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6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郝晓鸣

郝晓鸣

郝晓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任新华社记者，1993年以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务。曾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现任《亚洲传播学报》主编，《新闻学研究》《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中国互联网传播研究》《亚太传媒教育工作者》《传播学与社会》等刊物编委或顾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闻理论、媒介效应、国际传播、新传媒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

郝晓鸣：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21世纪新闻教育的共性与个性》。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同学是学新闻专业或者是将来有可能从事新闻工作，当然其他同学有可能将来会去从事广告行业或者公关行业。但是，如果你是以赚钱为目的选择做新闻工作的话，恐怕你选错了行当。如果你是想做一个被人人都喜欢的人，那么你也是选错了行当，这个行业不会被人人都喜欢的。很多人不喜欢新闻这个行业，特别是政治家，非常不喜欢记者。美国总统里根曾经骂一名记者：son of a bitch。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经说过，记者这个行业都是一些走投无路、干不了别的事情的人才去做的。所以说，一个人想当记者，要是抱着想挣钱和讨人喜欢的心理去选择这个行业，那你就不要做这个行业。如果你想讨人喜欢，美国人给你提供的工作是去当幼儿园的阿姨、叔叔，既受孩子喜爱又招家长喜欢。对新闻行业来说，记者本身会喜欢自身的职业，但你的当事人或者你所接触的人很多都不会喜欢这个职业。因为你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在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

我今天就是想探讨今天所学习的新闻专业与过去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是非常之快的，你们的老师教你们的东西可能并不能适应你们将来的工作。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行当，大学这几年就可以教会一辈子所使用的技能的。当今的教育，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学校教会学生如何去思考，或者是将来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学习新闻专业相较于以前来说，会有一些新的特点来尽可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新闻工作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非常需要大家不断去改变思考方式的行业，以上是我的开场白。

大家都知道，超人是一个超越时空、能够改变社会的人，是正义的化身，超人在电影里也是扮演一名记者。和超人这个理想化的角色一样，有时候记者也是个非常理想化的职业。现在，新闻并不是一个很时髦的行业。但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水门事件”之后，我所在的密苏里大学里要求读新闻专业的学生数量空前之多。密苏里大学除农业之外最强的专业应该就是新闻学，它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的本科生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学生，一进学校就知道修读什么学科。在密苏里大学，前两年会要求修读完所有的公共课，后两年才会选择读什么专业。在密苏里大学这样的学校，70%以上的学生都希望进入新闻学院，而新闻学院招的学生又非常少，所以学生质量很高。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学生对于学习新闻学有这么高的热情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水门事件”之后，大家普遍发现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两个小记者通过连续性报道将总统拉下马。所以，当时在美国，新闻行业是非常有正义感的行业。另外，选择这个行业的人又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比如有的人想出名，有些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变成明星，这也造成了这个行业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当然很多人选择这个行业大多是因为比较热爱这个新生行业，喜欢新鲜的事物。今天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有共同的标准吗？

嘉宾：一个好的记者有共同的标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要给他的受众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选题。另外，一个记者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底线，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记者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要遵守的共同标准。

嘉宾：我认为不同国家对于记者的标准可以是相同的，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于记者可以有统一的标准。但程度上有一些差别，每一个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但原则性的问题是不应该改变的。

郝晓鸣：谢谢你的回答，我赞同你的想法，但实际运作中会发现并非如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规定对记者要评等级，开始是助理记者，然后是记者，记者之后是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但当时有一个被破例提拔的记者，他是我们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一个女记者，当时大概刚刚40岁。她为什么被破例提拔成高级记者呢？因为她的文章在新华社乃至全中国来说，都是被中央批示最多的，她写的文章能够引起领导重视。当时，她是在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上海市纺织业报道，专门报道企业的生产活动，她对纺织企业非常熟悉，又做了很多很深入的工作，不断去挖掘，当然也有她自身十几年的积累。那么，她做这么多工作都为了什么？她每次看到中央文件的时候，都会深刻领会文件的主要精神，然后通过企业活动中的变化来证明中央的决定和政策是对的，所以她之后的报道就很符合中央想看到的情况，领导很重视，因此她也理所应当地成为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最有干劲的一名记者。这是80年代的情况。

今天好记者也很多，但以我们今天的工作意义来看，一个真正的好记者在不同国家都能适应工作，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来适应不同的制度。我们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新闻政治制度，但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每个制度都有它的运作方式，你不能说完全改变这个制度，但是你要不断努力去使它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理想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通过这个制度来完成。我是一个记者，我对很多事物非常不满，但是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新闻工作者，你必须在这个制度下去充分发挥你的能量，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变。同时要使得这些改变必须被这个制度所接受，能容忍这个制度你才能运作。反之，你就不要当记者，不要进这个行当。所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可以使一个记者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记者，或者说他能够在四海之内充分展现其才能。

我是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研究生。很多人觉得新华社是个衙门，是个官办机构，可是当时我们新华社领导却并不这么想。我们新华社有一个部门叫对外宣传部，后来改成对外新闻编辑部，任务就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用文字向全世界报告，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广播电台的对外播报。我们这个对外宣传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报道通过外编转播之后才能在国外被当地的报纸报道，我们叫作新闻落地，但是当时新华社并没有多少人去采编，没有人去将这些内容报道出来，所以这样一个对外宣传实际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当时新华社的领导研究发现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新闻采编人员不会用西方讲故事方式来讲我们中国的事情，而当时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会把中国的事情用故事的形式讲得特别有意思。当时我们领导认为我们新闻行业中缺少一批类似于西方那种能讲故事的人，所以在高考恢复之后决定进行研究生培训的时候，新华社领导积极参加社会科学院的招生工作，利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个平台去打造一批新闻专业人才。

我们这个院第一届、第二届的研究生教学方式在当时也是史无前例的，教学大纲全是由一个美国人编写的。新华社领导对他说，这些学生交给他了，所有的新闻专业课全由他管，所以我们三年的研究生专业课程都是由美国老师来教授的。三年之后，应该说我们这些学生离这个国际水准差得很多，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西方讲故事的方式，有些人写的稿子跟以前不一样了，更有意思了，采访方式也改变了。当时有些在美国工作的人员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接触之后都惊讶，原来这些稿子是你们写的啊。总的来说，我们培养了这么一批人，你说能够改变中国或者新华社对外宣传的效果吗？我觉得不可以，而我离开新华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制度是无法改变对外宣传效果的。

回到根本问题，我今天想讲的是，这个时代变化过程中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的，虽然现在很多新闻工作中提出要支持个性，认为新闻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情况来设定不同的新闻写作方式，对新闻的标准也有不同的认可。很多理论也都支持这种观点，比如最早的时候学马克思新闻理论就是认为所有新闻工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为阶级服务的，那么这个阶级就限定了什么叫新闻。当然，不光马克思认为新闻是要依据经济划分的，有着不同的观念，西方也有四大新闻理论。直到今天，将这四个体系用于描绘世界上其他体系其实并不适用，但是这四大新闻理论的内部思想和其中的哲学意义不容忽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发展传播理论，这些理论通过新闻和媒体来宣传发展，然后表彰发展中的一些功绩，希望借此改变世界。它们提出的这些想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整个国际体系是被西方控制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传播方式有非常明显的界限，不可能混为一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宣传的是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人的观念和其他地方人的观念不一样，每个地区人的价值观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在亚洲地区不能按照西方的观点去判断什么是新闻。比如说在亚洲我们强调集体，在西方强调的是个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总体来讲，这个分类方法是对的，是有区别的。我们通常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不同地区新闻报道方式并不相同。

我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工作者有一句名言，他说当一辆自行车和行人撞上之后发生冲突，我们不能讲这个人是华人还是印尼人，如果讲了之后就会发生更大的冲突。在新加坡的报纸上也有相似的例子，两群青少年打群架，报纸不会说这两组人是华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偶尔他想讲印度人又不敢讲，报纸只会描述说这个人皮肤黝黑。总结这么多，就是在说新闻具有阶级性，具有国家社会特点，不能用统一的方式来进行。当然，我们有很多人支持共性，认为基本功能都是传播信息，对民众进行教育，既然基本功能相同，就应该有些共同的价值，有些共同的标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下面谈新闻的专业化。新闻行业在美国争议非常大，为什么一个记者一旦变成一个专业人士大家会反对呢？因为在美国，所谓一个专业队伍，必须有非常明显的集体感，要有非常明显的集体标志。比如说医生，是个专业队伍，在美国你千万不要认为医生这个专业队伍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大众社会利益。美国医生这个专业队伍普遍认为是一个集体，是可以当家做主的圈子，病人需要根据药物的用量和类型来找专门的医生就诊，这就拒绝了他人来抢饭碗。所以美国专业化也不见得都是好事。另外，反对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新闻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像新闻教育一样，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组织叫新闻教育协会，这个新闻教育协会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新闻教育的学科进行认证，认证的过程就是他们派一个队伍来看你们是怎么进行新闻教育的。这个组织有一些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说教新闻写作课人数不能超过21个人，因为人数过多会造成教学水平的下降。在美国，例如密苏里大学，会提前做很长的报告来通过这个AJMC的认可。但也有些名牌学校坚决不参与这个认证过程。一些学校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多样化，不需要用某个标准来衡量。所以对于是否认证、是否认同新闻专业化，各方意见存在很大的差异。

另外一个是新闻的商业属性问题。在最开始，西方很多国家办报做新闻并不都是为了赚钱，而是出于宗教目的、政治目的，希望达到政治宣传、宗教教化的目的。在宣传的过程中，很多人发现这个行业能够赚钱，开始变得更加商业化，很多报纸倾向于被财团购买之后成为商业工具，成为商业工具之后理所应当地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去对该行业进行约束。而科技的进步也使得这样一些标准变成共同的属性，使得世界变得更为紧密，比如我们所谓的“地球村”。我们过去说，看新闻看的就是国内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听的无非就是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今天的信息来源是非常多样化的，这样一种环境变化很难保持传统的、没有太多信息来源的情况，比如我们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我们这一代成长时的那种相对闭塞的状态。也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那么多的少年会用同样一种方式看待世界。为什么那个年代会是这样的状态呢？这与我们媒体运作有非常大的关系。当时中国社会是与世界完全脱节的，很多人能够接触的信息来源只有一份《参考消息》，而这样一份报纸也只有当时司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够看，所以当时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知之甚少。而今天信息渠道四通八达，世界也变得更加紧密，越来越多的共性展现其中。

我们有些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等其他国家，新闻工作者都是公认的。比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有理由去反对。有些新闻理论认为新闻的真实性并不是第一，党性才是第一。什么叫真实性呢？就是有闻必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党性有些东西你看的表象是真实的，但是内涵不真实，所以这就造成一个很难的判断，但总的来讲，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没有人反对。另外，新闻的公正性也没有人反对。例如，在新加坡，整个社会很讲究基本的价值。有一个学生来我们校报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他根本没采访当事人就随便写了一篇报道。他老师知道后立即要求他写个检查。老师说，如果你是个新闻工作者，搞假新闻，就应该永远不要接触新闻工作。对于这点，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要求都是一样的。

下面，我想谈的一点是坚持群众路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点也是不容怀疑的，记者要把受众与社会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郑保卫老师就曾提出，报纸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他还说，出版自由是基本自由，所谓出版自由也是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这些原则都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针对新闻行业的运作有很多研究，我不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表明新闻工作者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标准，但是每个新闻机构都应当根据它自身对读者的需求判断来做出一些个别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是趋向一个共体。首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假如世界有一天变成全球化的经济体，你希望政治制度不会改变吗？一定应该是改变的，除非你觉得马克思主义是错的。假如你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话，那么我们世界经济必然领导着政治、文化等很多方面。其次，过去几十年不仅是冷战的结束，也是冷战思想的结束，我们会发现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弱，文艺产品、媒体产品传播越来越流畅。最后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进步很难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像冷战时期似的团体。传媒越来越商业化，结果大家都是为了钱，其实赚钱不一定是坏事。新加坡的很多传媒公司纯粹是以赚钱为目的，因为一个上市公司，股民不关心新闻运作，关心赚钱不赚钱，首先你要服务好，如果服务不好别人不会读你的报纸，所以商业化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论怎样，我们都会发现当今的新闻行业还是要求信息准确、真实、客观、公正、独立、自由，还应当加上要对这个事业忠诚、热情。你一旦失去对这个行业的热情，你做不好这个工作。忠诚就是在一定情况下你要为了这个事业或所服务对象失去你个人的一些利益。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不是教学当中可以全部教会的，却是教育当中必须要强调的。

以上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新闻的共性与个性，我们尊重共性，不否认个性。其实，新闻行业中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新闻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应该是我们全世界新闻工作者所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这些共性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完全依照这个普世价值，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国情是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国家或社会特点的不同去牺牲普世价值中的原则，这也是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共性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共识，而且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该长期追求的终极目标。新闻所谓的个性或共性，这些都是为了适合国情的权宜之计，不是永久的事情。当国情和普世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改变普世价值，而是要尽力去使其适应国情的发展。所以，新闻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在不同的国情下，教会学生坚持普世价值，要看到国情，但是不能一味适应国情。

接下来我想讲新闻的基本社会功能和预警性功能。在美国有三所传统的新闻学校，一个就是密苏里大学，另外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一个是西北大学。三个学校是美国老牌的新闻学校，它们各自的教学侧重点不一样。密苏里大学侧重于新闻学的本科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只有新闻学研究生的教学点。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在纽约，离华盛顿不远，所以在这个大学可以请一些非常著名的人，比如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下台以后就在哥伦比亚做兼职教授，给学生们讲课。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非常出名的教授，但是基本只有研究生的课程。大概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退休了，需要一个新的院长，就把计划跟校长汇报，校长看了以后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一所名校创办新闻学院是否有意义？这位校长认为，如果看新闻的话，绝大多数新闻都是有闻必录，记录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新闻很少能够帮助社会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新闻行业非常重大的失误，所以新闻行业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校长认为应该把新闻学院留给三流的学校去办，并让这些新闻学院的老师回去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才允许他们去招院长。

这位校长的问题提得很切合实际。新闻报道究竟应该报道什么呢？通常我们都是进行日常性报道，而日常性报道，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但是真实的新闻工作和平时的学校学习是有区别的。比如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虽然是在美国老师的教育下训练了三年，但是一看到新华社记者写稿就被震撼了。这些在前线工作的记者写稿打字速度极快，毕竟打了十几年了，老记者写文章的时候速度比我打字的速度还要快。那时候错了一个字就得重新打，所以当时也不能出错，字还得拼对，所以打得非常快很不容易，谨慎准确是非常重要的。要达到准确也是很难的，有些事情你经常防不胜防。比如说在新加坡时，有很多小笑话。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一名记者，看到4月1日一份很严肃的报纸头版上的一篇文章就照抄下来打出来发给新华社。文章内容说新加坡航空公司经过很多年的奋斗，已经变成非常优秀的航空公司，并且十分赚钱，所以新加坡政府决定不但要发展国际航线，而且要发展国内航线。我们那个记者，说新加坡要建立国内航线了，新加坡总社也不知道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香港就说新华社上当了，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面积很小，航班刚起飞就要降下来了，不可能建立国内航线。这是4月1日别人开的一个玩笑。这个故事说明日常报道是很容易出错的，但是也是工作几年后很容易上手的。比较难做的是一些调查性报道，就是说深度地挖掘，人们不想让你报道实际上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事件。这是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不是每个记者都有能力或有机会做的。最后，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预警性报道，就是通过现在发生的情况来预测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社会的影响。这个做起来就很难了。很多做新闻的没有想过应该怎么去事先给人们一个预兆，这其实在新闻中是很难做的事情。比如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等这些事情，你说是突然发生的也是可能的，但所有这种突发事件都有前兆，都有可以判断它的机会。有些新闻工作者很懒，不仔细去深究这些问题。所以记者应该高瞻远瞩，能够通过现在的现象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新闻行业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上非常受尊重的行业，工作也更能够被社会所接受。

下面讲科技的发展对我们行业的影响。我们通常说媒体是具有融合性的，也是具有分解性的。分解就是分成很多群体，现在我们见到的媒体比以前多得多，人们也被分成不同的读者群体。另外一个跟我们相关的是媒体的移动性。现在，大家随时可以拿手机到处去拍，拍的片子其实画面质量不高，但是新闻不太讲究画面的清晰度，抓住重要信息、抓住新闻点才是关键。还有就是媒体的互动性，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不去讲了。

媒体的这几个变化导致现在所见的新媒体，无论是微博、博客还是微信都变成了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现在很多企业会有几个专门的工作人员盯住网络上的信息，去发现当中的新闻点。这些网络提供了很多新闻平台，最后的结果也使得媒体更加专业化，把人们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现在，一个小小的手机就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进行即时报道，也可以同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观看。现在一些主流媒体，包括像CNN这么大的媒体，也会主动跟公民进行合作，它专门有一个网页就是老百姓推送自己拍摄的视频。所以强调新闻的专业化，可能你们训练几年出来后，人人都可以干你干的事。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不必担心，如果你掌握了最关键的东西，你会发现你还是有事情可做的。最关键的东西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相对于新闻的采集者，应当更倾向于编辑或组织者，管理新闻、编辑新闻可能是将来从事媒体行业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要学会到处去搜集新闻进行编辑。第二，做资料的挖掘者。有些事情是这样的，不是人人都知道去哪里找什么样的信息来说明你想说明的事情，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你去问被采访者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问一个人他的名字怎么拼写，被采访人通常会很不高兴。一个记者连基本的东西都找不到的话是做不好记者的，要具备非常强的挖掘能力。第三，信息的处理能力。大家可以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这就要进行信息分析。新闻界也很早就有人做这个事情，比如说美国的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就是有闻必报，整天播报交通事故。他们那儿有一个记者就动了个脑筋，他说整天报道死人也没什么意义，可以找一下过去发生的交通事故看有什么规律性。于是他就把过去20年发生的交通事故找出来，最后发现这些交通事故发生的致命原因。报道出去以后，政府采纳了报道中的意见，结果这个城市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这就是通过信息处理发现别人可能不知道的原因、状况的典型案例。

我们处于网络时代，是谣言四起的年代，如何去判断真假？我们新闻人作为一个专业的队伍就是要去寻求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不是说我们跟着一起整天发些东西，这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们新闻工作几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难处是只能提供有限的内容。记者能够采访到的东西非常少。很多记者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放在我们传播学中所谓的“伪新闻”上，就是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派记者去。伪新闻不是假新闻，就是这个新闻是以新闻报道为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突发事件，而真正的突发事件我们记者是很难采访到的。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上的很多重要新闻并不是专业记者采访到的。例如，30多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电视台放了一个画面是大桥断裂后汽车纷纷坠毁的场景。你想那是记者拍的吗？不可能，没有记者知道当天会发生地震，也不会在大桥周围蹲点，很多新闻都是由公众提供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全方位新闻。我跟很多工科的老师都进行过合作，工科的老师很有意思，他研究一个项目，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干什么，所以工科老师在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说不明白所研究的项目究竟有什么用途。对很多工科老师来说，他们更多地关注解决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有没有挑战性，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干什么他说不清楚。有个工科老师研究了一个扫面侦测系统，就是专门防止地铁逃票的。他找到新加坡地铁公司想让他们试用这个软件，但地铁公司说用不到这个软件，每年逃票的就没几个人，根本没必要。后来我给那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当初“9·11”的时候你看那个飞机撞大楼，为什么会看到这么一个景象呢？当时记者在那等着吗？没有，当时一个法国的电影人正在那儿拍东西，忽然看到就把这个景象拍下来了。但是可惜的是，因为只有一个摄影师，所以你只能看到一个角度的画面。将来可能同样一个事件，上百个人同时在拍，所以就需要从全方位的角度审视事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从事新闻或者媒体行业的人会大大缩减。假如说全世界有很多人在上网找新闻，就不需要那么庞大的记者队伍整天在外面去跟踪报道了。所以媒体将来可能是从“泰坦尼克号”这么大的一个舰船变成独木舟。

总之，媒体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回归公众。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媒体，即便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也会变成一个更加有民众影响力的媒体。所以，如果在座的同学们想要考虑得更为长远一点的话，不要满足于课堂中的东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嘉宾：老师您好，2014年上半年《今日头条》上市了，您怎么看这些以新闻聚合或者新闻推测为主的新的媒体形式呢？这些新的媒体形式会对我们新闻工作产生什么影响？谢谢。

郝晓鸣：根据大家的需求，现在这种媒体形式很多了。我们以前做报纸的一个难处就是说要迎合大众的口味，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适合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新的媒体方式是没错的。很多媒体公司现在都在上市，但是上市究竟好不好？首先，对于公司来说，财源多了肯定是件好事。但是上市公司对媒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的股东关心的是赚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其次，对于新闻工作来说，获得盈利相对容易了，但是压力也会很大。最后，对个人来讲，可能也有不好的地方，但好的地方是公司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待遇。像新加坡，非常赚钱的公司也是上市公司，从业人员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不一定能实现，但是公司能够给你很好的待遇。所以说关于上市好不好，我给予一个中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