来越多。

再次，由国内新闻媒体研究向国际新闻媒体研究的扩展。过去，我们主要研究国内新闻传播。对于国际新闻传播的研究范围很小，成果也不多，影响力非常有限。这几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地位与外交地位的提升，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新媒体时代、信息化时代之后，国内、国际已经很难严格区分了。所以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国际的也是国内的。遥远的贵州，偏远的山区，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一旦经过网络传播，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某个小镇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一上网，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国内、国际已经很难严格区分开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国际传播、国际新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再其次，由面向行业内研究向面向行业外研究拓展。新闻学科过去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它只关门研究自己的事，怎么采写编评，怎么制作节目，怎么做好传播，怎么提升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和修养，是新闻行业自己关起门来的研究，很少面向行业外研究，特别是面向社会的研究。那么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是学习了传播学的应用。传播学传到中国才三十几年时间，中国新闻学已经百年时间，但传播学发展速度非常快，和新闻学共同成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学奋斗了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奋斗目标，它几十年就达到了。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播学是面向社会的，为社会服务的，为公众服务的。这对新闻学是很大的启示。

复次，由新闻传播研究到大众传播研究的扩展和向分众传播研究的扩展。过去我们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新闻传播的研究范围相对来说小一些，当然广播电视出现以后，它已经是一种大众传播研究。新媒体出现以后，这种大众媒体研究的趋势更加明显。当然大家现在意识到了，只研究大众传播不行了，媒介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怎样定制一些分众的、小众的，适合某一些人、某一群人甚至是某一个人需要的信息并传播给他，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内容。

最后，注重定性研究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扩展。过去，新闻学研究很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这个定量研究也是学的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定量研究不是传播学的发明，社会学早就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它也是借鉴别人。我们中国现在新闻学主要是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田野调查收集大量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特别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计算机来分门别类，深入分析，总结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结论应该比纯定性的研究结论更让人信服。

综上所述，说明新闻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在日益丰富，这对新闻学的提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研究质量明显提升。大家可以看看以前的新闻学论文和新闻学著作，再看看这些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新闻学著作和论文，结论是在量的基础上，质量也在提升。这也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总结以往研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点非常重要。一个聪敏的人，他要很善于总结别人的和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其实教训往往比经验更重要，失败乃成功之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年来我们总结了历史上新闻学研究的很多经验，包括教训。比方说我们学术研究有时会受到政治的冲击，我们新闻学研究也有这方面教训，对新闻学的学术发展起到一种损害作用。

第二，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这也是研究质量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传入中国后，它的一些评论、一些观点、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对我们新闻学的研究很有启示。另外还有很多学科，像信息论。信息论传入中国之后，给我们新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和提升。信息论使我们知道了新闻报道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这个事实的信息。任何事物，只要它存在，只要它运动，它就会生发出各种信息，所以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它生发出来的信息来认识它。媒体做传播、做报道，也是来报道这个事物生发出的相关信息。系统论让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新闻传播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新闻传播怎么发挥作用？如果社会是大系统，新闻是子系统，怎么促进新闻与社会的发展，这都是新闻学研究的主题。控制论——有人一听控制，就觉得不是个好词。我们新闻工作控制得太厉害了，管得太严了。其实控制是一个中性词，控制论是一种理论。人类社会、自然界，到处都有控制现象。如果失去控制，这个社会、这个自然界、这个地球乃至宇宙很难说是什么情况。其实控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但是要看什么样的控制，良性控制、科学控制、规范控制，还是其他控制。所以各种学科的理论、很多国外的理论传进来之后对新闻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注意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新闻学经过30多年的研究，出现了很多边缘交叉学科，新闻社会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统计学，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都是借鉴了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比如统计学，把它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新闻学的研究中来，不但拓展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注意增强学术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我要说明一下，新闻和政治的关系比较近，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只中国是这样，国外其实也是这样。新闻传播，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什么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里有价值观，有政治倾向。政治的因素必然会对它起到一定的作用。当年恩格斯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他崇尚绝对自由，不要政府，不要任何人干预，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说他想说的任何话。报纸也是这样，想登什么登什么，想怎么登怎么登，别人不要管，尤其政治不要管。恩格斯批判巴枯宁的观点，有段话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主张放弃政治的报纸也在从事政治。以巴枯宁为例，他提出不要政府，就是在做政治，这也是一种政治。他要办一张报纸专门反政府，这也是在搞政治。第三句话，问题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从事政治。这讲得很透彻了，不是不从事政治，而是在于你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从事政治，你是用暴力手段从事政治，还是用其他手段从事政治。所以恩格斯这句话把政治和新闻的关系概述得很清楚。我讲这段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确实我们受政治的干预比较多，但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摆脱政治、拒绝政治、放弃政治，这又不现实。政治对于新闻的制约应该是科学的、规范的、合理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学术研究要尊重事实，服从真理，要讲究科学，而且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学术规范。我专门做的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就叫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学术研究有很多规范，我们这方面在不断地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所以说，研究质量明显提升，研究效果越来越好，这些成果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要得到业界同行认可不容易。学界和业界经常会出现脱节、矛盾甚至对立的现象。业界的人不认可学界研究的那些理论，业界往往从实用、快用这样一个角度，要求新去的学生上手快，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新闻院校，不管是理论课的老师也好，业务课的老师也好，交给学生的东西，都不是这个老师个人的，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老师个人的一种观点和研究成果。特别是一门系统的课程，是要总结提炼许许多多的新闻从业者、新闻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形成教材里的一些基本观点。而这些东西，到媒体工作之后，有的马上就能用上，有的可能短期内用不上，但经过长期的新闻实践后会顿悟当年大学老师讲的那些理论是太有道理了，这就是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但是这些年有变化，业界越来越认识到，学界的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理论和实践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学科地位也得到巩固。新闻学科长期没有什么地位，不少学校，最早成立的新闻专业在中文系里，好不容易成立一个新闻系又放到文学院里，再提升一步，文学与新闻学院，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而现在独立的新闻院系越来越多。关键是从1987年开始新闻学科发展为一级学科，并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九大社会科学学科之一。2004年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国家怎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其中提到要重点扶持九大学科的发展。九大学科中，有六大学科叫门类学科——文学、史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叫马克思社会主义）。这都是门类学科，最近艺术学也成为门类学科。有三个非门类学科，即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新闻学为什么这么重要？现在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媒体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包。任何团体、单位、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离不开媒体新闻。新闻传播现象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中央把新闻学科也作为重点扶持的学科之一。中央确实非常重视新闻学科，社会地位的提升对新闻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

“新闻无学论”明显收敛。“新闻无学论”的观点说新闻没有学问，新闻工作是雕虫小技，新闻是政治宣传，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在中国，也不仅仅是现在，以前就有，国外也有。但是发生在中国，发生在现在，有点说不过去。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兼任名誉会长，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它的主要创办者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的作者徐宝璜，这本书1919年出版，这一年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正式诞生。蔡元培校长介绍说，有了这本书，新闻有学就有证据了。也就是说100年前新闻有学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但在传播学引入中国之后，因为发展很快，影响很大，加上这些年我们新闻学研究碰到很多问题很难深入，所以大批新闻学者转向研究传播学。这和国外是不一样的，西方最早的传播学者，不是学新闻学的，大多是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国最早的传播学学者几乎清一色都是新闻学学者。最早把传播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他已经过世了，是教世界新闻史的老师，曾经担任过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代主任。他第一个把传播学（当时叫公共通讯）介绍到中国来。复旦大学也有两个老师：郑北渭和陈韵昭老师。也可能是因为最早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内部新闻学刊物上登出来的，所以最早接触到的都是新闻院校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学生，大家觉得很新鲜，对传播学的很多新观点、新内容很感兴趣，慢慢地研究起来。加上新闻学研究本身就有困难，无法深入，无法突破，没有进展，所以干脆就去从事传播学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传播学，也写过一些文章。这种现象很正常，当时大家都在关注。正因为这个原因，传播学发展得很快。因此有人就提出来，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我们就研究传播学，把新闻学放在传播学里头，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这个观点很时髦、很盛行。2003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安徽大学举办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会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老会长何梓华，他专门定了这个题目来让大家研究，因为大家分不清新闻学和传播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清楚传播学能不能取代新闻学，新闻学能不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各种观点交锋。我在会上做了个发言，主题叫“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我认为“新闻无学论”对新闻学科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新闻无学论”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因为它不是讲美国新闻学无学，它是讲中国新闻学无学，所以我们可以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学到底有没有学问。

判定一个学科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要看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它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即唯有新闻学科研究的内容，别的学科不研究。新闻学研究采写编评、节目制作，而传播学不研究。当然业务的内容、理论的内容有些是相通的，但是新闻学理论中的一些内容，传播学是没有的。特别是新闻学科非常强调其独特性质，它是一种带有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纯应用的社会科学。西方学者中也有很多人主张这个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卡莱，他写的一篇论文叫作《美国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他认为错就错在美国一些新闻院校的新闻学教育把新闻简单地等同于媒体、等同于传播、等同于公关、等同于广告，简单讲，把新闻传播纯粹地看作一种技术性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它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内涵。这对新闻从业者是极为不利的。你是当一个机械的写手、写匠，还是可以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网上一搜，就能写出东西来？这种现象有没有？有，但如果你把新闻工作当成这样一种工作来做，那问题就大了。新闻从业者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有人文精神、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人，还要有道德，否则你很难当记者。美联社有一个著名记者拍了一幅照片获了普利策奖。画面上是一个非洲黑人小女孩，瘦骨嶙峋地蹲在地上，左边是一只秃鹫要袭击她。照片获奖之后，这位记者的知名度就高了，大家都知道他了。但是很多人越看这张照片越不是滋味，开始谴责这个记者。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人吗？是人能这样做吗？你不觉得这样做不配作为人吗？这位记者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后来自杀了，但是他留下了话作为解释，说拍完照片就把这个秃鹫哄走了。但是照片上反映不出来，别人也不知道。所以说，记者要有责任感，要有道德意识，要有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要成为一个有情感的人，要用真实的情感来讲述人间的故事。

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说过：没有感情怎么写作？他这个观点是对应着客观报道原则的一些观点提出来的，大家非常认可客观报道这个理论。客观报道里头有一句话，不带感情和偏见写作，听起来这句话没有错，如果你带着感情和偏见写作，感情色彩太浓，又有偏见，写出来的东西不客观，人家不相信，这讲得有道理。那么我们回头再看穆青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一个人一点感情都没有，你怎么能够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大家看穆青写的《焦裕禄》，采访的过程当中，向穆青他们讲述焦裕禄事迹的干部群众边说边掉泪，记者们也边听边掉泪，激动的时候穆青坐不住了，站起来在院子里兜步，采访中断。后来穆青自己写，写作的时候，泪水把稿纸湿透了，所以这篇报道写得非常感人。用了大量焦裕禄的话、干部群众的话，用了大量很有说服力的细节材料，倾注了很多情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带着感情读完了这篇通讯。从规定来说，他违规了，按说播音员在播送稿件的过程当中心情要平静，这是有规范化要求的，但有的地方播音员几乎是念不下去了，但是播出效果奇好。我当时正在人大新闻系一年级读书，在外面早晨锻炼的时候听到的，也是热泪盈眶，被焦裕禄的事迹所打动。2013年我主编了一本《中国百年通讯选》，收录了100年来50篇通讯，大家有时间看看这些。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发现新闻也可以和文学作品一样传于后世。所以穆青用自己的实例证明新闻写作必须用情感，他还提出用散文式的写作手法来写新闻，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散文式，带情感，这样你才能激励人、鼓舞人。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说客观报道就不好了，客观报道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客观报道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说更容易让人信服，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纯客观、完全客观、绝对客观，有闻必录，这都是办不到的事儿。美国有一个学者讲，选择客观报道本身就已经不客观了。客观报道是什么意思呢？不要直白地表达你的观点，把你的观点藏在客观事实里，用事实说话，他讲得太对了。这件事我不要表达观点，被人听出来反而不好，我掩藏起来，这本身就不客观。另外，关于新闻，陆定一下了一个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最关键的词是报道。什么是报道？报道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判断的结果，就是新闻传播者把他所观察到、采访到、收集到、了解到的事物、事实、细节，通过他的筛选、判断、写作展示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带着价值判断，所以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东西。所以说新闻学科有它的独特性，新闻学应该是有感情的，甚至应该是有立场的。

刘少奇当年用这么一段话来概括，叫真实、客观、公正、全面、有立场，这样的报道才是好报道。第一，要以真实为前提；第二，用客观方法；第三，评论要公正；第四，报道要全面。你只报道一个方面不行，一个侧面不行，它不能全面反映事物。最后他又加了一句，没有没有立场的人在进行报道，就是说想客观报道的人，他其实也有自己的立场。比方说美国新闻界，他们非常崇尚自由环境，认为他们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其实也不是这样，价值观随时在起作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媒体清一色地反恐。金融危机期间，包括美国市民占领华尔街，这样一些行动在美国媒体上都很难找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专门组织了一个20人采访组，都是美国记者，连路透社记者都没有，所有的新闻由这20个人采编，由新闻发布官统一发布，别人不能去采访，它总有所限制。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这样一些问题。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新闻无学论”有所变化。刚才我提到的那次会议，会后大家也都还在逐步深入讨论。我在会上发言之后，当时有一个兰州大学的老师开了个玩笑，说郑老师在保卫新闻学。所以从那以后，我走到哪，保卫新闻学来了，我的学生也是，保卫新闻学的学生来了。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后来我一想，觉得这不能当作一句玩笑话，还真的要做点事儿。后来我每年给博士生、研究生上的第一节课就是给他们讲新闻学学科的地位和学科发展。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是从中国传媒大学招的，雷跃捷老师。他当时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系的党委书记，就在他会议室里，我们面对面，讲这个内容，希望他跟我一起来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着我做工作。他是新闻学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我还有一个博士生，也在中国传媒大学当老师，叫唐远清，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对“新闻无学论”的回望与反思。他跟我讲，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有它积极的东西。他讲得是有道理的，比方说新闻学不够成熟、研究不够规范、方法不够完善等。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通过传播新闻学想达到什么目的，是为了帮助新闻学更科学更完善呢，还是要取代新闻学、否定新闻学？这就是两回事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我认为不用保卫了，发展就行了，关于发展提了几条。2008年春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看完之后，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大学老师，副教授，浙江大学在读博士，他研究了30年的新闻学，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确实让我有点伤感，也有点恼火。我突击写了篇文章，题目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我就问编辑部这个作者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俩的文章是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人家告诉我了，我就跟他联系，把我写的文章给他看，跟他说他的这个文章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基调不对，太悲观。第二，结论不对，也不符合现实。现在全国大概有500所大学有新闻学专业，几千名老师，20万在校生，大家整天忙忙碌碌，就为一个已经走向黄昏的学科在努力，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赞同吗？显然不现实，对吧？我说，你研究这个大问题，用这么短的篇幅，下了这么绝对的断语，这样不好。所以后来我把他这个文章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教育我的学生，写论文一定要注意“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就“大题小做”了，几千字一篇论文，研究30年做出这样绝对化的结论，不行。这也给在座的同学们提个醒，不管你们将来读博士也好，读硕士也好，将来搞研究也好，要掌握这些案条，要实事求是。任何结论要有充足的证据，另外尽量“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大题小做”，你做得再好，不可避免有一个毛病：不够全面。“小题大做”做得再差，你有一个优点：写得很全面。当然写博士论文，你题目太小也不行。找一个恰当的题目切入，口气不要太大，你就是一个年轻学者，羽毛还没有丰满。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研究环境得到了改善，研究人员地位提高，经费大幅增长。我这个研究中心，这几年，已经有上千万的研究经费，包括横向课题，这在过去不可设想。原来我们国家的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才十几万。

当然，新闻学研究还存在问题，正因如此，“新闻无学论”的有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吸收借鉴，如怎样使体系更加科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完善，有更多创新成果，有更好的研究环境，能够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掌握发言权。

新闻学的研究特点，总结几点。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学术研究一定要带着问题进行，要带着问题做导向，要瞄准社会国家公众，以及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开展研究，要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解决国际传媒发展竞争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发挥好智库的作用。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主要使命就是要为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服务。我为我们中心确定了“三服务”的方向：第一是服务传媒改革，第二是服务社会发展，第三是服务学科建设。要强化服务意识，要为传媒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服务，为学科建设提供学术依据。第二，注重社会效应。新闻学的每一项学术研究，要能够解决一两个新闻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研究要有实际的成效，解决实际的问题。不是写篇文章就完了，你还要看看这篇文章反馈怎么样，评价怎么样，有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当然对在座的同学来讲，这个要求可能高了些，但是确定这样一个方向，你来选择题目很重要。人大每年都要实施一些大学生创新的项目，我都要求他们瞄准一两个实际问题来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实现学科交叉。现代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学科交叉交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仅仅靠自身的东西来研究已经不够了，必须搞学科交叉，和其他人文学科交叉，和自然科学学科交叉。这些年来很多重大项目，之所以能取得成效，就和我们注重学科交叉有很大关系。

第四，发挥团队作用。特别是将来你们读博士或者读研究生，老师都在做一些课题，希望你们参与，你们要积极参与，因为有很多东西需要靠团队作战，靠一两个人不行。

下面讲一些重要的论题，就是媒体格局变化和传媒竞争力提升的问题，这个需要大家来关注。新媒体出现之后，互联网出现之后，媒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状况下，怎么来深化改革，怎么来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6月初，我在浙江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研讨全媒体背景下传媒的改革问题。到会的有很多传统媒体的老总，也有一些新媒体的老总，大家探讨的问题都是同一个，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时代，怎样互相借鉴来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

传统媒体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多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比如说，美国《华盛顿邮报》被收购了，还有的报纸停刊了。我们国内这几年总体看，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呈现下滑的趋势，但和国外比，还不是很明显。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有人说，现在传统媒体，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反正没活路了。但是我在会上听了很多发言后觉得，不改革等死是对的，改革，找活。没有一家传统媒体老总说等死吧，都在千方百计地改革创新，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新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不要去研究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什么时候消亡。我们要研究在目前情况下，传统媒体怎么样扬长避短，取得新的发展，新媒体怎么保持现有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创新继续发展，特别是有一个互相借鉴的问题。

嘉宾：请您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在新媒体形式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新闻学的这些业务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和突破。

郑保卫：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要说明一下，传播学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优势，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当然传播学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它有比较大的功利性，它的学术含量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另外，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没有实现本土化，没有达到本土化的境界和目标，所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有很多继续发展的空间。这两年我对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相关课题也比较关注，我做的气候传播研究基本是从传播学角度来着眼的，而且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火了，2013年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是由我牵头和耶鲁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是在耶鲁大学举办，第三届是在欧洲学院举办。大家可能不知道欧洲学院，但是2014年4月1日它一下子出名了。因为习近平到那儿去访问，发表了演讲。我应邀参加欧洲学院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对欧盟和世界的影响”。这个研讨会是专门为了迎接习近平的访问而设计的。我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这个角度来讲的。他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主题？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和信服。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学美国、学欧洲、学日本、学亚洲“四小龙”，现在人家开始学我们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自豪，特别是在现场听习近平讲话，非常受鼓舞。我们国家的地位在提升，影响力在扩大。

习近平很善于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他一上来就说，欧洲学院的所在地在布鲁日，布鲁日在弗拉芒语中是“桥”的意思，我这次来就是要搭建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之桥和友谊之桥。他说他去参观了沃尔沃汽车厂，沃尔沃就是中欧合作的一个象征，中国出资，瑞典提供技术，最大的工厂在比利时，中欧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昨天下午我参加了中欧社会论坛的一个学术会议，从会场直接来到这儿，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气候变化以及中欧合作的问题。

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研究领域要随着国家社会的需要逐渐拓展。新闻学与传播学有些东西是可以打通的。在我的研究项目中就有新闻学的部分，比如研究媒体的环境报道。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气候传播是更大的概念，研究政府、媒体和NGO怎么在国际平台上通过媒体传播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新闻学的研究要拓展思路，扩大领域，完善方法。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公众调查，调查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了解。在2012年的多哈气候会议上，我们提供了这个调研数据，联合国气候官员引用了我们的数据，数据显示93%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了解气候变化，美国的数据是60%多，英国为70%多，这个联合国官员说，中国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表扬了中国政府。我们的一个调研为中国政府助了力。你天天说工作做得好，人家都不信，人家说你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是我们的确下了很大力气，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说不要把新闻学和传播学截然分开，它们是有联系的，有些项目可以一起来做，方法可以共同使用。

另外，我们还做了一项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研究，它既是新闻学的内容，也是传播学的内容。为什么呢？在民族地区搞地方志田野调查，用的是传播学的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传媒生态，要研究民族地区受众对媒体的一些反馈，它又属于新闻学的内容。所以新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它基本的一些条件，但它要去借鉴其他学科。而传播学也同样需要借鉴新闻学的内容。最早的传播学学者都是研究媒体的，研究在一战或二战当中广播对士兵士气的影响，研究媒体对选民心理变化的影响等。这些都离不开媒体，离不开新闻学。所以要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共同发展。

新闻学要解决创新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要创新的，而有些东西是要保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性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创新。原理性的东西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内容是不断更新的。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这些领导人，你去研究他的思想会发现，都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习近平最近的几次讲话讲得很好，我们用原理来分析、来研究、来指导我们当前的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形式。因为用理论为当前的实践服务也是一种创新。不能用理论来印证历史，要用理论指导当前的工作。所以创新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新闻本身是一个天天都要创新的工作，创新是新闻的基本命题，也是基本特征。我们新闻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上新闻课时，每堂课都会组织学生评报，评一周的报纸，最新的报道有哪些特点、有哪些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不能离开实践，不能离开当前的实践。所以我觉得不能太局限、太狭隘地去看创新，不只是完全提出新的观点，新的角度、新的事实、新的方式、新的方法都是一种创新。年轻人，浑身充满了创新细胞，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能够运用创新的方法，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特别要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已经做了11年，是从2003年开始的。媒体在做，高校在做，而且现在很多没有这个课程的高校都准备开设相关课程。这个课程该怎么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背诵哪一段词句，当然好的东西要背，比如说恩格斯讲的那一段话，我都记得很清楚，有的经典东西需要背下来。比如说马克思讲，“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马克思又讲，“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的规律性”。像这样经典的原理，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记住它。用这些经典的原理来分析当前的现象完全可以，用它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特别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世界观来分析。有这些东西和没有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和不用这些东西来分析、认识新闻现象，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我写的很多文章或书上都有，你们可以看看。我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新闻理论新编》，我主讲的“新闻理论”课是国家精品课程，这个教材就是精品课程的配套教材。还有一本书，叫《论新闻学科地位及发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这些年来研究成果的汇集，里面有很多内容大家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