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喀尔喀地区的书吏培养体系可追溯到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或更早，一直延续到清朝瓦解，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众多书吏，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从制度上看， 它是个没有身份限制， 而且是以公共费用运营的教育机构， 可定性为官府教育机构。这一制度或机构的存在， 使更多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官府教育体制， 甚至供职于官府的各级行政机构。这在贵族世袭罔替， 而且不实施科举制度的蒙古社会， 成为平民少有的仕途之一， 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众所周知， 以游牧文化为基础的蒙古地区， 外蒙古的大部分官署衙门都随季节迁徙。这个书吏培养体系在不断迁移的官署中得以形成， 并且发展， 甚至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 它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延伸与扩展， 正是游牧社会教育的特征之一， 也是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