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张坤

张坤

张坤，博士，现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任团中央委员、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常委、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副主席、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会长等。先后获得包括5次中国新闻奖在内的多项全国性大奖，出版《跳槽诱惑》《新财富精神》等10余部专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以新闻论文为主，其中部分论文收入《中国新闻年鉴》），曾获得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物等荣誉称号。

张坤：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成长的感受，听听成长的声音。

成长的声音无处不在。我从小一直很向往能够具备理工科背景或者素养，但是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我也只能在报社招聘的时候增加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同事。如果有理工科的背景，再增加人文修养、艺术修养，将会更有利于人生的全面发展。

成长的话题真是无处不在，可以超越我们的年龄、性别，甚至超越国界。而且我们的生活之中，几乎每个人、每件事情，或者自然界的每个景物、每朵花、每棵草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成长的启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真的倾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一个多星期前，《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经典的报道，叫《毕业论文里的母亲》。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到过纸质的《中国青年报》，但是这篇报道在网上、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很多。这篇报道和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有关系，它讲的是云南大学一位女研究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的一篇毕业论文，论文题目很专业，叫《母亲的故事：一位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论文的作者收获的不仅仅是如她导师所评价的“整个夏季最让我感动，最让我兴奋，最让我充满激情的一篇论文”，同时作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包括《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带来的很多年轻人的关注与分享，对于她本身来讲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成长。这样一篇毕业论文，对作者本人来说，对于这位25岁的女研究生来说，意味着一次成长的仪式，是她自己成长的仪式。她在这篇毕业论文的致谢中也写到，包括我们记者在采访她的时候，她也说道：“通过这二年多的时间我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宽容。”

我们常说“常回家看看”，“听听母亲的唠叨”。在座的同学可能也一样，放暑假、放寒假期间，回家会听听母亲的唠叨。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倾听过？有没有真正地倾听完？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女研究生非常认真地倾听了她母亲的点滴倾诉，包括她母亲身边的一些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倾诉。她静静地听完各种各样的倾诉后，会给他们拍张照，之后会把照片寄给这位退休的邻居大妈、大婶或者大叔。在这个过程之中，她有很深的人生感悟，她觉得自己重新活了一次。她说，人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倾听的，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去说、去讲。但是总有人想听他们的声音。

其实，我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最普通的人，来自农村也好，来自城市也好，关注他们的声音如何能够传递出来。因为他们不只代表了他们自己，他们代表了一代人，也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最基础的人群。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想一想：有没有自己真正的成长的仪式？人的生命中有两个生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出生的日子，还有一个“生日”也很重要，就是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出生的日子。当然，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听得还不够多吗？比如在这十几天的讲座中，大家每天都会听到学者发出的专业领域的声音。每天早上起来，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塞着耳机的人。地铁里面也都是这样的情景，比如我在地铁里碰到两个人在聊天，他们说了半个小时，仔细听一听你会发现，甲和乙说的内容好像在网上都看到过，也就是说，甲和乙交流的半个小时时间里，其实都是在讲他们从网上或者从电台听到的一些信息。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论文——《拒绝做信息的贩夫走卒》。什么叫“信息的贩夫走卒”呢？就是说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每天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打开网络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最残酷的就是，即便我们很想见面，但见了面之后我们还是低着头在用手机进行交流。在人和人之间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交流时你会发现，人之所以成为人，他本身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的载体，人和人的交流如果仅是信息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四道贩子的话，人也就达到了最悲哀的一种层次，变成了信息的载体。

其实，现在每天在我们身边都很真实地发生着这样一些令人悲哀的事情，包括我们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者目前也面临着这样、那样非常严峻的考验，有的人在网上发点儿信息，组织起来就是一篇稿子。这可能是全国媒体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便是像我们报社这样非常讲究专业主义的媒体，也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言辞比较尖锐的贺卫方先生在谈到当今的自媒体的时候说：“人人都在说话，好像是在交流，其实人人都无心听。没有人用心去听别人怎么说，都是在自说自话，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他这番话说得真好，人人都是一个孤岛，表面上我们是坐在一起，但是我们可能只是信息的载体，我们没有自己的信息或者说是观点，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的批判精神，所以我们往往会成为孤岛。

我还坚持偶尔发发微博，也是属于自说自话的那一类，互动交流不是太多。几天以前我还发过微博，说：“你听过花儿慢慢开放的声音么？如果没有，请你慢下来，静下来，听一听花开的声音，告诉自己生活真好，告诉自己不要等到花儿谢了，才能发现它的美丽。”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北京的污染比较严重。上海我来得不多，但是我在今年年初来上海的时候，正好赶上上海也是雾霾天。那天真的是几乎让我窒息的一天。我还感叹，上海怎么也这样让人窒息呢？在雾霾天里，人们都不会愿意去欣赏周围的一切事物。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铁栅栏，我已经观察它三年了，每年铁栅栏中间都会长出一朵花，比较像牵牛花，长得很硕大。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会观察它一会儿，听听它生长的声音，看着它生长起来，又看着它在两个月以后衰败。即便衰败，我觉得它也是美丽璀璨的，因为那朵花也许是因为我而存在、开放的，也许我是因为它而存在、开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而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可能是你人生成长过程中最好的小伙伴。我们的小伙伴不仅仅是我们的小学同学、大学同学，在你身边只要用心去寻找、去发现，就会发现有很多自己的小伙伴。

我们很容易就忽视了身边的点点滴滴，其实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能够倾听花开的声音，这是一种享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听到很多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像这位女研究生，从她的父母那儿，从她下岗的长辈那儿听到了很多他们那一代人成长的故事，同时也听到了另外一个真实的自己。

父母孕育我们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花儿开放的过程。十月怀胎，在孕育的过程中，快乐和痛苦并存。当然，在倾听花开的声音中，在倾听成长的声音中，我们也能够分享很多自己的意见，学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心灵深处最柔软的东西，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在青年的时候，还是在中年的时候，还是在老年的时候，其实每时每刻，只要我们能够触及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儿，我们就能保持最青春、最永恒的心灵。

我的老家在安徽，有一次我在徽州一个小村落里面看到一副对联，可以分享给大家，这在新闻报道中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我是带着成长的眼光去欣赏这副对联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副对联上联是“急不完的心事”，它的下联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同学们，“走不完的前程”。走不完的前程，停一停，从容步出。“从容”这个词非常好，从容的心态如行云流水，就相当于我今天和同学们分享完成长的声音之后，大家走出大礼堂，突然看到天上的一朵白云，看到旁边掉落在地上的一片树叶，突然看见路边以前没有发现的一朵小花，与它们不期而遇。当然还有不期而遇一些令你心仪、心动的情感，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出从容步出。

第二个问题，你是最真正的自己吗？

现在有一句时髦话，叫“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有没有底？我10年前采访过李开复，他是成长的榜样，偶像式的人物，当时李开复讲了很多他成长的故事，特别是他放弃去最牛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他本来是以法律专业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的，但是在他大二已经修了很多学分的时候，他突然放弃了法律专业，转入当时很冷门的计算机系。他当时说了一番让我很难忘的话，他说：“当我转入计算机系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人生只有一次，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快乐的领域或者是事情上。”这是李开复当时分享的很打动我的一段话。然后，我就请他给中国大学生写第三封信。大家可能也知道，李开复给中国大学生写的第三封信在《中国青年报》上独家发表，标题就是我给他起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最后，我还建议他出一本书，这本书市场上卖得好像还是很好的。

那些年，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今天我想把题目改一下，我想把“成功”改为“成长”，因为成功和成长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问自己，做最好的自己，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管是平凡人，还是伟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曼德拉的《与自己对话》这本书？这本书很好地诠释了他几十年在封闭的小岛上，在那个小监狱里，在那个小隔间里面，他如何与自己对话，如何去发现自己。他从监狱出来以后，能够宽恕当时监禁他的狱头，并且提拔他，这是一种伟大的宽恕精神。曼德拉去世的时候，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如果当时哪家媒体的头版没有报道曼德拉的新闻或者没有相关的评论的话，我觉得这家媒体应该是失去了一种底线了。

所以我想，与自己对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倾听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过程。我们报社也举办过一些活动，其中有一个活动叫“与世界对话”，这也是我起的名字，现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我们报社的大楼里和年轻人说：“年轻人成长一定要遵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什么叫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说自己要学会与自己对话。

做最好的自己有没有底，还可以有三个自问。我用一个网络语言，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叫“有木有”。第一个，我的底蕴有木有？

现在新一代的出国潮不可阻挡，我们怎么辩证地去看待这个现象？我想说的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这些优秀的从中国出去的人，不管是在高中阶段、大学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出国的，其实在外国人的眼里，他们评价你的标准并不是看你英语说得有多好，对美国历史了解多少，而是越来越重视你有没有中国人的底蕴，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独特的、最能够与西方人区别出来、最能够进入人类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并打动别人的东西。我们中国好不容易产生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我们说莫言其实就是一个农民，我接触过一次，没有近距离交流，反正猛然看上去就是一个睿智的农民。中国现在强大了，只有有底蕴的中国人，或者是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衬托的中国人，才有资格谦虚，没有资格的谦虚那叫谦卑。

莫言去领诺贝尔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在德国的时候，德国雨伞的尖头都是很尖锐的，就像是武器一样，据说德国雨伞的尖头要比中国雨伞的尖头长4倍。有一天当莫言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旁边的一个老太太的雨伞尖头不小心戳到他眼睛上了。老太太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当时莫言旁边的同事们就说要是能够起诉这个老太太肯定能够获得很大一笔赔偿。但是莫言就说了，当一个人无意间伤害别人的时候，其内心的痛苦不亚于被伤害的人。而且他很幽默地说，你们不要看我眼睛小——莫言的眼睛是很小的，小得几乎眯成了一条线——幸亏是我眼睛小，不然就戳到我眼珠子里面去了。所以他说眼睛小有眼睛小的好处，小眼睛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以后不要嘲笑小眼睛的人。作为一个受到伤害的人，莫言能够用宽容的、包容的胸怀去接受、去原谅别人，体现了他的底蕴，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书，读书、写书体现的是他所拥有的知识，知识不等于素养，也不等于智慧。

我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李嘉诚的专访，在《中国青年报》登过头版，配了一张照片。当时他点名要《中国青年报》采访，我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只是个编委。我采访的题目叫作《智慧比知识更重要——专访李嘉诚的成功学》。当时采访了他两个多小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和善、很睿智的老人。两个小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谈了他怎么从学徒做起。第二个阶段是他在人生的过程中不断地感谢别人，他一口气列举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中除了两个名气非常大的人外，其他都是一些非常平凡的人。最后一个阶段他和我谈《金刚经》，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金刚经》，他吟诵了几段，我感觉到李嘉诚老先生在最后是在忘我地吟诵。我当时刚接触《金刚经》不久，我就沉浸在他这种让我恍兮惚兮的感觉中了。其实，你可以把每次的新闻采访当作专业的采访，也可以把它当作学习人生的采访，它是一种彼此的分享，更多的是作为采访者的人生课。所以，每一次采访，不管是采访普通的母亲，还是下岗的退休工人，还是成长的榜样，像李开复、李嘉诚这样的一些人物，我们都把他们视为平等的。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彼此内心都有相通的最柔软的东西。这些是不会变的。李嘉诚先生在最后谈到《金刚经》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李嘉诚上个月在汕头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老先生说他无心睡眠，其实已经看透人生了，但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担忧，其中有一个担忧就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其实，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就是没有真诚恻隐，没有恻隐之心是谈不上最基本的信任的。这是底蕴有木有。

第二个，我的底气有木有？

什么叫“人的底气”？梁启超说过，学生问他为什么要上学，他说上学是为了求学问，但是求学问的目的还是为了做人，所以，上学只不过是做人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句话无论经过多少时代、风雨、岁月的洗礼，都是至理名言。

《中国青年报》在上个星期推出的头版头条讲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首推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其中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综合测试，包括增强学习认知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特别是最后一条叫理想抱负与社会责任。这个看上去比较虚，但是这个理想抱负与社会责任确确实实是在今天我们最稀缺的。李开复当时和我说的时候，引用了美国经管学院的一个经过几十年追踪的调查，他说调查发现，其实，几十年以后，真正成功的那些人是在大学期间一腔热血、充满社会责任感、充满理想的学生。我们每天都被闹铃叫醒，我们报社有位同事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被闹铃叫醒，我们是被理想叫醒。这让我不断地奋进，每当我在报社内部有点丧气失望的时候，我一想到我这么年轻的同事每天都是被“理想的闹钟”叫醒的，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追赶呢？所以我觉得做人的底气是最根本的，不管是学什么专业。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我刚才说的上海交通大学能够首推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把理想抱负和社会责任评价加进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一种创举式的行动。

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说民国时代？大家知道汪曾祺，他认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大学给他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汪曾祺说到这番话的时候，他是说，西南联大给他的是一种财富，一种气质，一种格调。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终身。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到现在让我去理解，我估计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叫“如云流水，水流云在”。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经常逃课，其实我们解读很多大师，像季羡林回忆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常逃课。逃了朱自清的课，朱自清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抓到就训斥他。逃了闻一多的课，闻一多不训斥他，反而给了他高分。他唯一不逃的是沈从文的课，一堂课都不逃，而且沈从文夫妇都对他特别好。其实他的逃课，我们说是逃课，对于汪曾祺来说，一为读书，二为喝茶。读书于他是最重要的，在他所有的逃课期间都是用来读他自己想读的一些书，而且别人是在读洋文的一些书，他是在读线装的书。当时西南联大用汽车、用马运过去很多书，他把大学图书馆里的线装书一本一本找出来。所有他的这个逃课，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逃课。我们应该看到他叛逆背后的东西。我们碰到当时考到北大的同学，现在他自己说，那时候大家都跟着他混，他经常去打篮球，看到他玩，他说他学习的时候别人不知道，看到他打篮球的时间别人都知道了，都跟着他去混了，他蒙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所以汪曾祺逃课，最终能够成为一代大家，他还是有这种底气的，他也是西南联大熏陶出来的。为什么沈从文喜欢他？有一次沈从文在路上看见汪曾祺喝酒喝醉了，就把他亲爱的学生送回家。老师把他送回家，多么美好。现在其实很难，现在不把老师送回家就不错了。当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我想他不仅对对方的成长带来巨大的影响，对老师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自问今天在大学期间有木有这种底气。

我正在让我们的记者用统计学的知识做一些调查，青年教师、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弱势的群体，待遇并不高，所以现在在大学里，其实也并不讳言，老师们稍微有点名气的，有点口才的，有点学识的，有点公共关系的，有点背景的，一般总是要到外面讲讲课、教教书、带带项目，好多时间都用在和自己的学问没有关系的地方。理工科的老师有国家项目，经费多一点，文科的经费比较少。所以，这种底气我想其中还包含有一种社会底气，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关系。

你看我们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老师现在整体的待遇与整体的生存关怀，我们对大学的定位到底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大学校长批批条子就可以解决一切，还是像我们当年的民国时期，独立的大学教授能够散发出自由的光辉，在万物面前、万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吗？即便是我们的朱清时老师，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够独立发高校文凭的这样一位探索的高校校长，但是我总觉得他还是带着一种先烈式的勇气。我对他表示敬意。

但是我相信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就像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在座的同学可能都是一些文科生，但也有些理工科背景，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报社上个星期做了一个舆情调查，世界杯期间，中国人关注反腐的热情略高于看足球的热情，说明我们的反腐力度是很大的。

第三点，底线有木有？

总体来说，就是做人的底线。古人说“取乎其下，得之下下；取乎其中，得之其下；取乎其上，得之其中”，我们现在老在说“底线”，我在报社里老是讲不要失去我们新闻人的底线，有的时候想这个要求是不是太低了一点。因为你要提底线，按照“取乎之下，得之下下”推断，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在底线之下了是吧。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种感受，作为一个内心深处向上、向善、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尽量“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而这个“中”，在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大智慧在里面，是一种“度”的把握。这样我们在内心深处问到“底线”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自己有底线、有底气、有底蕴。这是我跟同学分享的第二个自问。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成长有没有终点站？

同学们肯定说没有终点站，成长还有终点站？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叫《那些一步到位的规划》。这篇文章，我印象还是很深的。那些一步到位的规划，对大学生来讲，一毕业就买一套房子，然后找一个很好的单位，嫁一个很好的老公，最好是一步到位。现在的时间紧张，对吗？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这个“一步到位”欺骗了我们很多人，所以我们中青报也是连续两年批判成功学。我刚才已经说了，“成功”和“成长”是不一样的概念。我想到傅聪。大家知道傅聪是个大钢琴家，他的父亲是傅雷。傅聪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和成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这辈子，在活着的时候，他的艺术作品、人文作品很畅销，他个人名利全收，非常成功。但是死了以后，或者是若干年，他就烟消云散了。但是有些人，在世的时候，默默无闻，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死后若干年，甚至一百年之后，光芒万丈，流芳百世，那叫成就。”傅聪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成就和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大钢琴家，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惑。他连续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吹掉了。他自己觉得很自卑，特别绝望。傅聪在绝望的时候，就去请教他的父亲。然后父亲把对儿子的告诫写到傅雷家书里面去了，“不要执着于自己的幻想和梦想”。所以，幻想和梦想是要有的，但是不能执着。如果执着在幻想和梦想之间，那你就被这个幻想和梦想所淹没了，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了。傅雷老先生在多年以前说的话，多么振聋发聩！然后他还举了例子开导儿子，歌德，大文学家，大文豪，人文艺术领域的大家。他说，歌德多有成就，但是他娶的妻子是一个，傅雷老先生用的词是“极庸俗”，极庸俗的女人，但是他们平平静静地生活了一辈子。傅聪看到这些他父亲的教诲，还是振作起来了。

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说同学们，特别是男同学们，要娶极庸俗的妻子。其实，人最难的还真不是去求什么伟大，因为人人内心深处都想不平凡，人人内心深处都不想甘于平凡。其实真正了不起的还真是那些能够说“我甘于平凡”的那样一些人。仔细想一想，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最难能可贵的其实还是平凡。当然，这可能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听听成长的声音。最让你快乐的，即便是足球世界杯，你看的一瞬间的快乐也很快过去了。所以我理解这种“极庸俗”，其实就是“极了不起”，能把庸俗做到极致的时候，这个人也真是了不起。就像莫言看上去极农民化，谁能知道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作家，怎么连个诺贝尔奖的边儿都沾不上？因为极庸俗里面，它有一种真诚。

所以，这种极庸俗的背后，其实它也是蕴藏着很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给我们启发。我讲“小伙伴”，我们可以把自然景物都当成我们的小伙伴，包括我们经历的一些挫折，也可以当成我们的小伙伴。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这话是谁说的呢？朴槿惠。她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

我们祖先的文化能够成就一位伟大的、也算是了不起的韩国总统，那我们自己呢？有没有真正地把它们吸收呢？我们也知道朴槿惠的经历，她本来学电子，大学期间，立志成为一位电子学家，但是她的父母，在她20多岁的时候就遇刺身亡。父亲的朋友们纷纷离去，门庭冷落，世态炎凉，一下子从天堂打入地狱，经历的挫折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站起来。她经常把这句话放在嘴边，就是“挫折是我的伙伴”，这是朴槿惠的一句话、一句名言。她还有很多名言，至理名言。她举例子说，溪流在流淌的过程中，如果有石头的时候，你会倾听到最清脆的流水的声音。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如果中间有石头的时候，你反而能听到最清脆的流水的声音。什么意思？就是遇到痛苦的石头，才能发出最美的歌唱。我觉得朴槿惠也是一位人文艺术家，用了这样一些比喻来反映自己成长的这样一些历程，把挫折当作自己的伙伴。我们前程似锦的同学们可以停一停，可以走一走，可以想一想，其实人生没有终点站。大家任何时候不要气馁，这句话不是空话。

最后我送同学们两句话。第一句话，我就用林徽因的句子吧，“你是一束一束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还有一句话是我的话，“你们正在四月天，倾听成长的声音，奋发努力吧，一定会收获整个金色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