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刘庆生

刘庆生

刘庆生，中央电视台上海记者站站长，《焦点访谈》原制片人，新闻中心首席出镜记者。参与了近年来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进过地震灾区北川、玉树，到过日本福岛、仙台。在《焦点访谈》工作12年，一直活跃在新闻一线。主要作品有《西安宝马彩票案调查》《广东走私冻肉调查》《天津贷款道路通行费调查》等。

刘庆生：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本书里用大量篇幅解释新闻的深度，这也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新闻报道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需要深度。

《焦点访谈》作为一个栏目，20年了，形式不变，内容不变，选题不变，表达方式不变，它的收视率不如从前是肯定的。这里面有我们自身的问题，因为栏目一直没有改变，但是真的改了，它也就不是原来的《焦点访谈》了。现在，由于《焦点访谈》的首播时间比较晚，为了抢时效，我们很多节目都不放在《焦点访谈》里播出，这对栏目的影响很大。另外，传播渠道网络化之后，信息传播更倾向于碎片化传播，这对于像《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这样以专栏或者以专题为形式的栏目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两方面原因是不是就说明新闻不需要深度了？

这两年，至少从我个人的从业感受来说，有深度的节目的确越来越少，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也越来越少。在新的传播方式下，或者说在新的需求之下，媒体人并没有找到良好的新闻生产运作模式。“新”和“深度”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一方面追求速度，一方面要求深度报道，很难做到。久而久之，为了追求速度就会损失一定的报道深度，而报道深度受损后，自然会带来影响力的衰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是深度节目，深度节目应该怎么做，以及做深度节目有多么令人愉快。

我离开《焦点访谈》那一年，我们组里有一个获得了2011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叫《假酒真相》。这个节目讲的是市面上的红酒一瓶只要5元钱，而且是在北京的终端市场出售。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追根溯源做了这一期节目，把整个假酒行业的黑幕、链条揭示得一清二楚。

在舆论监督节目里，揭黑（即揭露一个行业的黑幕）是一种很重要的节目类型。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揭黑节目都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节目类型，因为行业黑幕往往不为人们所了解。《假酒真相》这期节目就是典型的行业揭黑节目，并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在节目中，假酒现象，假酒厂在哪儿，酒精和水是怎么勾兑的，假酒的配方从哪儿来的，假酒的配料从哪儿来的，假的印刷品从哪儿来的，全都说得一清二楚。但其实这期节目并没有揭示另外一个问题，昌黎是国家级红酒生产基地，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形成这么一个假酒生产链条？当地政府到底有什么责任？于是在第一期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我和十几个同事又到昌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做了第二期节目。行业的黑幕揭起来很困难，行业黑幕背后一定存在监管问题，但是以记者的一己之力去揭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对于记者来说，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面对人脉的劣势、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不知道事件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调查时间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一两个月，甚至连续一两年一直关注一个问题直到把它揭露出来的情况也有，这要求记者具有一定的定力。在现在这种新闻环境中，如果不加区别地要求记者采取碎片化的传播模式进行节目采编制作就会存在很大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记者？即使在20年前，《焦点访谈》栏目也就30个记者，央视新闻评论部调查类记者可能不超过100人，整个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有3000人，真正做调查的记者也就100人左右。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记者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进行定位，对制作的节目有所把握。

对于很多人提到的“新闻无学”的观点，我也部分认同。在《焦点访谈》工作多年，我有了更深的感受。《焦点访谈》最锻炼记者以下几方面能力。第一，是抓重点的能力。新闻现场纷繁复杂，记者在现场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哪些信息是重点或者有可能是重点，这就需要记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可能靠天生，必须得靠大量后天的训练，有时候甚至就靠一种感觉。第二，是学习的能力。做深度报道，特别是调查类报道时，你会感觉知识越来越不够用，要迅速补充相关知识，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就是学习的能力。比如做与粮食有关的节目就必须了解我国的粮食政策，做与红酒有关的节目就必须了解这个行业的大概情况，所以记者要学的知识是很庞杂的，必须结合新闻第一落脚点迅速地抓住重点学习。第三，是归纳和分析的能力。报道重点从何而来？学习得来的这些知识应该如何运用？这就要求记者具备归纳和分析的能力。在材料的组织方面，如何组织资料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引导节目的走向。

除了以上这三种能力，其实，记者还需要具备质疑的能力。质疑的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质疑别人，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使节目更中立、更中肯、更客观而质疑自己。没有谁不经训练就会主动质疑自己，这是我的体会，也是我在《焦点访谈》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的一个体会。任何一个人干一件事儿或者看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对自己有利的一方面，没有谁或者说很少有人会主动地质疑自己，所以我把它当作一种能力提出来。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记者光质疑别人而不质疑自己往往是做不成节目的，因为你只想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从来不想困难和问题。现在网络上的很多言论是经不起质疑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对事实的陈述。所谓的观点夹杂着很多情绪，而不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的思考。真正的调查类节目或者记者，提出问题就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希望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越来越乱。我们现在大量的东西都在为骂而骂，骂完了又能怎么样？你的建设意义在哪儿？以前《焦点访谈》就提出：我们不是要破坏，而是要建设。记者不是简单的为了提问题而提出问题，而是提的问题能提到要点上，提的问题要尽量能想办法解决，这是我们的初衷。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尊重事实和注重平衡。不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考虑行业的实际情况，过高地提出一些标准，站到道德的制高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焦点访谈》在过去那么多年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它以事实为基础，逐步推动事情发展。所以，质疑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质疑不是谩骂，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要肩负责任去说一些话，要承受压力去说一些话，同时，要学会先质疑自己说得对不对，想明白了再去说。

我把以上几点归结为调查类节目对记者的几方面训练，缺乏以上的任何一方面都做不好调查类节目，但是做好了确实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焦点访谈》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西安宝马彩票案调查》，《焦点访谈》是在事发之后快一个月才开始调查这个事件的，我们进入新闻现场的时候已经不占优势了。西安宝马彩票案起因于一个叫刘亮的16岁保安抽中了一辆宝马，结果被告知是假的，然后又说是真的，后来又说是假的。一开始真假难辨的时候《焦点访谈》并没有介入，后来《华商报》的一个记者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查了另外几个获奖者，发现所有人的身份证全是假的。《焦点访谈》正是在这个时候介入此事件做了一系列节目，总共8期，围绕同一新闻事件持续报道这么多期，这在《焦点访谈》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但是调查结果是刚开始采访时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有关此事件的第一个节目我们比别的媒体做得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案件背后的监管问题揭露出来了，而且我们采访到的所有的人都没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有几个问题能非常清楚地揭示他们监管的缺失。接下来我们又做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对于整个西安宝马彩票案进展的推动是非常大的，它改变了整个案件的走向。这期节目最终导致以下几个结果：第一，体育彩票的即开型抽奖从此以后取消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制度有了极大改变；第二，负责当时调研的司法部领导也曾说，《焦点访谈》这期节目直接推动了《公证法》的出台。这就是一个好节目和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对于社会真正的推动，它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不光是为了揭露问题，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其价值在哪里？是每天发些新闻通稿，还是一年做几个像这样的节目。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自己这些年做了几个像这样的节目。那么，这样的节目是通过电视播出，还是通过网络推送，难道还存在什么问题吗？这样的节目放在网上也绝对是很好的节目，10年前这样的节目是好节目，现在同样也是。所以传播手段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在影响新闻业态，但是好的内容是永远需要的，好的记者是永远需要的，关键是记者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点最重要。我做这些节目不仅仅是走过了很多地方，更重要的是节目起到的作用，体育彩票的监管方式因为我们的节目发生了改变，《公证法》的出台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出入境管理部门对于进口冻肉的监管模式因为我们的节目进行了两次修改。今天时间比较紧，没有给大家看《走私冻肉调查》，这两个节目是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官员的行业教育片和警示片。我拍到了走私的全过程，拍到了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员不作为的全过程。我们连续做了两期节目，对于地方的这些行政行为予以有力的监督。

好的节目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好的记者也一样。好的节目一定要对社会有推动，好的记者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我经常听到性价比高不高的讨论，当记者性价比不高，而且特别低。但是，话说回来，记者的性价比又特别高，这得看这个性价比的“价”是指什么，如果仅仅是金钱，那么记者的性价比很低，如果是荣誉和别人无法复制的影响力，那么记者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关键这个“价”你得自己评估，谁也帮不了你。你把目标定在100分，你尽己所能一般可以达到80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60分，那么即使你完全达到，你也就只拿了60分。但你定了100分，自己的确会很累，可年轻的时候不就是为了累吗？等到我这把年纪再去累，那就累不动了。年轻的时候不累，到了40岁更累。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神采飞扬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最应该讲究理想的时候，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回去看看《点燃理想的日子》。

理想不是挂在嘴上的，理想是要有一个助燃剂把它点燃的，去燃烧自己。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很多人说过我脾气不是特别好，可能很多人就说我，但我的整体状况就这样。我可能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你把我捏在手里觉得特硌手，但是我特别不愿意被砂纸打磨，我不喜欢，因为那是人工的。如果你把我扔到岁月的河流里面让我去磕磕碰碰，我可能磕成几块了，但是最终一定是相对比较圆滑的。磕碰完，被梳理完之后，那个核心还是我自己，而不是谁把我改造的，我至今还是这样。我特别强调保持一颗比较年轻的心或者年轻的心态。人要有理想，特别做新闻的人一定要有。有人会有抱怨，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会有，包括我也有，所有人都会有抱怨，只是看让抱怨更多地占据你的全部，还是让抱怨在你的理想面前让步。你能不能坚持一下？我比较欣慰的是我现在比较坚持，以我这个年纪说起节目来还能神采飞扬的不多，但是你要真正坚持下来了它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嘉宾：老师您好，请问：为什么《焦点访谈》的创造性能力变弱了，没有前瞻性了？另外，之前老师讲到“追新”，请问：可不可以创造新闻点而不是追求新闻点？

刘庆生：你的问题质量比较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为什么没有前瞻性了？因为人没有前瞻性了，节目是靠人做出来的，人没有前瞻性的时候，栏目自然也就缺乏前瞻性。那么，人为什么没有前瞻性了？这跟人员结构有关，再往下说跟我们用工有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去想方设法或者无所顾忌地选人了。这些年来媒体行业已经不是最吸引高端人才的一个行业了，很多好的人才都走了，根本不会往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里面汇集。我们现在还在用理想来激励大家，这是非常需要的，但人也是很现实的，你的资金也好，你的人才也好，都一定是往最活跃的地方流动。

你说很前瞻的时候，当年最前卫的就是评论部，整个中央电视台最权威的也是评论部，评论部可以说是当年中国新闻的一面旗帜，而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面旗帜。为什么现在评论部显得这么老气横秋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整个媒体已经不再吸引人了。评论部是怎么构成的，大家去看看孙玉胜的那本书，评论部吸引的全是一帮熟手，全是一帮业内的精英。白岩松是《中国广播报》的，崔永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是新华社的，我们《焦点访谈》四个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记者。在当年那种环境下，它有一个内容生产上的高地，吸引了一帮很牛的人来，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那时的财务制度非常灵活。孙玉胜的书也写道：让你自己拉广告，自己办这个节目。它突然就变成了中央电视台最有钱的地方，变成全国新闻界经费最充足、待遇最好的地方。有好的平台，又有好的收入，当然你来了以后就得好好做事，否则对不起这份工作。所以在这样一种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来干这个事，来的都是最牛的人，而且淘汰率很高。

我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是1999年，进去的时候是25岁，我之前提到的人在30岁以下的几乎没有，因为像刚才这些节目，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基本干不了。我们办公室每天都有新人出现，每天都有人走，轮换得非常快，三个节目干不下来，走人，三个节目干下来，行，留下再看一看。所以，选拔人才的机制非常灵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规范的，用工制度不规范，财务制度不规范，各种不规范，但是这种不规范里面它的机制又非常灵活。为什么我们找不出一种既规范又灵活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现在中央电视台非常规范了，但的确就出现了你所说的没有前瞻性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纵观我们中国媒体，这10年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这个背后又是怎样的情况？改革开放以后，全中国都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一个全社会思想开放的年代。大家会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但不像现在以骂为主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骂是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发自内心地唯愿其好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在很多讲座上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特别不理解，难道网络就代表着谩骂，为什么传播方式转变以后就以骂为主，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当年民众之间的争论也很厉害，特别有名的如关于北大墙、西单的民主墙的争论，这里面也有政见不同者，但是整体上大家是愿意去讨论这些问题的，经过改革开放大家是愿意思想得到解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能够大踏步地往前走，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的。

大家回想一下20年前，那时候的舆论环境应该是收紧的，但是我们有这样一批节目出来，现在网络上什么话都敢说了，但是我们好像越来越缺乏这种很新鲜的节目，为什么？原因是非常多的。为什么没有前瞻性？我觉得有社会的原因，有我们现在体制的原因，当然最终社会就这样了，体制就这样了，关键是我们的从业人员对自己有没有要求，有没有追求，我们能不能天天想着节目，心无旁骛，能不能多想一下社会问题，能不能保持这样一种初衷继续秉承自己的理想。其实，现在我们这么说很苍白，说这个话一年比一年更苍白。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寝室都谈些什么，我们当年的卧谈会就是谈理想。我不知道现在大学里面的气氛是什么样的，毕竟20年过去了，肯定跟我们当时有很大的不同。

嘉宾：老师您好，现在整个新闻行业调查记者的发展现状并不是特别好。国外的模式是给一笔基金做新闻报道，国内是否可以借鉴，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法？

刘庆生：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新闻调查类记者，我觉得自己生存状态挺好的。《焦点访谈》现在还有100多人，新闻栏目40多人，加起来有140多人了。我们还有一个栏目叫《每周质量报告》，它的记者算调查类，有三四十个人。另外还有个栏目叫《法治在线》，也有三四十个人。这些加起来已经200多人了。还有经济部，包括评论部其他的栏目，以及你们看到的很多节目，包括中央电视台上海记者站，我手下的记者都是调查记者。调查记者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像我说的相对于调查记者之外的记者是指拿通稿的记者。我只是说不要做拿通稿的记者，而要多做调查类记者。调查是记者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技能，只是看你调查什么而已，调查一个经济现象也叫调查。正面节目也需要用调查的方式，比如说这家医院好，你夸它好也要调查下它怎么好，是不是真的好，我得质疑它。你说好，那我给挑挑刺儿，这也是一种调查方法。调查只是一种方法。

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新闻观，有些人的新闻观我不认为完全是好的，我们就不说好坏对错了，或者说有些人的新闻观我是不欣赏的。我坚持的一点是我们做节目要遵循几个原则，这是《焦点访谈》一直秉承的几个原则。

第一，推动的原则。推动意味着要建设，不要破坏，要帮忙，不要添乱，推动意味着不是为了骂而做节目，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实施你的职业行为，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去做节目，不是为了博眼球去做节目，而是真的为了推动事情进展，而且这种推动再深一步，可以说不是为了解决个别人的利益问题，而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存在个体和行业的区别，不是说他是我朋友，我就帮他把事儿给解决了，而是我要通过这个节目推动行业的进步，推动法制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有十分说八分，这是我们一直秉承的原则。有十分说八分是指什么呢？不是说有一丁点儿错，这个人就完全不好了。有十分说八分代表着你的一份善意，代表着你不是为了挑刺儿而调查，代表着你做调查节目的时候心理一定不是阴暗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成天跟阴暗打交道的人，自己本身心理就特别阴暗。这个道理非常好理解，不需要我解释，做节目时间长了，几乎所有人在你眼里都是坏人，你要是本着挑刺儿的心态去做调查，最终你自己心理是阴暗的。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有十分说八分，其实只是要自己秉承一个态度，你是善意的，我们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而不是要搞垮谁，不是批斗式地去做节目。我们所有节目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观点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对事儿不对人，只是用这个例子来揭示一类问题，这类问题要引起大家的关注，要大家共同努力解决这类问题，而不是针对人。现在的报道也都秉承着这些原则吗？我不认为它们秉承了，但是《焦点访谈》在尽量秉承着这样的原则来做调查类报道。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调查是每一个记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记者的一个最基本技能就是调查。你不调查，把信息梳理出重点，融会贯通，你凭什么拿出新闻通稿来？所以调查报道狭义来说可能理解为舆论监督报道，广义来说所有的报道都是调查报道，所有的报道都要经过你的手，经过你的过滤才传给别人，一个不过滤信息的记者是假记者。我经常说假记者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一种是拿着记者证的假记者，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厘清这几个原则，你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状态在于自己如何运作。什么叫运作？你要非常清楚地认清我们的国情和社会状况。当年，在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单位，能够有这样一个节目，能够现在还活着，不论它好不好，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先生存后发展”，这是你生存的地方，生存的现状就是这样。第一步，你得生存下去，第二步你还得推动它。这就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在这样一种现状下我要生存，我随波逐流，不惹麻烦，看不惯就忍着，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什么都看不惯，讨厌现状，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但是你讨厌了、你烦了，它就因你而改变了吗？其实你做节目时间越长你就越会知道，不管到哪儿，只要有人、有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是完美的，美国就完美吗？不可能，美国也有新闻管制。先适应下来，不是让你百分之百地接受，人云亦云，全盘接受，你要带着脑子去看，但是至少知道我要先生存下来。遇到一件事，尽量解决一件事，抓住一个点，尽量往前推，尽量往前走。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在有些事情上还真有自己的一点点贡献，那我对这个社会就是有贡献的。我们要先生存再发展，从一点一滴往前推，从一个个具体的节目往前推，一个个节目真正有价值却又在夹缝中，人活着肯定都在夹缝中，这么多夹缝，这么多限制，这么多不公，你就要寻找这些夹缝，把它撬开，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若干次，撬动一点是一点，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这样进步的。新中国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个文明、富强、先进的国家也会遇到一大堆问题，大到国家，小到个体，不都是这样吗？不可能有所谓的理想状态，所以我特别不赞成的是谩骂。先把自己灭了或者说让自己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让自己特别格格不入，其实最后你什么作用都起不了，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