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李本乾

李本乾

李本乾，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全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获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奖”、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李本乾：各位同学，上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有这样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提升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与策略》。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已经办成了一个品牌，来这里学习的同学也是全国各个高校非常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之前很多传媒业界领袖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多是侧重于具体的传媒实务或业界动态。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是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整个传媒行业的宏观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我讲的内容有些涉及管理学或数理统计方面的问题，同学们要马上理解这些问题可能会稍有困难。只要大家知道在传播学里可以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即可，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继续深入学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些研究机构按照购买力的口径计算，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文化、传媒的影响力远远跟不上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下面我就怎样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发表一些看法。我主要从三个部分来阐述我的观点：第一部分，目前中国传媒所处的战略环境；第二部分，我先讲中国传媒与国际传媒之间的差距，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怎样提升中国传媒的竞争力。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国家的传媒竞争力比不上别国与我们自身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中国传媒的竞争力的提升和我们在座的同学、老师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想办法、出主意，思考怎样提升中国传媒的竞争力和中国文化的竞争力。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传媒所处的战略环境，主要讲两点：第一点，全球数字技术浪潮带来的冲击；第二点，西方传媒对中国传媒造成的竞争压力。

数字技术浪潮带来的冲击是全球传媒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世界传播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下跌得很厉害。

如果说报纸、出版业出现的问题是全世界媒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应该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即中国传媒受到西方传媒带来的巨大的竞争压力。我们看一下，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问题是，在这么高的票房收入里，过亿的影片我们只占到将近一半，另外的半壁江山都是被美国、韩国、日本等影片所占据，也就是说在票房过亿的影片中外国影票几乎占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半。一般流行的节目方面，问题可能更严重。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传媒业正面临着双重压力，既有数字化造成的全球传媒共同面临的压力，又有西方传媒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中国文化传播造成的巨大压力。这是中国传媒目前面临的两方面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究竟处于怎样的水平？为了让大家对中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国际上将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要素驱动，第二个发展阶段是效率驱动，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创新驱动，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中国的竞争力水平比处于同一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竞争力水平要高。中国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中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这是中国现在提高国家竞争力最大的优势；二是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较好；三是中国劳动者的平均教育水平较高。当然，中国的教育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认为一味对于中国教育持批评的态度也不全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整个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大部分还是依靠中国教育培养的劳动者。

下面讲一下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国际竞争力评价这一部分是我的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成果，我已经注明，同学们如果要引用相关内容写报告的话，也请注明。这篇文章已经收录在我主编的《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里，大家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可以看这本书。要评价一个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必须构建一个评价模型。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把国际竞争力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外显竞争力，第二部分是基础竞争力，第三部分是创新竞争力。声明一下，这一评价模型的建构是以电影产业为主，没有包含电视、报纸以及其他一些产业。我们的整个评价体系就是按照这三个一级指标、这三个大模块来做的。确立指标以后，我们把收集到的原始数据代入计算公式进行处理，最后得到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值（FRC）。因为这里牵涉很多数据统计的知识，一节课没法全部讲到，在此就只把最后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通过三大维度几十个指标的计算，对40多个国家电影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当然，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像非洲一些国家的电影产业几乎是空白，所以这里的数据收集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世界电影产业中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我们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想了解中国电影产业在世界电影产业中所占据的位置，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评价体系找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有劣势，更重要的是找出中国电影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最后得出的结果显示，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分是37.27分，排在第18名。排位后，再用统计方法进行聚类分析，把前面40个国家分成五大阵营，结果显示，中国排在第二大阵营的最后一名。总体来说，这一研究结果跟实际情况还是比较相符的。中国电影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相较于世界电影强国，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

前面讲到一级指标有三个大类，每个大类里还有九个子类（即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面又分三级指标，我主要把二级指标的划分给大家介绍一下。二级指标分为产品要素、国际贸易、产业资源、产业需求、产业关联、生产能力、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九类。我们具体来看这些指标下各个阵营的得分情况。在产品要素上，第二大阵营的平均得分是2.59分，而第一大阵营的平均得分只有2.25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处于第二大阵营，但是我们在产品要素上不亚于第一阵营，这是我们的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上，我们则和第一阵营有明显的差距。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第二大阵营里有哪些优势和不足之处，进一步思考相比三、四、五大阵营我们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要看到跟第一大阵营相比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劣势又在什么地方。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才能扬长避短，才能提升我们国家电影产业的竞争力。

今天，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要把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起来，提升上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把我整个研究里面有关中国的九个二级指标专门拿出来，跟亚洲同类型国家和世界电影强国——美国进行一些比较。首先看一下产品要素。中国电影产业在产品要素方面的得分比40个国家的平均值要高，甚至比日本、韩国的得分都要高，但与美国比较的话，相对来说较低。提升传媒的国际竞争力不是说只靠一个指标的提升就能实现的，最好是所有的指标都能提升起来，这样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实力才能提升起来。那么，同学们先来看一下产品要素，敞开思路想想怎样从产品要素方面提升国家电影行业的竞争力，利用哪些资源、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把产品要素的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如何才能提升产品要素方面的竞争力？谁来讲一下？

嘉宾：老师，我有个疑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产品要素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因为产品要素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可能是指产品的数量，也可能包含产品的质量。比如就电影产业来说，产品要素可能包含每年电影产品的数量、电影获奖的情况，也可能包含票房情况。您这里提出的产品要素是如何界定的呢？因为我看到中国电影产业在产品要素方面的得分甚至比韩国等国家都要高，对这一概念有点疑惑，想具体了解一下。

李本乾：这位同学提的问题比较好，因为他抓住了实证研究的关键。在实证研究里，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谈竞争力，张三、李四也都在谈竞争力，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各自的指标体系不一样，你谈的竞争力和我谈的竞争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所以你的竞争力是由哪些指标构成的，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弄清楚的，另外各项指标的权重也非常重要。如果我在这里更改指标构成或权重，可能美国的得分会高起来，中国的得分又低下来，或者中国的得分高起来，美国的得分低下去。随着指标体系的不同，获得的评价结果都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今天讲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在我的指标体系之下获得的结果。产品要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产影片所占的比例；第二，国产电影的产量；第三，国际合拍电影的数量；第四，本国发行商的数量；第五，三大放映公司所占市场份额。我这里界定的产品要素主要包括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电影产业的比例和电影产业的产量这两个量没办法进行加减乘除，所以在统计上要进行一些量化处理，最后得出最终的评价结果。

中国电影产业在产品要素方面的得分比日本和韩国都高，甚至快接近美国的得分，但实际上，我们跟美国电影产业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差很大，这里涉及数量性指标评价存在的问题。以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为例，可能观众都不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但是中国电视剧的产量排名全球第一，如果把这个数量性指标加进来，那么在产品要素方面的得分马上就上去了。另外牵涉一个问题：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里面，数量性指标到底应该占有多大的权重？这就牵涉研究者怎样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以及不同策略下获得的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的有效性问题。现在大家对这项研究的指标应该清楚了吧？

嘉宾：请问您制定的竞争力指标是如何得来的？您研究的是电影产业，如果我们去研究演艺产业，那么这个评价指标应该如何设定才比较合理？

李本乾：这位同学问的问题又是一个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很关键的问题。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要设置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喜欢这几个指标就用这几个指标，喜欢另外几个指标就用另外几个指标，随便凑起来最后得出结论。并不是这样，我们在研究之前，必须对前人的国际竞争力指标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在分析别人指标体系的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之上，根据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别人遗漏的指标进行补充。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形成研究者自己的判断，然后构架出较为合理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在管理学的实证研究里面叫作“概念模型”。我使用的这个概念模型通过隐性的、显性的、基础的这三大指标全面衡量电影产业的竞争力。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应该把其中两个指标合并，因为它们讲的是一回事儿，可以只定两个维度来评价。还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这个指标体系并不全面，还应该把效果指标放到里面进行评价，因为同一个电影看或不看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应该制定一个包含了四大指标的评价体系。如果你能把效果指标放进去，那肯定比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要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按照理想的环境进行的。比如说效果研究，一个博士生根本没有办法到全世界40个国家去进行问卷调查。目前只就这三大指标来进行评价。

这里我和大家再讲一下，实证研究并不是一个体力活，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你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为了印证你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你必须要通过数据来证明它正确与否。所以，实证研究里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定性研究的水平上不去，定量研究很难做出有效的成果。所以一般情况下，好的定量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上。先提出好的假设，然后再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所以，我们虽然提倡同学们做实证研究，但是希望同学们认识到在有价值的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做研究才是有效的研究，如果我们为了收集数据而收集数据，为了研究而研究，这样的实证研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在中国电影产业里，我们在产品要素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原始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关注量和规模等方面，对质和效益方面的考量则较少，所以这个指标体系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实际情况还是比较相符的。我们的电影、电视剧产量都上去了，但是好的大片、观众喜欢的片子、赚钱的片子不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在产品要素方面，中国电影产业比日本或韩国得分都要高，比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只是略低于美国。针对这一现象，请同学们进行一些讨论，这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指标？

嘉宾：老师您好！我觉得目前这个对电影产业产品要素的衡量，主要是从数量上进行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得分比世界平均水平、日本、韩国都高。中国，相对来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是在人口上占了优势。影片数量虽多，但内容、题材的选择范围很有限，这就导致了虽然产品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上没有保证。我觉得数量多并不必然代表国际竞争力就强，比如中国的电视剧，其产量虽多，但真的播出的很少，而且播出后观众给予的良好评价也比较少。另外，中国出口国外的片子数量也比较少，我们谈国际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产品走不出国门，就不能彰显出它所应该代表的价值。而且我觉得，中国影片的数量虽多，但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说美国的影片，它所彰显的大片的价值，还有欧洲的影片所彰显的欧洲风格都特别明显，但是中国内地的影片定位并不是很明确，所以数量上多，我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李本乾：刚刚这位同学有一点讲得非常好，也是以后同学们做实证研究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对于同样一个数据，如何解读它的意义，这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比如我身高1.71米，那么这个1.71米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只有跟姚明一比，你才发现我有多矮，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比，才发现我有多高。所以，只有将所有人口的身高作对比，才能对1.71米给出一个有效的意义。刚刚这位同学虽然没有把这段话讲明白，但她讲出了竞争力来源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刚刚讲的这个产品要素是由大量数量指标构成的，那么为什么以数量为指标体系，中国获得的得分就高呢？这与我们国家整体的特点有关，因为我们地大、物博、人多，所以在数量指标上的得分就高。这位同学还提到，中国的影视产品只是中国人自娱自乐，它的高产量根本不能代表其国际竞争力强，因为它没有走向国际。我们怎样思考国际竞争力？狭义的国际竞争力是说我们的产品能够进入本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把我们国家放在整个传媒市场里面来看，那么中国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能够把国内市场保住也是难能可贵的。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产品能走出国门才能彰显国家竞争力的强大。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可以剔除国内产量这个指标，也可以保留。我们这个研究是把本国的市场作为国际市场里面的一部分来进行评价的。

嘉宾：老师你好，刚刚那位同学提到统计产品数量的问题，在评价国际竞争力的时候，这个数量好像没有考虑到走出去的产品数量和在国外造成影响的产品数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电影是一个文化产品，它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比如说伊朗的电影，数量不多，但是有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它的竞争力也很强。所以上面的产品要素指标会不会有缺失或没考虑全的地方？

李本乾：这个问题是搞实证研究的时候，文科同学经常提出的问题。首先，这里面牵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理想情况下，精确的研究是最好的，但是社会科学做不到精确，那么研究者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做近似的研究，要么就不做。在这两个选择里，可能做了比不做要更有意义。虽然每一个实证研究的指标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指标总比凭空想出来的指标要好很多。其次，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在实证研究里，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要归结成数量指标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些数量指标对整个问题研究的有效性能发挥多大作用另当别论，但一定是可量化的指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找出来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把文化产品的价值像工业产品那样精确地量化出来，所有的研究能达到近似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想做到像数学1+1=2那样精确，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将严谨性与量力性结合起来，不能为了严谨性我们就不做了，我们要在量力性的基础上追求严谨性。

刚刚我讲的是产品要素市场，产品要素指标是以数量计量为主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国际贸易。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得分比国际平均值要高一点，但是比美国低很多，跟日本、韩国比较接近。我们根据指标体系来具体看一下。国际贸易依据两个指标，一个是贸易的竞争力指数，一个是市场的出口份额。出口份额这个指标刚好解决了同学们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它反映了我们国家产品走出国门的情况。对整个竞争力的评价，不可能用一个指标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个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已经很不错了。关于贸易竞争力指数，这里用的是整个国家的指数，这个指数可以通过其他一些资料找到，市场出口份额这个数据大家也可以找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和我们学院签订协议的一家游戏公司在2009年的时候只有20多个年轻人，发展到今天成为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00多亿元。他们开发的游戏产品的玩家遍布全世界40多个国家。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产品，虽然在电影方面与第一强国还有一些差距，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发展来说，相比于过去，现在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和优势的。再看产业资源，中国的得分比韩国、日本要高一点。根据指标体系，产业资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公共基础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城镇化人口数量等，还有一些是与产业发展基础有关的内容，比如电影院数、幕布数、座位数、3D影院数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资源。这里要注意，我们的产业资源的得分虽然比韩国、日本要高一点，但是同学们也都知道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和国土面积比较大，所以在产业资源方面我们比日本、韩国有明显的优势。再看产业需求，中国的产业需求指标得分比40个国家的平均值要低一点，产业关联性指标得分更低，生产能力指标得分也是比较低的。再看一下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指标得分是比较高的，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再看文化创新指标，它主要包括研发支出、版税许可、研发人员数量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指标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以数量型、规模型指标为主，评价质量和效益的指标不是很多。在这一指标体系下，我们发现，中国电影产业总体竞争力比较高。显然，这一竞争力与我们的产品数量和规模级数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把中国电影产业竞争力的几个指标跟世界平均水平和美、日、韩等国进行了比较。现在请同学们概括一下，通过对这九个指标的解读，中国电影产业的竞争力最突出的特点有哪些？

嘉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总量大、基数大。不管是电影的产量，还是影院数或者是幕布量，都非常大。

李本乾：好！这一点确实是中国电影甚至是整个中国传媒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中国传媒产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块头大”，我们怎么在这么大块头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电影产业做强？从我们的指标体系来看，中国电影产业最大的特点是“大”。但是同学们之前也提出很多质疑，认为显示我们“大”的指标不少，但是显示我们“强”的指标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电影竞争力能够排在第二位，只是因为块头大，而且这个“大”可能持续发展下去。

嘉宾：第一大特点是块头大，第二大特点我认为是产品质量普遍比较低。前面提到的国际合拍片数，以及后面提到的生产能力、产业资源，还有文化创新能力，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产品质量都不是很高。

李本乾：好。我们在看到最大的特点以外，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质量不太高，效益也不太高，影响也不大。总的来看，可以概括成两点，就是“质”和“量”的问题。中国电影竞争力最大的特点，就是“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是“质”还有待于提高。

嘉宾：您前面讲到，产业要素的三级指标里有一个是国际合作拍片数。其实我觉得国际合拍应该是目前中国传媒提升国际竞争力一个比较方便、可行并且快捷的途径，我认为通过这个途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高中国电影的“质”。第一方面就是利用别人的资源和市场，因为如果中国和美国合作拍片，那么片子可以在美、中这两个比较大的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第二方面是借助别人的制作水平和影响力，如果中国和美国合作拍片，这些片子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竞争力肯定比国产大片要高一个档次。最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文化理念，包括创新能力。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目前一个比较快捷、可行的方法。

李本乾：好，谢谢。前面讲我们的现状可以从“质”和“量”这两个方面来概括。另外，我们的“质”怎么推上去，这位同学们提出国际合作拍片。如果把合作拍片的问题再深入推进一步，就牵扯文化交流和文化保护问题，文化保护问题里又牵涉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我们国家的价值取向就是在安全发展的基础上给出电影和整个文化发展的思路。原来伊拉克保护得好不好？它绝对保护得好，但你看它脆弱不脆弱？它很脆弱。所以这样来看，保护并不一定带来安全，最后发展起来才是安全的。美国原来要开放市场，现在开不开了？不开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有绝对的价格竞争优势。它让我们开放文化市场，为什么要提文化市场？因为人家对自己的产品很自信，想要进入你这个地方的市场绝对是长驱直入。所以，我们在文化发展保护政策上面要建立一种发展的安全观，只有我们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国家竞争力走在世界前列了，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产业才是安全的，否则所有的保护都是无济于事的。同学们总结得都比较好，“质”和“量”的问题是中国电影产业，甚至是中国整个传媒业、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

中国的电影产业、传媒产业、文化产业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地思考。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中国的电影产业或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认为在整个产业体系里面，要形成全产业链整体提升的策略。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国电影界动不动就爆出丑闻，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从深层次来看，是因为我们电影产业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产业链发展不顺。哪里不顺？中国电影产业，票房收入的大头被放映院线拿走了，大量的钱都在流通领域。而且票房收入主要靠炒作、请名演员，名演员把钱拿走以后，拍片子的钱就很少了，就没有钱买剧本。写剧本的人赚不到钱，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呢？而剧本恰恰是这个产业里最核心的创意部分，我们的产业链价值体系在这里是失灵的。美国的电视剧制作谁的权力最大？写剧本的人权力大，比如编剧对某个演员不“感冒”，那么他可以在下一季里面设计一个场景用一辆汽车把这个演员所饰演的角色碰死，后面几季这个演员就干脆别出来了。为什么编剧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创意部分的价值很大，所以编剧的权力也大。我们整个产业发展过程的扭曲正是由于流通领域过分垄断了价值，而真正的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创意的价值却没有得到体现。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产业体系是不利于整个产业向质量型产业发展的。

这是我提出的整个文化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前面同学们看到，中国电影产业的块头大，除了块头大，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历史悠久、文化意识源远流长，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很好地把历史资源挖掘出来。所以我提出的全产业链发展，其中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我们知道，《宝莲灯》、熊猫这些本身是中华文化元素，但经西方拍摄以后，它就带来了超额价值。而我们还有很多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这是产业链发展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常常把历史文化资源狭义地理解为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被翻来覆去拍了很多遍，一遍比一遍没创意，第一次看觉得非常好，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了新鲜感。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进一步开发和保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电影产业或传媒产业并不能单单依靠本产业而发展起来，它必须依靠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发展起来。比如视觉艺术或表演艺术对电影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不发展起来，传媒产业、电影产业也没办法发展起来。一个产业要发展，一些支撑性的基础产业也必须要提升起来。第三个问题是传播媒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所以国家的传媒业发展跟不上，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和对外发声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传媒的发展必须以前两个产业作为基础支撑，如果没有前面两个产业做基础，传媒产业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会没有后劲、没有支撑。第四个问题，传媒业以外的一些延伸产业和服务产业也要发展起来。比如我前面讲的例子，几个年轻人在四五年的时间内，把一个二三十人的小企业变成现在有1000多名员工的游戏企业。游戏产业是传媒业的延伸产业，目前全世界的游戏产业都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由于块头大、文化悠久，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另外，传媒业还能带动相关的一些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服务业发展起来，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传媒业的实力。所以我希望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全产业提升，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到世界强国的前列。

当前，全世界的媒体都正处在大变革的过程中，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传统的媒体都在走下坡路，但新兴媒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前几年我们觉得QQ很厉害，但这两年我估计同学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摸手机看微信，微信几乎把手机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世界传媒的发展远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具体，它正变得越来越抽象，与传统媒体越来越差异化。“谷歌眼镜”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可穿戴传媒时代。比如我在这里给同学们上课，如果同学们戴着“谷歌眼镜”，你们就可以看到哪里拍到哪里，然后用无线网发射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就可以传播到全球任何地方。通过“谷歌眼镜”这个例子，我们是要说明世界传媒的研发方向已经越来越抽象，已经越来越超过人们的传统思维可能想象的地步。在上一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我跟大家讲，未来的传媒其实就是软件，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计算机，QQ、微信两个媒体之所以不一样也是由于它们的软件不一样。

在新媒体刚刚起步的今天，中国传媒业怎么样迎接新媒体变革这样一个趋势？我认为做好新媒体研发对中国传媒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提出，提升中国传媒业的又一条路径，就是要建立新媒体协同创新体系。这个协同创新是指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产业、高校、政府等的协同创新，不是某个主体单方面就能做到的。未来的传播形态将是由技术和我们的传播方式密切结合共同形成的。

前面讲的是外国的、离我们很远的例子，下面我们讲一下中国的例子。上海交通大学已经研发出来了裸眼3D电视，就是说我们以后看立体电影、电视，在家里就可以做到，而且不用戴眼镜。另外，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可弯曲折叠的显示技术，可以模拟传统的书或杂志。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可裸眼的3D技术、可折叠的显示技术、可穿戴媒体技术等这些技术普及以后，整个传媒业就不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最后都将变成“传播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传播”，生活和传播、媒介和生活等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在技术研发和内容创意两方面同步努力。这就是新媒体、新媒体形态、新媒体传播方式、新媒体内容方式等怎样进行协同创新的问题。

前面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第二个是我们要有传播的物质载体，要进行新媒体传播模式的改进和技术的研发。但是有同学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前面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产品最终是要以内容取胜的，而我们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内容产业上不去。举个例子，我见过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国通”，她的普通话讲得比我好，她问我：“李教授，赵本山的喜剧我听着好像没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人哈哈大笑10分钟合不拢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一种是认为我们中国人自己乐就好了；另外一种就是要看到其中说明的问题，外国人不知道你中国人在讲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传播方式还没有达到会说话的水平。

2013年，我和一位英国教授聊天时问：“英国人对中国有什么看法？用几个关键词说说。”英国教授说：“那要看是哪个群体了，不同的群体对中国的感受不同。”我说：“就你这个群体呢？”他讲：“第一，共产主义；第二，食品安全；第三，环境；第四，人权。”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把共产主义放到第一条，后来我就说：“我们不说你这个年龄的，请谈谈青年学生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印象。”我原本以为年轻同学比较容易走极端，可能对中国的负面意见更多，但是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他说：“年轻的同学认为中国充满着活力，中国充满着机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很繁荣。”没有提到一个负面的词语。我问：“为什么你这个年龄的人群和年轻学生对中国的看法差别这么大？”他给我讲了一个原因，年轻学生主要看网络，在网上负面新闻能看到、正面新闻也能看到，虽然看到负面新闻，但是外国人一般在负面舆论环境下生存的素质比较高，他自己会判断。尽管网上有很多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新闻，但是年轻学生看了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以后，会最终得出结论，中国还是比较繁荣的。我就想，年龄大的人群应该是比较稳重的，因为有这么多年的阅历，他看待问题时应该更加客观，但是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年龄大的人群对新媒体运用不多，受传统媒体影响较多，而国外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里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比较多，所以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今天当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没必要像以前那样，因为怕别人笑话我们而把最好穿的、最好吃的都给客人拿走，客人走了以后我们自己挨饿受冻。以前我们是迫不得已，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有了自信，我们要敢于把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中国展示给世界。这样做不但不会受到西方的批评和质疑，反而会让西方认为我们比较真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前面两个条件都没有达到的前提下，我们在座的同学要立志至少把第三个条件，即把内容产业的创新这点提升上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拜登访问中国时想要跟国家主席谈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汇率问题不是一个副总统就能搞定的，所以拜登没有谈汇率问题，但是他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人家来吃了碗炸酱面，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我们国家的媒体也纷纷转载这一事情。但是转载完以后我们就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两点：一是人家副总统一行五人，一人吃了一碗炸酱面，总共花了79元钱。全中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牙都咬起来了，为什么咬牙？因为和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些贪腐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副总统一行五人一顿饭才吃79元钱，一下子就形成了反差。二是人家吃了几碗面，总共79元人民币，全世界人民一算觉得很合算，一顿饭平均每个人只花了十几块钱。在美国，麦当劳快餐跟中国的炸酱面差不多，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吃一顿也需要十几美元。肚子和肚子是能画等号的，从这两个一样饱的肚子大致得出1美元的购买力等于1元人民币的购买力，那么，1美元兑6元人民币的比值是不是该升了？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在搞传播时，它能把一个非常抽象、非常宏大的问题变成一个具体的、全世界老百姓都能够理解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全世界智商再低的人都能看到人民币还是值钱的，虽然大家都没明说。后来我把这个现象写成了一个简报，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当然，我们国家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和非常好的现象，比如，习近平和连战吃陕西羊肉泡馍这件事。大家都看到国民党的主席和共产党的主席是同一个地区的老乡，其他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类似这种现象，会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人民的一些意见和思想。

嘉宾：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文化产业的问题，前一阵美剧被禁播，网友一片吐槽，有人说是保护国家文化电影产业，有的说是保护央视，您是如何看待此事的？第二个问题，相较于中国，韩国的电视剧或者文化产业的优势有哪些？

李本乾：不管韩剧、美剧、日剧，它们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迎合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或满足了人们的社会欲望。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便想在虚拟世界里得到快感和满足，韩剧盛行其实是反映了当代社会人们的一些心理问题。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应该怎么发展才能既满足人们的一些社会心理需求，又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播美剧，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竞争的角度，我们要建立一种发展的安全观，只有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来才是安全的，如果发展不起来，再下架、再保护都不起作用。其次，当前国际形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以前美国喊人权保护的时候，好多同学感觉美国在呼吁我们要保护人权，但是通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同学们就把美国喊人权保护的实质看得更清楚了。所以，禁播美剧的背后可能有一些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在里面。总之，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要对一些非正常现象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