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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3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将拨款450亿人民币，来推动中国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项目。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1月30日发表尼古拉斯·伯克林（Nicholas Bequelin）的评论《中国的新宣传机器》，大肆攻击中国的“外宣”战略，认为中国媒体近年来虽有许多改善，尤其是地方媒体和网络媒体，甚至包括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在揭露社会问题方面有许多突破，但他们的节目并未进入外宣，中国媒体根本上依然是党的喉舌。作者结论说：“有说服力的软实力必须要有自由、无偏见的媒体，提供信息而非误导受众。”
值得一提的是，设在香港的媒体如《凤凰周刊》以封面文章《北京扩张外宣版图，改善中国形象：中共四百五十亿争夺话语权》，尚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大外宣”。其实该新闻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2009年1月4日至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重申了“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要求。至于450亿元人民币国际公关的消息，是否来自会上则语焉不详。这个消息先在互联网上发布，并由设立在香港的、拥有强力的国家背景的凤凰媒体来广泛宣传。
西方媒体的反应强烈而一致。直到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纽约时报》还由同一位记者于2009年10月5日发布题为《中国渴望形成自己的媒体王国》的消息，以上海文广集团与国际媒体大腕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的新合作计划为新闻点，再度提起这一话题。
总之，围绕着中国“外宣”新战略的信息流向环圈，我们可以探究诸多层面的意义。本文开始对此作一个“政治解释学”或现象学阐释，是要说明中国的软实力和文化的国际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在一个全球电子传媒文化环境中展开的。全球传媒文化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由于全球传播的高速度、高效率、高覆盖、高穿透力，任何中国公共行为和事件都是全球传媒行为、全球传媒事件。中国文化是全球传媒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全球传媒文化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化无可避免地体现了这些矛盾与冲突。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念与中国的传媒实践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反之，作为“冷战”的产物，西方传媒鼓吹的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也是命乖运舛。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尤其体现在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中。中国传媒内部也是风起云涌，不过纷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与市场领域。娱乐为主导的中国传媒尤其是电视，为争夺中国巨大的观众市场白热化剧烈竞争，而中国观众对于无休止而又日趋同质化的娱乐节目也越来越挑剔。另外，以高雅文化卫道士自居的多数知识精英跟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日趋剥离。当然也有一批知识分子从象牙塔里脱颖而出，成为传媒流行文化的新宠。曾经是阳春白雪的中国文学和历史教授如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通过央视百家讲坛的渠道，成为传媒文化明星，与来自港台的歌星影星、“超女”、“快女”选出的新秀一样，成为流行文化偶像。
在知识精英与流行文化的争夺中，国家体制牢牢控制宣传的大方向，不受干扰。中国媒体在体制上是国有的事业单位，应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不过在经营上，中国媒体却完全采用了提供私人产品、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模式。媒体这一既是喉舌又是钱柜的品质，造成了重重矛盾，在以提供公共信息、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闻报道方面尤为突出。如何既能满足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又能实现商业赢利目标？中国媒体始终在提高收视率、发行量而谋取更大商业利益、与为社会提供更公正透明的信息和报道之间博弈。中国的互联网与西方国家的网络不同，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已经成为影响越来越大的另类新闻媒体渠道，与国家主流媒体博弈。这些不同层面、不同目的的博弈、矛盾与冲突，构成了中国传媒文化异常错综复杂的状况。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官办传媒又远远不能充分覆盖、表述中国复杂的社会现状。革命时代所诞生的意识形态在60年来为执政党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但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却使得这一革命意识形态与社会现状日益脱离，从而产生了表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化的传媒文化环境中尤为凸显，在“外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充分暴露出自身的弊端。
本文将讨论中国当代文化的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些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不吻合，这个问题涉及意识形态调整问题；第二是知识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离状态；第三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最后是在新兴的后革命文化形式与价值中，“80后”青年一代的文化导向与趋势。“80后”文化形态正日趋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关键部分，是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力量。
