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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新媒介的威力：“正是社会变迁网络的这种去中心化的微妙特征，使得我们很难认识和分辨各种日新月异的认同规划。由于我们的历史眼光已经习惯于看到社会变革的整齐的军营、鲜艳的旗帜和高挂的檄文，因此，当我们面对由远离权力衙门的、形式多样的网络所推动的符码变化的漫天烽火的时候，我们就手足无措了。正是在这些社会的后巷，即在另类的电子网络或者在共同抗拒的基层网络，我才看到了一个由认同的力量在历史的战场所应得到的新社会，开始崭露头角。”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意识形态转型的节点。研究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构建的历史方位、外部环境和面临困境，思考求索新媒介情境下意识形态的构建规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及国家形象等主要文化要素，面对来自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扭曲，能够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也包括在国际上享有高度一致的合法性认同。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自己的权力以规范社会公民的各种活动，把自己的统治意志、发展目标转化为统治地位稳固、社会秩序安定的现实。现代化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国家现代化是包括观念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等全方位的变革，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体制的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
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目的一致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执政者的政治管理过程，最终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与稳定；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主流意识形态是执政者在对现存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认识和概括的基础上，提出并要求社会成员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作为现实社会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的思想产物，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借助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其建构的权威性、合法性、合理性和安全稳定性，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功能趋同性。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是否安全稳固具有决定作用。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主流”，除自身具备的基本要素之外，借助政权力量的大力推行不可或缺。主流意识形态“统领”地位的稳固，一靠媒介来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说服，达成社会各阶层对社会政治的认同；二靠执政者借助政治权力的行使，通过国家治理来确保全社会的认同。
“如期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需要按目标一致法量化检验国家治理绩效。国家治理就是执政者把自己的统治意志、发展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国家能力。”
意识形态构建事关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今，新媒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正从新媒介大国走向新媒介强国。“媒介即意识形态”，在大众传播因为新媒介的社会化运用，升级为“大众自我传播”或者“公众传播”时，只有运用新媒介思维，才能发现和总结新媒介情境下意识形态构建的规律，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